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李奎报的社会审美思想

如果说高丽毅、明之际是政治大动荡、文学界遭受大洗礼的时期，那么明宗至高宗的六七十年间，则是社会趋于稳定、文学经历大转折的时期。这时期文学大转折的主要标志有三:其一，文坛逐步形成了反省和批评过去文学之风气。之前，在各代君王的重视和奖掖之下，高丽的汉文学快速发展，出现了一系列重要作家和作品，特别是到了喜文之主睿宗、仁宗、毅宗年间，格外宠爱词臣，常举行唱和酬答，把热爱文学之风推向极致。结果，这种风气滋生了诗歌只充当茶余饭后吟风弄月的享乐之具、离现实越来越远的陋习。还有，这时期的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受来自科举制度场屋习气的影响，存在过分讲究声律、对仗等形式主义的倾向。文坛存在的这些问题引起一些进步文人的注意，受到他们有力的批判，而站在这时期文学批评最前列的是以“海左七贤”派为首的一批进步文人。其二，这时期出现了以《破闲集》、《补闲集》等为代表的诗话专著。这在高丽文学史上是第一次出现的新的文体，它的出现标志着朝鲜文学批评专门形式的一种文体的产生。尽管它是在宋诗话的影响之下产生的。这不仅在文体上扩大了一个新的领域，而且在文学发展道路上增添了一个新的生力军——(正规的)文学批评。诗话的正式发足，在朝鲜文学发展史上意义非凡。其三，在总结过去的文学经验、收集和整理民族文学遗产等领域里，出现了批判时弊、张扬民族文学精神的崭新的风气。这三大主要方面的表现，不仅标志着对过去的总结和文学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始，而且也意味着朝鲜的文学批评到了高丽后半期进入了一个较为自觉的、系统的阶段。

被人们称之为“海东谪仙”的李奎报(1168—1241)，正是这样的一个时代所孕育出的文坛骄子。出生在传统官宦之家的李奎报，自幼个性独特，苦读汉学，以思维敏捷、作诗既快又工而闻名。对年轻时的学习和创作经历，他自己回顾道:

余自九龄始知读书，至今手不释卷。自《诗》、《书》、《六经》、诸子百家、史笔之文，至于幽经僻典、梵书道家之说，虽不得穷源探奥、钩索深隐，亦莫不涉猎游泳、采菁摭华，以为骋词摛藻之具。又自伏羲已来，三代、两汉、秦晋、隋唐、五代之间，君臣之得失，邦国之理乱，忠臣义士奸雄大盗成败善恶之迹，虽不得并包并括，举无遗漏，亦莫不截烦撮要，览观记诵，以为适时应用之备。其或操觚引纸，题咏风月，则虽长篇巨题多至百韵，莫不驰骋奔放，笔不停辍，虽不得排比锦绣，编列珠玉，亦不失诗人之体裁。顾自负如此，惜终与草木同腐，庶一提五寸之管，历金门，上玉堂，代言视草，作批敕训令、皇谟帝诰之词，宣畅四方，足偿平生之志，然后而已。^[1]

他的长子李需在《东国李相国集序》中道:“九岁能属文，时号奇童。稍长，经史百家、佛书道秩无不遍览，一览辄记。为诗文略不蹈古人畦径，以诗捷称。”因为有了这样的出身和才华，他幼时深受文人们的青睐和溺爱。一个例子则进一步说明他当时的知名度:李奎报“方未冠时，有吴先生世才者，世所谓名儒，平生小许可人，一见奇之，许以忘年。人或非之曰:‘先生长于李三十余年矣，何媟此顽孺子，使之骄耶?’先生曰:‘非尔辈所知也，此子非常人，后必远到矣!’”李奎报也是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文学家。这种个性伴随他文学的一生，使他的创作极具艺术个性，独立于朝鲜文学发展的巅峰。对这种作家个性，李需还记道:

少放旷，自号为白云居士，酣饮赋诗，为事人不以经济待之。无何，名振海外，独步三韩，翱翔玉堂，出入凤池，王言帝诰，高文大册，皆出一手。不十年，位至台鼎，则吴之知人信矣。何一吴先生知公远到而众莫之知也。当公之拥金紫立朝，端珠瞳雪髭，辉映人物，左右皆指之曰:“人中龙。”其奇姿伟望，不类于常者如此。自作相来屹立为正直大臣，人无间言者，然则公之初，不自检束，特谑浪玩世耳。晚年嗜读《洗心经》，穷大衍之数。古之人云:“通天地曰儒。”^[2]

