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高丽诗话的本土文学批评精神

高丽王朝是朝鲜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时期，科学技术与学术文化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实事求是地说，这种发展则得益于高丽人在积极学习和引进中国先进文明的基础之上，加以发挥自己的创造力。而高丽人的文学理论批评观念，就产生和活跃于高丽王朝这样的思想和文化氛围之中，因而深深地打上了高丽思想与文化的烙印。高丽诗话所体现的文学批评意识，应该说是由两大方面的重要因素来决定的，一是与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有关，二是这个特殊时代所生发出的的社会生机的一种反映，也是高丽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果实。这两大方面的重要因素，无疑作用于高丽时期文学繁荣历程和诗话体式的形成过程，使高丽的审美文化进一步走上成熟之路。

首先，高丽王朝后半期发生的两件特别重要的历史事件——蒙古军多次入侵高丽国土和1170年郑仲夫武臣叛乱，对当时的社会文化特别是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231年，蒙古太宗窝阔台亲率大军攻打金国，同时派遣撒礼塔入侵高丽。蒙古军先攻克铁州后，分兵两路，往西京和龟州方向进攻，但处处遇到高丽军民英勇抵抗，受到惨重损失，与高丽缔结和约并得到若干利益后，于次年一月撤兵。从1232年开始，蒙古把达鲁花赤派到开京和其他地区，横暴干涉高丽内政，勒索大量财物，而且越来越露骨和苛刻。高丽政府和人民担心蒙古的野心越来越大，开始抵制和反抗，于1232年7月处决西北地区的达鲁花赤。于是蒙古统治阶级以此为借口，于当年又大规模入侵高丽，当然又遇到高丽军民顽强抵抗。自1232年至1259年，蒙古军队先后六次入侵高丽，每次都遇到高丽军民英勇抗战，每次都以达成和约、盟约的形式撤军。但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形势越来越往对高丽不利的方向发展，高丽最后以蒙古藩属国的承诺屈服，成为了元朝任意摆布和宰割的对象。这些都是因为蒙古的军事力量太强大，高丽国力支持不住所造成，实际上高丽人从内心上是痛恨侵略者和外族在政治经济上的压迫和剥削。蒙古人的侵略和对高丽主权的凌辱，激起了高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激情，使他们以各种方式进行反抗和自主建设。外民族的蹂躏，使得高丽人深感民族自尊的伤害，一股反外侮、复活民族精神的潮流相继涌动。高丽人认为自己是独立的海东国家和民族，有着千年的历史文化，被野蛮的草原“北狄”民族欺侮和任意践踏，实在是没有面子。特别是朝鲜自古深受华夏文化的熏陶，世称“东方礼仪之国”，这次连年受蒙古人的入侵和蹂躏，都是因为执政者没有把国家建设好。从而与一股社会改革之风一起，复兴民族历史文化的潮流起自于朝野。这一潮流在文学界的反映，首先是用各种文学体裁大力歌颂朝鲜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化精神，同时搜集和整理自己民族文化遗产和文学传统的热潮在一大批进步文人中间兴起。高丽诗话是其中的一支，是搜集和整理民族文学运动的自然成果，李仁老的《破闲集》、崔滋的《补闲集》、李齐贤的《栎翁稗说》等诗话著述，也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陆续出现的。

