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崭新的文学批评体式，朝鲜诗话创始于高丽时期的李仁老，崛起于高丽后半期，历经历代之丰富和发展，至朝鲜朝中后期则形成了鼎盛之势。在这个过程中，它逐步成熟起来，成为朝鲜古代诗歌理论批评的一种重要样式。从朝鲜文学史的角度看，诗话也是舶来品，是中国宋代诗话走出国门的结果。自从有了诗话以后开始，朝鲜便有了自己的诗歌理论批评，可以较为系统地审视和总结自身诗歌发展历史，因为之前朝鲜还没有自己像样的诗歌理论批评体式。从这个意义上讲，诗话对朝鲜诗歌理论批评的形成和发展无疑具有开创之功。

由于文学自身发展的局限性，高丽人所写的诗话并不是很多，如今可看到的仅存四部诗话著作各自出现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作者之手。所以，仔细考察会发现，它们都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理论和内容上的特色。

诗话最初产生于中国北宋，仁宗时的欧阳修之《六一诗话》开了其先河。其卷头只说了一句话:“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这句话反映出了它的内容、写作态度和写作风格。高宗时的许顗在《彦周诗话》第一条说:“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他们都不把诗话看作正经严肃的理论文字，而是当作随意漫谈，品评古今诗人和诗作，考订名篇、佳句，记述掌故和逸话。内容都是顺手拈来，信口说去，文字平易，语气轻松。然而，应该注意的是宋人的诗话并不仅仅是“闲谈”、“记异”，实际上他们的诗话还包含许多批评意见和理论见解。

高丽诗话直接继承宋诗话的艺术形式和写作态度，也都标榜以“遣闲”、“补闲”、“谈笑”、“除烦”为目的。高丽诗话也往往写得娓娓动人，使人读来津津有味，仿佛在读轻松自如的漫谈散文或轶事类小说。高丽诗话标出“破闲”、“小说”、“补闲”、“稗说”等题名，充分说明写作态度和艺术风格。然而像宋诗话一样，高丽诗话也在轻松的“闲谈”之中，含有许多珍贵的理论因素，在诙谐、闲散之下带入了严肃的批评之意。这是高丽诗话批评的一个共同特色。这是在朝鲜诗学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积极成果，为其后诗歌理论的发展和诗话作品的大量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实际基础。

高丽诗话，是朝鲜古代一种独特的论诗之体。它开创了朝鲜诗歌理论批评之先河，为其后的文学理论之开展和发展奠定了实际的物质基础。自从高丽诗话之后的千百年来，朝鲜诗话绵延而来，作者如林，卷帙浩繁，历久不衰。同为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高丽诗话与中国诗话相呼应，丰富了东方诗歌理论之宝库。