如前所说，武臣乱之前的高丽王朝实行的是文人政治，文人政治施行的自然是文治主义政策，而国家的文治主义政策则决定了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特殊的地位。武臣政变以后，唯文是高的社会局面虽一度被打破，很多文学之士遭到杀戮或迫害，文学自身的发展似乎随之受挫。不过缺乏治国经验、疏于政治经纶的武臣统治者，不久就发现治理朝政不能没有文臣的参与，润泽纪纲也不可无文学的助佑。于是他们开始笼络大批文人，恢复科举制度，选拔德才兼备的新进知识分子进入官僚队伍中来，这种政策和措施到了崔忠献、崔怡父子执政时期得到进一步贯彻，一度出现了文人能臣济济于朝，文章词臣得宠朝廷的崭新局面。武臣政变之年，李奎报只有两岁，这说明他的一生主要在武臣统治时期度过。他20岁得中科举状元以后，因有些忤逆当权者，过了十年以后才在任全州管记一职，此时正是崔忠献刚刚掌权之时。从此以后他深受崔忠献、崔怡、崔瑀祖孙三代统治者的青睐和重用，晚年官至参知政事、金紫光禄大夫、守大保、门下侍郎、正堂文学、平章事、修文殿大士、监修国史、判礼部、翰林院事、太子大保等，达到了很少有人企及的高位。李奎报之所以能够受到崔氏政权如此的礼遇，靠的就是渊博的学问和杰出的文学才华。他自幼聪颖过人，稍长博览群书，具有超常的文学才能，以诗捷著称，“王公大人闻其能，邀致之请赋难状之物，令每句唱强韵，若古若律，走笔立成，风樯阵马不足况其速”^[3]。因有这样的天赋和素养，他也成为宫廷聚会和崔氏统治集团门下常客，受到喜爱和器重。但是他绝没有因得宠而自纵，即使是当代权贵，如有不道，他不顾冒犯的后果，当面提出批评。他经常因此而受到报复和打击，黑恶势力恨之股骨，说他为“无妄之狂人”。他也因此而受人谗害，流放于因瘴气人无法生活的孤岛——猬岛。李需记其流配之事道:“庚寅，以无妄流于猬岛。其时以同罪被流者三人，皆正直敢言之达官也。”特别是中年以后的他，历尽世波，接触到下层人民及其苦难的生活现状，清楚地认识到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官僚阶层的贪婪和社会思想的陈腐，对下层人民的痛苦生活给以深切的同情。同时他也看到了劳动的美丽、劳动人民的美德，懂得了为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者才是最高尚的存在的道理，他的许多诗歌因此而歌颂劳动，歌颂劳动人民，张扬其纯洁高尚的精神世界。在契丹人和女真人多次大举入侵高丽，威胁高丽国家的安宁的时候，他曾愤慨不已，以诗歌为武器谴责侵略者。在国家危难时刻，他曾因统治者的腐败无能而满腔愤懑，因受苦受难黎民百姓而痛哭流涕，因侵略者的残忍无道而给予正义的斥责，并号召国人团结一致打退侵略者。种种行迹，在东方封建社会的文人那里，是很难看得到的现象；同样，在东方古代文学的历史中，很难遇得见具有如此高尚思想境界的作家，也很难读得到具有如此深刻的思想意蕴的文学作品。