其次，1170年(毅宗二十四年)郑仲夫等武臣政变，改变了往常文人主导的政治格局，导致了大部分文人下野流落的结果，这对社会批评环境的助长和文学批评风气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高丽历来实行文治主义政策，在文人政治的大环境下，文臣享有一系列特权，相比之下，武臣阶层则处于卑下的地位。文臣在朝廷飞扬跋扈，而武臣则只充当了王宫的守卫和国王和文臣游玩时的护卫，这很早开始已引起广大武臣的强烈不满，但这是高丽王朝固有的制度所然，谁都没有办法。有一次，第十八代毅宗王照例与很多文官和词臣到开京近郊的普贤院游乐，君臣正携妓饮酒、赋诗歌舞时，国王近臣乘兴打了一名护卫武臣的耳光，而且将其打倒在台阶之下。此时，愤怒的武臣在头目郑仲夫、李高、李义方等人的带动下，将在场的文臣全部杀掉，而且即刻回京杀死了五十多名文臣，废除毅宗，另立其胞弟为王，即第二十五代明宗。郑仲夫等武臣独揽大权，继而搜捕他们所仇恨的文臣，没收其家产，建立“政房”，操纵国家一切。自此，文人的地位一落千丈，很多文人四处逃命，即使是能够保住命的文臣，其处境不容乐观。其后的高丽文人有些是到处流浪，靠朋友的接济生活，有些人则向武臣政权示好，投靠其帐下，帮助其维持统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很多文人虽心中不满，但为了官路和生活，以强笑和敷衍过日子。这时期的文人有啸聚山林背对社会的，有以学问和文学创作批判现实的，有虽吃官饭而当朝批评朝政的，反正批评成为了这时期文人阶层的一大作为。当时的武臣统治阶级为了其掌权的永久化，千方百计地拉拢文人阶层，诱惑年轻士子积极参加科举考试，这样很多文人不得不承认武臣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先后参与参政议政，或踊跃参加科举考试。通过科举考试上进的欲望刺激了士人的文学热情，这种欲望和热情的泛滥，导致了形式主义和模拟主义的文学风气，一批进步文人的纠风正气的工作，则由此而展开。从而一场如何理解批判与继承、守旧和创新的论争，在文坛和文人士子之间兴起，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唯物史观和进步文学史观的学者和文学家。高丽明宗、高宗年间的李仁老、李奎报，高宗、元宗年间的崔滋，忠宣王、忠肃王、忠惠王年间的李齐贤等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李仁老，作为高丽文学革新的主要领导者，在当时和后世一直受到普遍的尊崇。在他之前，已经形成文人交游和结社集会的风气，有许多文人按学脉、嗜好、观点等关系群聚于某个场所，歌吟唱酬、交流学问、议论时政。这些文学活动和批评氛围，无疑成就了朝鲜第一部诗话文集《破闲集》的诞生，作者李仁老的名声也因此而红极一时。后来形成的高丽文学革新运动，上承之前的文学批评遗产，但实际上就是尊双明斋李仁老文学思潮的表现。继承李仁老文学批评精神的传统，成就了后来高丽文学一系列名家，李奎报、崔滋、李齐贤、李穑等诗话批评大家继李仁老之后崛起于文坛。追本溯源，后来朝鲜诗话批评都以李仁老为为宗，故“尊双明斋”亦成为朝鲜文学批评的学术宗尚之一。

李仁老自小聪颖，涉猎汉学，精通经史子集，已名气四扬。高丽毅宗二十四年郑仲夫武臣之乱时，他正在山寺中跟着僧寥一深造，故幸免于死难。可是他的家族也是世代奉儒守官，曾祖父李敖曾官至宰相，也成为了武臣横暴的对象，无奈之下，他很快剃发出家。后郑仲夫之乱有些缓和，他才还俗，于明宗十年科举状元，历官桂阳管记、翰林、直史馆、礼部员外郎、秘书监、右谏议大夫等，终因“性偏狭”“忤逆当世”而没有被当权者重用。当时武人横暴，政局混乱，很多文人采取与当权者不合作的态度，纷纷隐居山林，依托释门，以读书和诗歌逍遥于世外。当时的李仁老，身虽托在官界，心却寄于山林和风流，常以诗酒和交友度日，成为了啸聚山林的“海左七贤”(亦称“竹高七贤”)之领袖。在当时，无论是文学成就还是学界的地位，他都是当之无愧的文坛巨头，跟随者如林。他对文学有深厚的素养，喜欢结交朋友，常与人谈论创作心得，交流文学观念，教导后代，深受时人的推戴。他在《双明斋诗集序》中说道:

昔卜商序诗曰:“在心为忠，发言为诗。”杨子云亦曰:“言心声，盖心也者。”虽祭天蟠地，而常潜于寂默杳冥之间，不可以得见其形状，必托于言而后显，发于诗而后著。如金石无声物也，叩之即鸣，是以屈、宋之憀慄，陶、谢之闲淡，李、杜之俊逸，虽千百载后，读其诗，可以想见其为人。皎然无一毫遗，则求欲知古人之情状者，舍其诗，奚以哉?今我公德为一世师，位为百辟长，既纳政居里第，怡神养性，不与世交。窅然独游无何有之乡，其气也浩浩，其心也休休，则其所以发于外而声于诗者，可知也。公尝与耆老诸公，始会于双明斋，作诗以叙其事。弟大师公继之，其词雅丽而实有典刑，宜播乐府，以传于世。使后人，皆得知我公不世之高致。则虽白公七老之会，无以尚矣。仆爵与齿悬殊，不可以得列于数，而屡诣后尘，获承咳唾之音，故集其诗而序之。凡属和者，虽不诣会，皆列于左。谨序。^[1]

李仁老认为在人的社会生活中，比起其它的精神活动，诗歌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强调人的心理很复杂，如古人的祭天祈神活动，肯定有精神上的一系列目的，但是由于“常潜于寂默杳冥之间，不可以得见其形状”。此时此刻，诗歌则是最好的表达方式，心中的敬仰之意，感激之情，“必托于言而后显，发于诗而后著”。这种情形如同“金石叩之即鸣”，写出来才能够让世人知道，如中国古代楚国的屈原、宋玉之愤恨，魏晋时期的陶渊明、谢灵运之闲适之情，唐代李白、杜甫之豪放和沉郁之状，因为用诗歌的艺术形式写出来，才使千百年后人读其诗知其心，读其作品“可以想见其为人”。唐代诗僧皎然，不仅在自己的诗歌中把心中的思索如实地写出来，还撰写出《诗式》这样探索诗歌内外规律的著述，表达对诗歌极大的信赖之意。诗歌中有古人的社会史，心史，更有那审美创造史，正如李仁老所说“求欲知古人之情状者，舍其诗，奚以哉?”在这些言论中，充分体现着李仁老对诗歌审美意义的认识，也反映出他对诗歌内外在规律的深刻把握。在这一记录中，还传递着另外一些信息，即李仁老的长辈与文学界著名文人交往的情况。这里的“公”，说的可能是其增祖父李敖，李敖在当时也是一位著名诗人，而且于文坛有较高的声望，是高丽中期的诗歌团体“耆老会”的主要成员。李敖经常聚集文学界的朋友，在其别墅双明斋集会，探讨时局和文学，唱和诗歌，“作诗以叙其事”，交流思想和感情。“我公德为一世师，位为百辟长，既纳政居里第，怡神养性，不与与世交”，说明李敖在学问上德高望重，很长一段时间内隐居于乡间家中，于世隔绝，怡神养性。由于当时李仁老年纪尚小，“不可以得列于数，而屡诣后尘，获承咳唾之音”。长辈诗写得非常好，“其词雅丽而实有典刑，宜播乐府”，李仁老年长后，收集其遗作，传给后人。在这个记录中，有关“耆老会”、“白公七老之会”等叙述告诉我们，高丽中叶的文学社团活动非常活跃，而且品藻人物，品评诗歌，谈论时局，交流感情，已经成为了文人的时尚。这些记录显示，高丽后半期李仁老《破闲集》的出现决不偶然，它无疑是当时的文学繁荣、诗歌品评以及文学交流活动之必然结果。

李仁老心中充满着为本民族争光的使命感，处处为国家和民族的荣誉而想。他年轻时，曾跟随老丈人、国子监司业崔永濡，以贺正使书状官的身份去金朝执行外交任务，此时他用文学之笔惊动了金朝上下。他的庶子李世黄在《破闲集跋》中记录道:

及冰清司业崔公永濡为贺正使，以书状官预于一行。是年腊念七，行至渔阳鹅毛寺，乃禄山炼兵所也，因留诗云:“槿花相映碧山峰，卯酒初酣白玉容。舞罢霓裳犹未毕，一朝雷雨送猪龙。”入燕都，元日馆门额上，题春帖子云:“翠眉娇展街头柳，白雪香飘岭上梅。千里家园知好在，春风先自海东来。”题未几，名遍中朝。及还朝，出为桂阳书记，俄入补翰林，凡诸词疏皆出手下。厥后中朝学士遇本朝使价，则取诵前诗，问云“今为何官”不已。

