第一节　崔氏武臣集团执政时期的“文运复兴”与《补闲集》的成书

崔滋(1188—1260)，初名安、宗裕，字树德，号东山叟，海州人，是高丽初著名儒学者、世称“海东孔子”崔冲之后孙。康宗年间文科及第，曾任尚州司录、国学学谕、给田都监录事等职，文豪李奎报认可其文才推荐文翰之职。后得到武臣集团信任，任正言、尚州牧使，因政绩出色擢升为殿中少监、宝文阁待制，又经忠清道按察使、全罗道按察使、国子大司成知御史台事等官至平章事、守太师门下侍郎、判吏部事。崔滋在文学上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一生写了很多诗文，但今只传其《崔文忠公家集》十卷、《补闲集》、《三都赋》一首。

高丽是崇尚文翰的王朝，政治上仿中国的唐、宋之制，科举以诗文取人，逐步形成典型的文人政治体制。到了其后半期武臣政变起，虽推翻了文人集团的统治，处置了大量傲慢文臣，但在当时的国情下它也离不开文治主义的治国模式。为治理国家，武臣政权对文人阶层实行怀柔政策，启用大量甘服自己的文人，奖赏那些具有文学之才的文士。到了高丽高宗时期，武臣中的崔瑀一派掌握政权，兼施崇文政策，重用李奎报等一批文坛老手，想以辅政和笼络人心。高丽后半期这样的客观环境，反而为文学发展预备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使文坛出现一派二度繁荣的气象。

高丽的思想文化，虽在武臣政变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处于一定的停滞不前的状态，但到了崔瑀掌权时期却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复苏气象。武臣政权的当权者们经过很长时间的执政以后发现，光靠拳头和军队是治不好国家，国家复杂而庞大的行政事务，特别是思想、教育、诸般文化的治理需要广大文士阶层的参与。于是自从崔忠献执掌朝政开始，重视对知识分子的怀柔工作，拉拢和重用一批文章之士。到了其子崔瑀执政时期，这种工作进一步成熟，从国家政策的层面吸引知识分子，受到了良好的实际效果。对当时崔瑀这方面的措施，《高丽史·列传》卷第十五记录道:

崔怡品题朝士，以文吏俱优者为第一，文而不能吏为次之，吏而不能文又次之，文吏俱不能为下。皆手疏屏风，每当诠注辄考之，滋名在下，故十年不调。滋尝作《虞美人草歌》、《水精杯诗》，李奎报见而奇之。后怡谓奎报曰:“谁可继公典文翰者?”曰:“有学谕崔安者、及第金坵其次也。”时李需、李百顺、河千旦、李咸、任景肃，皆有文名。欲试其才，令制书表，使李奎报第之。凡十选，滋五魁五副。怡欲试吏才，授给田都监录事，亦敏而勤。

这里的崔怡，就是上述的崔瑀，因为高宗末年他把名字改为怡。记录显示，崔怡执政时期的高丽王朝对使用知识分子已经有自己的一套考核方法，而其中文学水平和行政能力俱佳的人放在第一位。通过一段考核之后，崔滋“五魁五副”，力拔头魁，被考官李奎报选中，开始任中央的文翰工作。

高丽高宗时期的文坛巨擘李奎报，当时深受崔瑀集团的青睐，本人也采取与之合作的态度。为人正直的他，认为中国东北的女真人和蒙古势力正对高丽虎视眈眈，民族团结一致对外是高丽所面临的当务之急。深得崔瑀信任并在文人间具有崇高声望的他，为崔瑀举荐许多有能的文人，使其为国家效力。对当时自己和李奎报相认识，并受他知遇的过程，他在《补闲集》卷中里记录道:“及第金台臣和许彦国《虞美人》草歌，为贽于文顺公。时李史馆允甫往谒公，公出示之。史馆借其卷子来。予于史馆家见其诗，即和进七首，史馆传示公。公许可，特裁长书，遣翰林何千旦赍志书报云:‘此诗韵强，凡作者颇艰于和。观君之作辞意绝妙，虽使李杜作之，无以复加也。’又投长篇，褒奖大过。及予谢进，倒屣出迎，固留开饮，尽出文稿示之曰:‘深愧相知之晚也。昔全履之能文，时人不识，我独知之。今见君貌，不知有逸才，是真隐德人也。’后数年，公除国子祭酒，予为学谕。一日因公事坐厅事，曰:‘日者宴庾谏议宅，走笔赋《水精杯》词，人皆见和，君独不和何也?’予惊惶承命，即和成七首奉呈，公称叹不已。传示于诰院曰:‘此诗非今世人作也。’其宠劝后进如此。”根据这一记录可知，与李奎报的偶遇看似契机，但实际上崔滋被发现和登用决不偶然。其间不但潜藏着崔氏武臣政权的尚文、重文臣政策之惠泽，也有当时文坛品藻文学之才、喜交游的文学风气。