李奎报也是一位充满睿智的社会改革家和哲学思想家。他的文学世界之所以充满哲理的思考和现实的批判精神，都与这种思想的睿智和社会责任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所生活的12世纪后期和13世纪前期，是高丽王朝陷入严重内忧外患的时期。第一次掌握政权的武臣统治阶级，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兼并土地，贪污国库，使得国家经济遭受重大损失，人民生活日益艰难。武臣集团的掌权，非但没有减轻广大农民的负担，反而加重了对他们的剥削和压迫，失去土地的农民走投无路，最终走上了反抗的道路。1176年1月，朝鲜南道鸣鹤所亡伊、亡所伊领导的农民军首先举起起义的大旗，攻占州治公州，给统治阶级以沉重打击。紧接着孙清、李光领导的其他南道起义军和以赵位宠、金旦、康畜、曹忠领导的西北地区各支农民起义军也纷纷揭竿而起，向官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农民起义军最后还是被统治阶级镇压下去了。不久，农民起义的第二次高潮到来，其中势力最为强大的是庆尚北道金沙弥领导的起义军和以庆尚南道孝心为首的起义军，但这些起义军也被官军镇压。崔忠献掌权以后，实行酷政和盘剥、掠夺政策，更引起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其中以开京万积为首的奴婢起义、庆尚道晋州官私奴婢起义和密城、金海、溟州、庆州的农民起义最为著名。李奎报的晚年当高丽高宗(1214—1259)执政时期，其时高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也十分严峻。当时北方的蒙古势力迅速发展，于1211年大举进攻金国，金国不敌蒙古骑兵而溃败。此时，位于金朝属地辽东的契丹族人，趁势起兵反金，并脱离金朝统治建立“大辽水国”。1214年，金宣宗完颜珣即派大将蒲鲜万奴率40万大军讨伐“大辽水国”，但以失败而告终。处于进退两难的蒲鲜万奴举旗反金，在辽东地区建立新的“大真国”，后东迁图们江一带。蒲鲜万奴见蒙古势力强大，便依附它，攻击契丹人的“大辽水国”。中国东北形势的这种突变，势必影响到高丽。面对强大的对手，契丹人觉得势单力薄，一部分投降，大部分则东渡鸭绿江大举入侵高丽，所到之处肆意掠夺。高丽军民奋起反击，将称之为“丹贼”的契丹军赶至江东城。1218年12月，蒙古军联合东夏国军借口追击契丹人，以3万精兵进入高丽境，直扑江东城，消灭了契丹人。从此以后，蒙古人经常派使节以其皇帝和贵族的要求为借口，频繁向高丽勒索巨额钱财和贡物，如不满足，动辄以军事威胁相向。这使高丽人陷入巨大的军事压力和经济负担之中，遂产生了对蒙古人的愤慨和憎恨。1225年，来催贡的蒙古使节被“盗(人民)所杀”，两国关系由此断绝。1231年，蒙古皇帝窝阔台以此为借口派大将撒礼塔大举入侵高丽。从此以后，高丽和蒙古之间进行了长达近30年的征服和反征服的战争，在高丽军民顽强的抗击下，蒙古军不得不最终在“和议”条约上签字，并作出让步，改国王“亲朝”为太子“亲朝”。1259年3月，高丽太子倎带国书去蒙古，建立服属关系，但其皇室承认高丽的“王权”，并与之建立和平外交关系。第二年，太子倎回高丽即王位(即元宗)。面对这样的国内外形势，李奎报内心充满忧国忧民、爱国爱族的情怀，有时几天不思茶饭。作为封建时期的文人，尽管反对农民阶级起来造反，尤其是武装起义，但是另一方面，他认为“痛者哭”、“不平者则鸣”，农民百姓的这种诉求、这种表达是事出有因的，全都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和无能所造成的。在任地方官期间、获罪流放期间和一系列为官过程中，他清楚地看到了老百姓贫穷潦倒的生活惨状和各级官僚的腐败和狠毒。特别是长年的外寇入侵，给高丽整个民族和老百姓造成的破坏和困难，使他心如刀割，由于愤怒和痛楚夜不成眠，茶饭不思。作为有良知的诗人，他以笔为武器，奋起表达自己的心曲和思想，批评戕害老百姓的不合理的国家政策、法规，谴责那些贪婪无度的官僚和吏胥，挞伐一群又一群虎狼般入侵的外寇。

李奎报认为国家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是国家发展的关键。对欺压老百姓的国家政策，他给以了大胆的批评。如他在《闻国令禁农饷清酒白饭》一诗中写道:

长安豪侠家，珠贝堆如阜。舂米莹如珠，或饲马与狗。碧醪湛若油，沾洽童仆咮。是皆出于农，非乃本所受。假他手上劳，妄谓能自富。力穑奉君子，是之谓田父。赤身掩短褐，一日耕几亩。才及稻芽青，辛苦锄莨莠。假饶得千钟，徒为官家守。无何遭夺归，一介非所有。乃反掘凫茈，饥仆不自救。除却作劳时，何人饷汝厚。所要赌其力，非必爱尔口。粲粲白玉饭，澄澄绿波酒。是汝力所生，天亦不之咎。为报劝农使，国令容或谬。可矣卿与相，酒食厌腐朽。野人亦有之，每饮必醇酎。游手尚如此，农饷安可后。

腐朽的高丽政府为了种种不正当的目的，竟然禁止农民吃大米饭和用粮食酿造清酒。以国家名义颁布这样的禁令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对这种不人道的政策，李奎报表示强烈的批评之意，拿起诗笔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尽到了作为有良心文人的职责。在《后数日有作》中，他指出“反复思其理，万倍坐食者”，而且他进一步认为因“清醪与白饭，所以勤其稼”，所以“口腹任尔为，国令何由下”，“议虽出朝廷，圣恩宜可赦”。