金朝统治中国北方120余年，由于可知的种种原因，高丽长期与之保持正常的外交关系。在这期间，高丽使节在金朝首都以诗文扬名的应该不少，但李仁老的文学才华确实给当时的中国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李仁老认为一个文人学习“三坟五典”和诸子百家、一身诗艺干什么?不就是为了国家社稷和民族文化的繁荣服务吗?后来他与竹林高会的落魄文人密切交游，饮酒赋诗之余，还广泛讨论文学问题，为的也是文坛的健康发展和社会批评的正常进行。看似无心，实有深意，身虽在官场，而心却在山林，这就是李仁老当时的心态。

他编撰《破闲集》，决不是为了茶余饭后之闲谈消逸，而是出于一定的主客观目的。《破闲集》撰写于高丽高宗年间(1214—1259)，总三卷一册，由李仁老的庶子李世黄于元宗(1260—1274)元年三月刊行，此时离作者李仁老去世已有四十年时间。此后一直到近现代，《破闲集》出现了诸多版本，在官方和民间广为流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破闲集》的写作对象和深刻的阅读价值，李世黄在《破闲集跋》中指出:

遂收拾中外题咏可为法者，编而次之为三卷，名之曰《破闲》。又谓侪辈曰:“吾所谓闲者，盖功成名遂、悬车绿野、心无外慕者，又遁迹山林、饥食困眠者，然后其闲可得而全矣。然寓目于词，则闲之全可得而破也。若夫汩尘劳役名宦，附炎借热，东骛西驰者，一朝有失，则外貌似闲而中心汹汹，此亦闲为病者也。然寓目于此，则闲之病亦可得而医也。若然，则不犹愈于博弈之闲乎?”当时闻者皆曰:“然。”

这里的“闲”，看似指称“闲静”者，而实际上则未然。据他说“所谓闲者，盖功成名遂悬车绿野心无外慕者，又遁迹山林饥食困眠者，然后其闲可得而全”，这是一般人们所认为的“得闲之人”，但是他所意味的“闲”，不是这样的“闲”，而是这种“得闲之人”读了反而不能“得闲”的“闲”，所以才称之为“破闲之集”。他指出这本《破闲集》，专门为“夫汩尘劳役名宦，附炎借热，东骛西驰者”而写作。因为这些人“一朝有失，则外貌似闲而中心汹汹，此亦闲为病者”，这可谓是人之不幸事情之一。这样的人，“寓目于此，则闲之病亦可得而医”，与那种下棋消遣之类的游戏相比，好过千百倍。而且那些曾经受到过社会挫折，经历过人生痛苦的人，才能读懂其中的“真意”。这样就很明显，他所谓的“闲”，并没有真正“闲静”之意，而只有提醒人、教养人的含义。

而这种含义，又包含什么样的深意呢?按照李仁老自己的解释，这里头有教育人的、发人深省的和可发掘民族文化和文学精神的极其深刻的东西。李仁老尝认为“丽水之滨必有良金，金山之下岂无美玉”，也就是说朝鲜虽处于较为偏僻的海东一隅，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政治独立，经济富庶，思想与文化遗产丰富多彩，世代有人才茂出，可谓海东圣国。借助李仁老的话来说，“我本朝境接蓬瀛，自古号为神仙之国，其钟灵毓秀间生五百，现美于中国者”，海东朝鲜地接中国大陆，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和人文条件，可发展自己。这里人杰地灵，历代人才层出不穷，“名儒韵释，工于题咏，声驰异域者，代有之”。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和文学古国，有那么多的作家和作品问于世，也有那么多的流派和批评家活动于其间，如果没有象样的文学批评著作，那太可惜了。“如吾辈等，苟不收录传于后世，则堙没不传决无疑。”出于这样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他“遂收拾中外题咏可为法者，编而次之为三卷，名之曰《破闲》”。《破闲集》，是一部朝鲜诗话的开山之作，为其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崔滋(1186—1260)的《补闲集》，形式上是补充李仁老《破闲集》的诗话之著作。崔滋比李仁老小34岁，于高丽高宗四十一年(1254)作此《补闲集》，原名为《续破闲集》。《补闲集》以三卷一册为体例，“补闲”为补充《破闲集》不足之意，无论内容或形式上都体现出思想的活跃和诗歌理论批评之深化。崔滋人生的后半段，正值蒙古的多次入侵，高丽朝野和人民备受侵略战争的蹂躏，国家政治混乱，经济萎靡，人民挣扎于涂炭之中。这一切深深刺痛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崔滋的心灵，在连年不断的战乱中，他反复思考着国家和民族受人欺凌的原因。他赞同前辈李奎报有关“守成君”治国理民的观点，李奎报在《东明王篇》中曾说:“自古帝王兴，征瑞纷蔚蔚。末嗣多怠荒，共绝先王祀。乃知守成君，集蓼戒小毖。守位以宽仁，化民由礼义。永永传子孙，御国多年纪。”他也认为朝鲜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代代以圣人之志治国治民，捍卫民族尊严，但越往后有些君王荒淫误国，使国力弱化，以至于外寇任意蹂躏。基于这样的想法，他强调国君应该明达贤能，大臣要为君为国忠心耿耿，建设一个国富民强的高丽王朝。他认为在一系列强国措施中，绝不可以忽视包括文学在内的思想文化建设。从整思想文化，对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民族意识，有着极其重要的实际作用。他进一步认为高丽王朝原来就有悠久的历史和较强的国力，有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而其中文学又是最重要的方面。