崔滋无疑是这种政策和风气所历练出来的文学之才，也是因此而走上官路，从而崭露头角直至成名的著名人物。通过其他文人认识崔滋，并经过御前考核和唱和酬答，发现他是一位真正的文学之才时，李奎报禁不住兴奋之情。崔滋比他小20岁，但为人老成稳健，才华出众，能写一手好诗文，这正符合李奎报所觅寻的后起之秀标准。因为之前晋阳侯崔怡(瑀)令他寻荐有文学之才的文士，来继承文翰之职。他深知由于金完颜余种和蒙古势力虎视眈眈高丽，加上国内各种矛盾重重，国家正需要贤能之才分担国愁。在此之际，当遇见并知道崔滋是品学兼优的出色人才时，李奎报兴奋不已，很快就写下一首诗，表达自己当时的心情。他此时所写的《大学韩大博昌绥，尹学正复圭，崔学谕宗裕，皇甫学谕管见和复用前韵各答》诗作中的《崔学谕》一片中写曰:

先生诗韵鸣词林，我愧晚知双颊赤。纵前歌唱不堪夸，虚作寒虫号露夕。大巫已夺小巫气，巧妇应欺拙妇织。一见清诗似觌颜，不须更待瑶林色。眼前虽未见雕虎，十里清风随啸激。贶重如承白璧双，价抬足敌黄金百。君才合把演纶手，快倒江湖供砚滴。胡为尚作广文寒，无毡可坐座上客。为君谁作倾国媒，便令选在君王侧。

总题目中的“崔学谕宗裕”，指的就是崔滋。在诗中，李奎报以满腔热情夸赞崔滋的为人和诗文之才，“一见清诗似觌颜，不须更待瑶林色”，说自己和崔滋如同小巫见大巫，夸崔滋超越自己，恨相识之晚。根据记载，李奎报物色人才在高宗二十一年前后，其时李奎报年事已高曾多次提出致仕，因国事之需朝廷都未给予批准，最后没办法想批准，但朝廷文翰之领袖人物尚无合适人选。权臣崔怡(瑀)曾多次问李奎报，有无合适的继任人选，最后李奎报全力推荐崔滋，直至朝廷接受。“胡为尚作广文寒，无毡可坐座上客”，有了崔滋，自己没有必要继续以老充位。说的就是崔滋比自己强，有了崔滋自己可以放心地全身而退。“为君谁作倾国媒，便令选在君王侧”，推荐崔滋就是为国王作“倾国媒”，荐他到国王侧近辅佐，就是自己不可推御的责任。可见，李奎报是多么地高视、尊重和信任崔滋。

《补闲集》的诞生，就是在这样一个偶然和必然的契机中实现。说它偶然，如果没有李奎报的举荐，就没有崔滋与崔怡的见面，再如果没有此二人的相识，也就不会有像《补闲集》这样一个杰出的诗话著作问世。因为此《补闲集》的问世，与崔怡有密切相关。崔怡继承其父崔忠献之位出任权臣之职后，实行缓解社会矛盾之策，并在自宅中设“政房”和“书房”，以加强对朝政的控制和对知识分子的怀柔工作。崔怡通过“书房”召集社会和文坛名流，招纳和登用民间寒士，想以此尽得士大夫的欢心，以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这样的结果，社会民心归附，愿意为其服务的知识分子日益增多，朝政日趋恢复正常，朝廷能够善于应对内忧外患的政治现实。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角度看，崔怡的这种欢待知识分子政策，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从高丽高宗六年(1219)崔怡上台到高宗三十六年(1249)他去世的三十年间，高丽极少发动针对文人的冤狱，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大量有能人才，文坛人才济济，名流辈出。崔怡设置“书房”经常召集文人交游，召开赛诗会，品评文学作品，观察士品，择优录用。参与中央政事不久，崔滋则成为这一“书房”的长客和上宾，深得崔怡的欢心。

崔滋的《补闲集》，就是在崔怡的特别要求下撰写出来的。崔怡不仅经常与文坛文士交游，而且还经常阅览本朝的文学作品，发表自己的品评意见。他在阅读李仁老的《破闲集》以后，发现搜罗范围不够全面，落下了许多不该落下的东西，于是他便要求崔滋将其补充续写。对《补闲集》的成书过程，崔滋有一个具体的交代，其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之前朝鲜文学乃至高丽诗学的自矜和骄傲。崔滋在《补闲集序》中写道:

然而古今诸名贤编成文集者，唯止数十家，自余名章秀句皆堙没无闻。李学士仁老略集成编，命曰《破闲》。晋阳公以其书未广，命予续补。强拾废忘之余，得近体若干联，或至于浮屠儿女辈，有一二事可以资于谈笑者，其诗虽不嘉，并录之，共一部分为三卷，而未暇雕板。今侍中上柱国崔公追述先志，访采其书，谨缮写而进。时甲寅四月日守太尉崔滋序。

文坛前贤们为我们创作出了诸多诗文作品，其内容和体裁的丰富性毫不落后于中国，如何将这些民族文学遗产永存于书册，这是一件绝非等闲可敷衍之事情。幸亏高丽武臣执政集团到了晋阳侯时代，认识到文治主义的重要性，具体管掌收集和整理民族文学遗产之事，使此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崔滋的序言显示，书名之所以命名为《补闲集》，就是因为它的写作动机在于补充前贤李仁老《破闲集》的不足或未尽之处。上古以来的朝鲜文学丰富多彩，特别是进入高丽以后文运昌盛，但对民族文学遗产的整理、出版工作远远跟不上时代需要。高丽高宗时期对前人文学成果的这种责任意识，则有力证明当时的文学后人是多么地渴望整理和出版自己本土文学遗产，使其永世传承下去。同时，这时期人们对民族文学遗产的这种使命意识，也从另一面证明他们文学批评意识的增长，以及一种新的文学思想的萌动。

《补闲集》的原名为《续破闲集》，共三卷一册，是继李仁老《破闲集》和李奎报《白云小说》以后出现的高丽时期重要的诗话著作。正如其序文所说的那样，“晋阳公以其书未广，命予续补”。这里的“晋阳公”就是当时的武臣政权执掌者崔怡，“予”就是崔滋，具体要求就是“续补”《破闲集》。因为尽管李仁老的《破闲集》，根据“古今诸名贤编成文集者，唯止数十家，自余名章秀句皆堙没无闻”，从而“略辑成编”而成。不过因是对诗话专著的第一次尝试，而且其写作目的仅仅是以供“破闲之姿”，且难免一些不足和疏漏。对自己的“续补”原则和范围等，崔滋写道“强拾废忘之余，得近体若干联，或至于浮屠儿女辈，有一二事可以资于谈笑者，其诗虽不嘉，并录之”。仔细对照《破闲集》和《补闲集》，我们可以发现后者比前者丰富得多、深刻得多，大有后来者之上的感觉。如今的我们如果将《破闲集》、《白云小说》和《补闲集》全部加起来考察，可以看到它们所网罗的范围之广、考察问题的观点之深和文学批评精神之强烈。

从著述的艺术结构上看，《补闲集》基本传承着《破闲集》的体例，全书“一部分为三”，每卷都由许多条目来构成，每条以一个一定的人物、事件、逸话来展开，但与《破闲集》不同的是，这些人物、事件、逸话都与诗歌文学为内容之前提。也就是说，崔滋的《补闲集》尽量避免叙录与诗歌文学无关的内容，整体上集中谈论有关诗歌的创作谈、品评、论说、评点、逸话、文人交游录等。这种体例有利于总结朝鲜之前的文学经验和教训，为后来者学习和探索诗歌发展规律提供了有用的经验和资料平台，从而对后世诗话的发展和文学批评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与《破闲集》和《白云小说》一起，《补闲集》为朝鲜古代文学批评增添了极其丰富的内容，也为朝鲜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做出了最实际的史实和理论角度的贡献。

对《补闲集》的撰写完成时间和出版情况，其序文为我们提供了较为准确的信息，其曰:“共一部分为三卷，而未暇雕板。今侍中上柱国崔公追述先志，访采其书，谨缮写而进。时甲寅四月日守太尉崔滋序。”这说明崔滋在完成这部书的书稿以后，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好的机会能够付梓出版，一直到崔怡之子崔沆执政时为纪念其父遗志才用官费出版。序文中所说“甲寅年”，即高丽高宗四十一年(1254)，是崔滋65岁那一年。还从“晋阳公以其书未广，命予续补”的记录来看，此书的撰写开始于崔瑀去世之前的高宗三十六年(1249)以前，出版时间在于其去世以后的崔沆执政子时期。此时的崔滋已入晚年，是其文学观已臻成熟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