值得注意的还有，当时的高丽王朝为了满足官僚贵族奢侈的生活需要，从高丽南方一些地区强征山茶叶，质量、数量都有严格的要求，而且摘收加工后的茶叶须由茶民直接用肩膀长途跋涉扛运到京城，这一切都在指定官吏的严厉监督下进行，其辛劳和痛苦可想而知。对此李奎报表示强烈的不满，也用诗歌进行了鞭挞。“因论花溪采茶花，官督家丁无老稚。瘴岭千重眩手收，玉京万里赪肩致。此是苍生膏与肉，脔割万人方得至……破却千枝供一啜，细思此理真害耳。知君异日到谏垣，记我诗中微有旨。焚山燎野禁税茶，唱作南民息肩始。”诗中不仅有对南方穷苦茶民的无限同情，而且还有对统治阶级腐化堕落生活的谴责。特别是诗人对高丽国家征收茶叶的残忍政策表示了强烈不满，并设法通过一些清官良宰，来取消国家征收茶叶的政策，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李奎报也是具有强烈民族感情的爱国主义诗人。如上所述，他的晚年，是在极其复杂的内忧外患的国内外环境下生活的。高宗初年，当东北的契丹残余军事势力大举入侵高丽的时候，李奎报立即拿起笔谴责契丹侵略者，号召国人同仇敌忾痛打入侵的强盗。对侵略者他表示极大的愤慨，他在《十月电》中写道:“天放骄儿毒已弥，当冬震电又奚为。翻然若向胡头击，纵曰非时可曰时。”在他看来，契丹侵略者破坏了高丽的和平生活，应该受到老天爷的惩罚，“候雁已归北，胡雏犹在南。南方朱雀窟，何不啄皆歼。”他认为要不受外寇的欺凌，须改革政治，加强国力，“我道胡雏悍，仅若好吠犬。犬也好吠人，其终完者鲜。狺狺吠高耳，高德亦何累。但益修政经，保德兼保水。”^[4]后来高丽王朝与蒙古王朝的关系恶化，变成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在英勇智慧的高丽军民的抗战面前，世称所向披靡的蒙古骑兵则束手无策，但侵略者所到之处均受严重的掠夺和蹂躏，高丽人民备受侵略的痛苦和折磨。爱国爱民的诗人李奎报，面对这严酷的现实，为朝廷出谋划策，以诗笔为武器谴责和讨伐蒙古入侵者，对国家和人民的灾难表示深切的同情和痛心。他还积极为朝廷向蒙古皇帝写出一系列外交文书和书信，两国最终达成协议，让蒙古皇帝承认高丽的完全独立，而高丽则以每年献贡纳的方式与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这在蒙古政治军事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与高丽人民的英勇抗战和以李奎报为首的一批文人的积极努力是分不开的。

李奎报生活于武臣统治时期，这是一个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异常残酷的年代。武臣集团掌握政权以后，拉帮结派，为了争权夺利不断有内讧。作为中央集权物质基础的土地收租权，逐渐集中到武臣贵族手里，原先的田柴科制度趋向紊乱。封建王室和官僚贵族不断地进行土地兼并，国王的外戚、地方土豪、佛教寺院等也纷纷扩大自己的私有土地，这样国家的公田、公民日益减少，使得国库日渐匮乏。公田、公民的减少促进了高丽中央集权的衰弱，也进一步加深了封建国家和两班官僚贵族以及封建地主对百姓的掠夺。因二、三层地租已经直不起腰的农民，还要负担名目繁多的其他附加税和徭役，如“耗米”税、“纳贡”、高利贷、“贡外徭役”等，都使农民和手工业者不堪其苦。

除了封建国家和地主进行通过租税和纳贡的剥削以外，各级官僚、吏胥们也利用各种机会中饱私囊，而且还为获取更多的利益行贿受贿，贪污腐化，加上常有的自然灾害，下层人民挣扎在生死线上。《高丽史》记录这些情况道:“户部奏，泗州(今庆尚南道泗川)是丰沛之地，前此抽减民田，属之官庄，民不堪征税，乞于州内。”^[5]对官僚统治阶级的贪污腐化，《高丽史》还记录睿宗道“今诸道州郡司牧，清廉忧恤者十无一二。慕利钓名，有伤大体。好贿营私，残害生民，流亡相继，十室九空”^[6]。通过这些记录，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国家和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是多么地残酷，各级官僚和吏胥们中饱私囊、贪污国库的情况是多么地严重。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国家官吏，李奎报对这些残酷压迫和剥削农民的酷政表示强烈的不满，对那些中饱私囊、贪污腐化的官僚和吏胥，公开表示强烈的批判和谴责。他在《闻郡守数人以赃被罪二首》中写道:“岁俭民几死，唯残骨与皮。身中余几肉，屠割欲无遗。”“君看饮河鼹，不过满其腹。问汝将几口，贪吃苍生肉。”岁逢凶年民几死，对这些只剩骨与皮的百姓，官家和守令们照样无情地盘剥，贪得无厌程度比“饮河鼹鼠”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官僚们的这种吸血鬼式的非人道的剥削行径，诗中进行了强烈的谴责。

这种非人道的盘剥和贪污、行贿行为，在当时的高丽官场和社会中是极其普遍的现象。对这种腐败现象，李奎报曾多次表示极大的愤慨和谴责，但这些现象就是腐朽的封建制度的本身产物，一个正直文人的批判和抗议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他只能在文学创作中，将自己的思想和观点，用形象的语言表达出来，想以此感化众人，同时也可以得到心理上的自我安慰。在当时，无论是朝廷还是一般的地方官衙，无论是官场还是科举考场，“遂系人脉”、“贿赂公行”，腐败达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特别是武臣政变以后，这种状况越发严重。如《高丽史》所说:“自权臣私置政房，以贿成铨法大坏，而科目取士亦从而泛滥。于是黑册之谤，粉红之诮传播一时。而高丽之业遂衰矣，其制度、节目之详，遗失殆尽。”^[7]生活于武臣统治时期的李奎报，对高丽官场和社会上的这种腐败现象，看得多了，遂成为心中的一种病痛。尽管说了也没有什么作用，但他的良知告诉他必须发表意见，提醒当权者，在未然之时要防止它。他在《舟赂说》一文中则说:

李子南渡一江，有与方舟而济者，两舟之大小同，榜人之多少均，人马之众寡几相类，而俄见其舟离去如飞，已泊彼岸。予舟犹邅回不进，问其所以，则舟中人曰:“彼有酒以饮，榜人极力荡桨。”故尔予不能无愧色，因叹息曰:“嗟乎!此区区一苇所如之间，犹以赂之之有无，其进也有疾徐先后，况宦海竞渡中，顾吾手无金，宜乎至今未沾一命也。”书以为异日观。^[8]

两条渡船，大小相同，船工相等，所乘人员数也一样，但离岸以后的速度则截然不同，一快一慢，问其缘由才知道是与赂酒有关系。赂酒者船工极力荡桨，速度快而轻便，未赂酒者速度慢而“邅回不进”，这就是当时的人心和社会风气。作者遂由舟济论及社会官场，将官场比喻为“宦海竞渡”，并对自己因不懂此道，也因为是一个手无分文的文人而不能获得一官半职大发感慨。他进一步认为，行贿受贿是高丽社会的一大毒瘤，对思想道德的败坏风气姑且不说，它是扰乱封建统治秩序的祸根之一，如果不杜绝贿赂恶习，政府的各项工作必将失去规矩和公平性，从而失去正常运转机制。李奎报对这种不良风气的厌恶之情，从其各种诗文中的字里行间历然可见，这实际上是他整个社会思想和改革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活在高丽后半期武臣执政年代的李奎报，在人生的道路上历经波折，特别是在任地方官和流放于偏远地区以后开始，认识上有了比较大的转变。在这期间，他能够真正与现实生活靠近，在与下层人民接触的过程当中，看到了他们悲惨的生活处境，也看到了许多朝廷政策的偏离和地方豪吏们的贪婪、狠毒和无耻。为了减轻地方老百姓双重、三重的沉重负担，他曾经亲自实施过公平善政，为减轻他们沉重的税收负担，他也曾经多次向国王和高丽政府提出过建议。但是一个人的力量和影响力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拿起诗笔，揭露黑暗和罪恶，抨击恶政，同情苦难中的下层人民，为封建政府出谋划策，提醒国王和朝廷提升国力、加强国防，防止外部敌人，抵御侵略，保卫江山。他的《代农夫吟二首》、《路上弃儿》、《闻国令禁农饷清酒白饭》、《后日有作》、《新谷行》、《感兴》、《东门外观稼》、《孀妪叹》、《望南家吟》、《孙翰长复和次韵寄之》等，就是他这方面的代表作。

李奎报是问题意识和历史时空意识极强的人。他对人类历史的演变规律，观察得比较清楚，所以认识问题的高度往往超乎常人。他对东方社会历史的发展分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是认为从东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来看，中国上古时期的尧、舜、禹三代是无论其制度还是施政诚意，都可成为后世之典范，因为后世各个朝代的执政者们除了一部分帝王将相之外，大部分都不是暴虐就是贪婪，或不是腐朽就是无能，没有很好地继承三代之制及其精神。一是认为从中国和朝鲜的历史发展来看，一个王朝建立以后，其初始阶段一般都比较谨慎，进行一些改革，使社会进一步发展，百姓生活得到一定的改善，甚至不乏励精图治的帝王将相，引致天下安乐的太平盛世，但是到了后世，往往怠于政治，图谋权势，贪图享乐，使官场充满争权夺利之气，不顾民生，搜刮民财，结果官逼民反，天下大乱，在农民起义的号角声中，改朝换代。历史是在这样的轮回当中不断前进，人们也是在这样的轮回之中不断繁衍生息，重复着同样的创举和错误。按照李奎报的话来讲:“自古帝王兴，征瑞纷蔚蔚。末嗣多怠荒，共绝先王祀。”在12世纪末叶和13世纪初的朝鲜封建时代，他的这种认识极具历史超越意识，对人们有着极大的教育意义。从这样的历史认识和人文精神出发，他告诫后世的君王和执政者指出:“乃知守成君，集蓼戒小毖。守位以宽仁，化民由礼义。永永传子孙，御国多年纪。”^[9]有对后代人的惩戒，有对现实中人的谆谆教导，更有对当代高丽国王和统治阶级的提醒和希望。