谈论起民族文学，崔滋又是兴奋不已，主张应该张扬朝鲜民族的传统文学精神。回顾高丽时期文学的发展，他不禁充满骄傲之情，而想到高丽文学的现状，他心中又疑虑重重。一是因为到了高丽后半期由于一些“好文之主”的怂恿，文学逐渐“无病呻吟”，演变成茶余饭后之余技，落入形式主义的俗套之中。二是在虚伪名利主义的驱使下，不少文人暗行剽窃之勾当，想以此混淆视听，作沽名钓誉之资，或以此为资本，博得上司的好感，捞取更多的利益。三是在当时的科举制度下，万人每一届围绕那么几个入格名额争“天下”，而此时宋诗风已蔓延于文坛，特别是苏、黄之诗不仅在文人当中，而且还在广大年轻士子中间引起广泛的影响，达到了每届出榜人人都说“今年有三十东坡出矣”的地步。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文人，崔滋深知高丽文学必须来一场大改革，荡涤诗坛污泥浊水，才能够正常发展。同时，他还号召人们要发扬朝鲜文学的优良传统，好好总结前人成功的文学经验，继承优秀的创作精神，来发展高丽文学。他强调自己撰写《补闲集》的目的，就是怕前人优秀的文学成果“堙没无闻”，因为这对民族文学的发展是一个重大损失。故他在李仁老《破闲集》的基础之上，加以搜集和整理一些新的资料，再听取文学界同仁的意见以后，而撰就此《补闲集》的。他在《补闲集序》中热情洋溢地指出:

文者蹈道之门，不涉不经之语。然欲鼓气肆言，竦动时听，或涉于险怪。况诗之作，本乎比兴讽喻，故必寓托奇诡，然后其气壮，其意深，其辞显，足以感悟人心，发扬微旨，终归于正。若剽窃刻画，夸耀青红，儒者固不为也。虽诗家有琢炼四格，所取者琢句炼意而已。今之后进，尚声律章句，琢字必欲新，故其语生；炼对必以类，故其意拙。雄杰老成之风，由是丧矣。