为了使自己这样的思想和观点具有更直接的现实教育意义，他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始终把它们当作最重要的题材，贯穿在作品之中。在中国和朝鲜历史上，有许多历史事实和现象则属于汲取教训的对象和范畴，其中如像中国的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所谓爱情故事为中心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就足以让后世借鉴和从中汲取教训。明于历史哲理的李奎报，则在《开元天宝咏史诗》中，抓住这一典型的历史事实，通过刻画唐玄宗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典型的艺术形象，表达了帝王骄奢淫逸的后果往往是以国家政权为代价，在王权和美色中，首选美色的帝王无一是善终的。四十二首具有独立意义的诗歌构成的这部组诗，涉及四十二种有关李、杨二人的历史故事，不仅内容丰富多彩，而且人物形象生动感人，艺术氛围庄重悲切，给人以极其深刻的政治训诫和人生教训。中国的历史殷鉴，也是朝鲜的历史警钟，同样中国的历史教训，也是朝鲜的历史经验。因为历史的正反面教训都可成为世界共同的遗产，任何一种历史训鉴，也都可成为世界各个民族国家共同的历史教材。从这个意义上看，李奎报从中国的历史明鉴中选取文学素材而进行创作，有其合理性，而且同样具有深刻的文学意义。他在《过延富亭》中写道:

忆昔明皇游幸日，龙舟锦缆仿江湖。劝欢仙妓回眸笑，被酒此臣倒掖扶。自古穷奢难远驭，几人怀旧发长吁。颓堤不见沧涛拍，复道浑成碧草芜。罗绮飘将云共散，笙歌换作鸟相呼。个中殷鉴分明在，莫遣遗基扫地无。

诗人告诉高丽人，当年唐明皇执政的开元、天宝年间，唐朝国运正繁荣，此时的明皇与杨贵妃相爱正当时，天天与歌妓、词臣一起相从游乐，仙妓美如花，词臣醉如泥，其状其态，享尽人间欢乐，但是好景不长，在唐明皇怠于政事期间，于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叛军一度占领北方大部和京城长安，唐明皇和朝廷群臣只能弃京避乱西蜀，在避乱西南路途中，一行人马到了陕西兴平马嵬驿时，三军不进，要求追咎“祸胎”，明皇不得不赐杨贵妃死，后三军乃进发。离开元天宝年间已有四五百年时间，国已数次改朝换代，江山已换无数春秋，但其时的情景如在眼前，其时的笙歌如在耳旁响，“个中殷鉴分明在，莫遣遗基扫地无。”从本意来讲，李奎报的这些话，分明是在说给已开始腐朽堕落的高丽统治阶级。比喻生动感人，训诫之意历然可见。他是在给高丽人心中镶嵌着历史殷鉴，谆谆教导，一片赤诚之心，将他诗歌作品的艺术高度引向新的境界。李奎报的《东明王篇》，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将这一训诫当代的主题写得更加深入感人。为什么以东明王朱蒙为题材写这部长篇叙事诗呢?对这个问题，李奎报在《东明王篇序》中指出:

世多说东明王神异之事，虽愚夫骏妇，亦颇能说其事。仆尝闻之笑曰:“先师仲尼不语怪力乱神，此实荒唐奇诡之事，非吾曹所说。”及读《魏书》、《通典》，亦载其事，然略而未详，其详内略外之意耶?越癸丑四月，得旧《三国史》，见《东明王本纪》，其神异之迹，喻世之所说者。然亦初不能信之，意以为鬼幻，及三复耽味，渐涉其源，非幻也，乃圣也；非鬼也，乃神也。况国史直笔之书，岂妄传之哉?金公富轼，重撰国史，颇略其事。意者，公以为国史矫世之书，不可以大异之事，为示于后世，而略之耶。按《唐玄宗本纪·杨贵妃传》，并无方士升天入地之事，唯诗人白乐天，恐其事沦没，作歌以志之。彼实荒淫奇诞之事，犹且咏之，以示于后。矧东明之事，非以变化神异眩惑众目，乃实创国之神迹，则此而不逑，后将何观?是用作诗以记之，欲使夫天下，知我国本圣人之都耳。

有关东明王的故事，从很早以前就在朝鲜的上层和民间广泛传播。一开始李奎报从儒家的世界观出发，认为先圣孔子也提倡“不语怪力乱神”，所以以为它是一个“荒唐奇诡之事”，不值得或不应该让儒家学者学、讲、传。后来读了中国的一些史乘和朝鲜的记录，其中大都略而不全，只有朝鲜的旧《三国史》才完整地记录了其故事全貌。不读不知道，一读就不得了。旧《三国史》中有关东明王神异的故事，比流传的更为详细，细读则丰富无比。一开始，李奎报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觉得“意以为鬼幻”，但是连读了三遍以后，“渐涉其源”，懂得了其“非幻”、“非鬼”而“神圣”的真实本质。他认为东明王朱蒙是传说中的神祇，也是高句丽的草创之君，他智勇双全、所向披靡，是千百年来天下人崇拜的民族英雄。那么，如今要重新将这位民族英雄的事迹拿出来，作为一部叙事长诗的题材，为的就是通过歌颂他，张扬朝鲜人的民族精神，向世界宣示朝鲜是圣人之乡。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矧东明之事，非以变化神异眩惑众目，乃实创国之神迹，则此而不逑，后将何观?是用作诗以记之，欲使夫天下，知我国本圣人之都耳。”据李奎报的这部长篇叙事诗，朱蒙是天帝之孙、天子解慕漱之子。其父解慕漱初从空中而下时，身乘五龙轨，从者百余人，骑鹄而随，彩云浮绕其上。下凡人间的解慕漱，朝居人世中，暮返天宫里，此时河伯的三个女儿，美如天仙，从鸭绿水中出而至熊心渊洗澡。解慕漱见三仙女，“城急生继嗣”，用马鞭一划地，立成铜墙铁壁的宫殿，引诱三仙女，“潜候同来戏”，三仙女果然蹁跹入室，频对金樽而醉，解慕漱突然而出，挽留长女柳花。时柳花之父河伯勃然大怒，派使谴责，解慕漱按礼驾龙驭到海中龙宫，欲与定亲，于是河伯提出试其才能，河伯化作鲤，解慕漱变为獭而追立捕，河伯又突然变为雉翩然而飞，解慕漱立即化神鹰而击捕，河伯再为鹿而走，解慕漱又化为豺而赶捕，最后河伯见解慕漱才干非凡，置酒燕喜纳为婿。后经过神奇而曲折的波澜，柳花生下了他们二人的孩子，“初生卵如升，观者皆惊悸”，金蛙王以为不祥，弃之马厩间，而群马避蹄不踩踏，弃之山谷中，百兽皆拥卫，金蛙王不得不让柳花养育，不久“卵终乃开，得一男生”，他就是朱蒙。刚出生的朱蒙，“未经月言语并实”，并弯弓射苍蝇，百发百中，逐渐长大，各种才能兼备。不久扶余王让朱蒙牧马，并图谋害他，朱蒙在母亲的帮助下智取宝马一匹，暗结贤友，逃离扶余国，路上历经千难万苦，到了东南形胜之地，开国定都。朱蒙遂登王位，略定君臣位，统一周边各国，建殿宇宫阙，号令天下万民，使国初具规模。朱蒙在位十九年，升天不下，其元子类利得剑继承父位，将国家进一步发展，子子孙孙绵延数百年。在这样的东明王朱蒙的故事里，有传说的因素，也有历史史实的成分，究竟各占多少比例则很难说清，但据历史文献记录，朱蒙确实是高句丽的草创之君，他的确根出扶余国，他建国创业的过程，的确是经历了千难万险。对这样的一个草创英雄，人民予以爱戴和歌颂是理所当然的，有关他的传说越传越广泛，这是历史的必然。

这样的一个草创之君、民族英雄的事迹，被传说化，传至12世纪末叶和13世纪初，遇到像李奎报这样一个杰出的诗人，不能不发生一个新的认识高度和新的奇思异想。如前所述，李奎报的时代是一个内忧不断、外患频仍的时代，这时候的高丽上下急需凝聚民心的精神支柱，需要提振民族精神和斗志。在东北亚的各种侵略势力轮番骚扰高丽边境，契丹和蒙古以大批兵力入侵高丽领土，蹂躏锦绣江山和人民生活，威胁高丽国家生存的环境，在此种情况之下，李奎报拿出民族草创英雄朱蒙，以满腔热情予以歌颂，是有明显的创作目的和时代意义的。首先，李奎报在《东明王篇》中，高调表达着高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优秀文化的独立的封建国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其次，作者一再宣示朝鲜自檀君开国以来，无论是哪一个朝代，都深受神的保佑，她的根基是不可撼动的。在这部《东明王篇》中，作者将朱蒙刻画为天神之孙、天之子解慕漱之子，是在一片神奇的氛围中诞生的神的后裔。在序和跋中，作者还把朱蒙的诞生，与东方诸多神话英雄联系在一起歌颂，从而提升其神格，宣示其尊严。如长诗一开头就写道:

元气判浑，天皇地皇氏。十三十一头，体貌多奇异。其余圣帝王，亦备载经史。女节感大星，乃生大昊挚。女枢生颛顼，亦感瑶光暐。伏羲制牲牺，燧人始钻燧。生蓂高帝祥，雨粟神农瑞。青天女娲补，洪水大禹理。黄帝将升天，胡髯龙自至。