在高丽王朝伟业中，文学也是一个重要方面，甚至可上升到“经国之大者”的地位。人们不能小看文学的理由，就在于此。据崔滋，文学乃“蹈道之门”，而这个“道”，就是儒家圣人开创的思想体系，是一个国家或人民所要遵循的道理。正因为文学有如此重要的社会功能，诗人作家应严肃地对待它，绝不能“涉不经之语”。一个正常的文学作品必以自己的艺术感染力打动人，特别是像诗歌这样的文学体裁，因为有比、兴之法，所以其形象格外生动，感染作用也尤其突出；同样，因为它有讽喻功能，所以它的社会批评和监督作用不可否认，他可以是社会发展的风向标，也是社会批评的有效武器。文学毕竟以形象反映生活，它的形象性越强就越有感染人的力量，按照崔滋的话来说“必寓托奇诡”，“然后其气壮、其意深、其辞显，足以感悟人心，发扬微旨，终归于正”。从这样的基本原理出发，他极力主张应深入认识文学的内在规律，并尊重其内部艺术创造法则，从而正确对待文学创作之审美特性。在文学本身的内部规律中，首要的关键在于它的创新性，没有创新就没有作品存在之必要性，所以“人屋之下，构己屋”、人云亦云或行模拟剽窃之勾当，是万万要不得的。他在此所谓的“其意”、“微旨”，或所要的“终归于正”，都是指文学要达到的以儒家理想为内容的审美趣尚。正因为如此，他反复强调“若剽窃刻画，夸耀青红，儒者固不为”，对儒者来说，这种行为无疑是一种耻辱。崔滋强调文学创作思想内容的重要性，绝非否认文学本身的艺术属性，如诗家之“炼琢四格”之类应该好好探索。特别是在创作过程中，“琢句炼意”之类的艺术加工是必不可少的程序，这个过程也就是体现一个诗人创作素养的机会。不过问题在于，“今之后进，尚声律章句，琢字必欲新，故其语生；炼对必以类，故其意拙”。这样，“雄杰老成之风由是丧”，文坛浮躁气氛由是起，文学脱离现实是必然。但是这些年轻人没有谦虚的学习态度，往往“务高手拙”，这样下去怎奈了得?

崔滋标榜改变和改革这样的文坛状况，乃是《补闲集》主要的“旨意”之一。他强调之前的朝鲜文学，有成功的经验，也有许多必须改正或改变的教训。如果不把这些经验和教训，写在字面上加以总结，如何尽到一个正直文人的责任呢?他编撰《补闲集》的这种意图，是完全出于对高丽之前文学的了解和使命感，是我们值得去研究的一环。不过总的来讲，他对之前朝鲜文学的总结往往赞扬多于批判，这可能是因为当时的高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和高丽文学现状使然。以前辈文学家的突出成绩，勉励后世继承者，使之从中受到感悟、启发和鼓舞，它的积极意义或许更大于批评所带来的积极意义。崔滋在《补闲集序》中，就高丽时期的文学发展，深有感慨而意味深长地指出了高丽文学繁荣的盛况。他在此列举了在他之前高丽各个朝代起一定作用的文学家的名单，简单列出，足有六七十个人。其中有高丽太祖至光宗时期的重要作家王融、赵翼、徐熙、金策等，有景宗、显宗年间的李梦游、柳邦宪、郑倍杰、高凝、崔冲等，有文宗时期的崔惟善、李靖恭、崔奭、文正、李灵干、郑惟产、金行琼、卢坦等人，厥后一直到高宗时期为止，更有朴寅亮、崔思齐、思谅、李敖、金良鉴、魏继廷、林元通、黄莹、郑文、金缘、金商佑、金富轼、权适、高唐愈、金富辙、富佾、洪瓘、印份、崔允仪、刘羲、郑知常、蔡宝文、朴浩、朴椿龄、林宗庇、芮乐仝、崔諴、金精文淑公父子、吴先生兄弟、李仁老、俞升旦、金仁镜、李奎报、李公老、金克己、金君绥、李允甫、陈澕、刘冲基、李百顺、咸淳、林椿、尹于一、孙得之、安淳之等，这是一个数量庞大的作家群体。他们中的有些人曾经为摆脱新罗末叶晚唐风的影响而建立高丽初新的文风起到过引领作用，有些人则为洗清当时的科诗之风立下汗马之功，而更多的人则为肃清宋诗风、特别是为克服当时严重泛滥的模拟苏、黄之风策马挥戈，以自己健康的积极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为高丽文学的发展作出过辉煌战绩。正像崔滋在此所说的那样，高丽王朝“以人文化成，贤俊间出，赞扬风化”，屹然成为了毫无逊色的东方诗歌之国度。尽管大文学家李仁老在前面已撰写出像《破闲集》这样的诗话巨著，但之前的朝鲜文学原来就极其丰富多彩，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遗漏之处，而从民族文学的整体发展看，存在这种遗漏着实是一种遗憾之事。再则之前除了李仁老的《破闲集》，很少有人撰写过类似的著述，所以崔滋怕“自余名章秀句，皆堙没无闻”，心疼之余就拿起了“续破闲”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