诗中所举的都是中国上古时期的神话英雄，他们诞生之时，天体地枢也都有过一系列的祥瑞之兆，他们不是开天辟地之祖，就是人类的人文始祖；不是敢于与恶势力作斗争的部落英雄，就是勇于与自然灾害搏斗的人间斗士。李奎报在《东明王篇》的一开头就写这些上古时期中国的神话英雄，意思很明显，他是刻意要提升东明王的神格和他在历史上的作用，以张扬朝鲜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正统地位。同时，作者一是想通过这种描绘凝聚非常历史时期全民族的人心，一是将这种光荣传统展示给国内外的敌人看，想以此达到灭敌人的士气，鼓舞国人的勇气。还有，诗人写《东明王篇》的目的，应该还在于教育和训导国内统治阶级和广大各个阶层人士。李奎报的许多作品显示，他对当代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执政能力和诚意极为不满，对那些残酷压榨穷苦老百姓的恶毒政策和法规提出强烈的批评和谴责，更对那些假公济私、中饱私囊和贪污腐化的贪官污吏们表示极大的愤慨和谴责。他认为，当代统治阶级能不能施以贤明政治，是高丽王朝社稷能否长治久安的根本所在，但是国家政策出现如此大的问题和漏洞，国家政权中的各个角落和地方，都存在着如此多的贪官和污吏。国家政策上的问题和漏洞，那么多的贪官和污吏，这些现象归结到一个问题上，就是榨取老百姓的膏血来满足一切。双重甚至三重的土地租税、各色各样的苛捐杂税、各种繁重的徭役，加上各级官僚和胥吏们中饱私囊，都从可怜的老百姓那里搜刮，老百姓只能过着穷困潦倒的非人生活。难怪高丽后半期到处发生官逼民反的事件，农民起义的喊杀声此起彼伏，当权者只能惶惶度日。这是因为当代的统治阶级没有贯彻好儒家圣人“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和“民本”思想的原则，忘记了自己老祖宗开国草创阶段披荆斩棘、流血奋斗的历史和封建国家发展阶段中节俭、敬业、修身、养性的精神，是因为过于贪婪、放纵。所以在《东明王篇》中，李奎报以颇为沉重的语调指出:“太古淳朴时，灵圣难备记。后世渐浇漓，风俗例汰侈。圣人间或生，神迹少所示。”一切问题都出自于后世的“守城君”们或过于放松，或太贪婪，或过分腐朽，失去了先人的那种传统、那种精神。

很明显，李奎报上述的思想和观念，都是从儒家的治国思想和社会理想出发。而且上述的思想观念和主张表明，他分明是处于一种探索中的文人和摸索着改革出路的思想家。作为诗人，他对当时的国情和百姓命运深表忧虑，甚至平时也为此而愁悯、流涕。他在《八月五日》一诗中还云:“腐儒虽无知，流涕每呜咽。嗟非肉食徒，未掉直言舌。已矣若为陈，天阶无由谒。”作为一个朝廷官吏，“多心”的他思索了许多实际的现实问题，他在寻路，他在呼吁，“列郡残民之流移、不得土著者皆是，安集之要，当在何道?”^[10]国家和人民生活需要安定，许多不合理的旧制度需要改革，但是高丽王朝已经到了后期，诸多弊病已积重难返。当权者和一切吃国家俸禄的人必须积极努力，绝不能放弃。但是与他的意愿和努力相反，很多人不顾国家和百姓利益，无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和百姓疾苦，依然在那里你争我夺，为自身享乐弄虚作假，中饱私囊，无止境地渔肉下层百姓。他为此而叹息道:“呜呼!世之有重官丰禄者，顾自奉何如耳，鲜必以济物利人为意者。”^[11]享受国家之食禄，必须为国家出谋出力，但是有些人反而以权谋私，中饱私囊，贻害国家利益。对这些无耻之徒，国家应该大力整顿。他极力主张国家各种机制的改革，甚至认为高丽王朝的出路在于改革，不革除各种弊端和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国家很难正常发展。他说:“国政亦如此，凡事有蠹民之甚者，姑息不革，而及民败国危而后急欲变更，则其于扶越难哉!”他以“理屋”即以维修房子为喻，主张改革陈腐的统治制度，清除贪官污吏。他从儒家的政治观念出发，提出了“施德安民”的治国原则。他在《甲午年礼部试策问》中提出:“施德化，安人民。”这实际上是他的以儒家德化思想为依托提出的政治理想。儒家提出以圣人之道化民成俗，以“民为邦本”“治国平天下”，实行德治的“王道政治”。作为诗人，李奎报并没有把这些政治理想当作抽象的政治说教，而是用生动的艺术形象，将深刻的思想意蕴表现了出来，使之成为他诗歌思想艺术精髓。可以说他所希望和憧憬的这种理想，就是他文学创作的活的灵魂。特别是他通过艺术形象表达出来的这些改革思想和社会理想，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提出来，为整顿社稷，安定人民生活无疑起到了极其进步的社会作用。

应该指出的是，李奎报的这种社会思想，是基于深切的“爱民”、“爱族”的人格立场提出来的，是与他对社会罪恶深恶痛绝和对黎民百姓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绝不是那种满口仁义而实为盗贼的那种伪儒，而是一个善良正直的、心存救国济民思想的“真儒”。“爱民”思想在他那里不是抽象的信条，而是自己思想和行动的准则。他曾在《感兴》一诗中说过:“岂为我身寒，褴褛忧不缉。岂为我腹空，蔬食忧不给。”可见，他“施德安民”的政治理想，思想来源出自于儒家的民本思想，但实际上却充满了出自于其本心的，对下层劳动人民悲惨命运的深切关怀和真诚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