从朝鲜诗话的发展历程来讲，高丽诗话则属于初期发轫阶段的诗话。高丽诗话各个阶段的不同特色，主要反映在内容方面。与宋诗话一样，高丽诗话从广义上也以记事和诗论为主。从先后顺序讲，高丽诗话先以记事为主，讲围绕诗歌的故事、逸事等，注重“以资闲谈”，是属于狭义的诗话部分。其次以“论”为主，重在诗歌评论，强调具体诗人和诗作之诗学理论价值，则属于广义的论诗诗话部分。在文论思想和诗歌理论尚未高度发达的高丽时期，诗话则起到了承前起后的作用，为后世文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至于高丽诗话崛起于其中后期，仔细考究起来原因很复杂，因为它是高丽社会历史、思想文化、特别是文学发展的必然产物。在高丽诗话本身的特性上，它承接中国宋诗话之体制，有诗人、诗歌、流派等的逸闻、轶事、琐谈、漫话的性质，正如《彦周诗话》所言“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高丽诗话形成和发展于其本土的历史文化土壤之中，有着明显的自身特色，而这种特色带有极其浓厚的本土民族文化特征。对高丽诗话，综合考察，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一)高丽诗话是朝鲜古代文学特别是高丽诗歌高度繁荣和发展的产物。如同先有文学而后才有文学思想，有物必有其影，高丽诗话着实是之前朝鲜文学高度发达之结果物。到了高丽中后期，科举制度日臻完备，由于实行了文治主义政策，文人的创作活动空前活跃，各种体裁的文学现出积极向上的景象。特别是汉诗作为高丽文学发展的生力军，促使了一批优秀诗人和作品的涌现，各种诗歌总集，文人文集、文人间或君臣之间唱酬集等陆续出现。汉文诗歌的繁荣促进了各种文学流派的涌现，竹林阁老会、海左七贤、耆老会等一批文学团体就是这样的产物。高丽时期也是文学交流、诗歌赠答活动最频繁的时期，一般情况下，文人间互访，文人聚会等场所都是唱和诗歌、交流诗论观点的机会。在这样的诗歌品评氛围之下，很多文人由于时间、交通等原因不能按时见面时，往往用邮寄或人员送达的方式传递诗作或评论文章，听取对方的意见，交流信息。在高丽文人的文集中，我们会看到许多这样的书信、赠言、品评等文章，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还有，高丽时期与中国的宋、元王朝建立了极其密切的外交关系，双方经常性地互派使节往来于道，而使节间的接触也是赠答诗歌、品评诗文、交流创作体会的场所，从而留下了许多这方面的记录和作品。高丽是汉诗格外发达的国度，凡是中国各代曾经出现过的文学样式，几乎都可在高丽看到或找到。而且高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知识和文学方面的修养极高，人人都能够如数家珍般地细说中国历史文化和文学，整个文化氛围绝不亚于中国大陆。特别是中国唐代的诗歌形式，高丽人掌握得最熟悉，如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词、乐府、各种排律、赋等和七步诗、回文诗、打油诗等一应俱全。汉诗的高度繁荣和发达，迫切需要出现一种相应的论诗之体，充当有效的载体，以成交流之园地、总结创作经验之平台。“诗话”之体，毕竟以诗为记录对象，以诗为论述标的，以诗为品评内容，故它无疑充当了高丽诗歌发展有力的风向标。

(二)诗话的产生标志着朝鲜古代文学批评专门化的开始。由于朝鲜古代，一直发展到高丽时期，尚没有出现自己的民族文字，它的国语文学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汉字和汉文化传入较早，但它真正的汉文学起步较晚，从古朝鲜后期开始才留下零星的汉文作品，而到了三国时期汉文化和文学才形成正规体貌，但所创作出的作品极其有限。到了统一新罗，由于实行全盘吸收汉文化的政策，汉文学才开始正面出击，出现了像薛聪、金大问、元晓、金立之、崔承佑、崔致远等汉文学家。进入高丽社会，自第四代光宗实行科举制度，汉文化开始全面开化，汉文学充当了其中最活跃的因素，迎来了高度发展阶段，至第十六代睿宗已经达到了极其繁荣的境地。尽管如此，与极其发达的汉文学创作相比，文论和诗论相对落后，还没有出现相当的文论家和诗论家，也没有出现象样的文论、诗论文章或著作。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之前的文论或诗论文字，都是些零星的短篇，或夹杂于其他文化和文学记录中的言论。对一国文学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是我们加以重视和值得研究的问题。这是一个缺乏理论总结的一国文学，也是缺乏理性指导的文学发展，这与当时的中国文学相比，是一个莫大的不足。这样的文坛现状，急需一种理论的总结和指导，急需出现这方面的人才和著作。李仁老《破闲集》的出现，则迎合了这样的客观需求，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是迎合了天时、地理、人和和时代需要的产物。李仁老《破闲集》的出现，实际上是之前朝鲜文学发展历史的理论总结，也是对自己民族文学遗产的弘扬和宣示，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破闲集》宣告了朝鲜古代文学批评专门化的开始，也预示着朝鲜文学将进入一个理论总结的新时代。

(三)在当时，诗话实际上是社会批评的一支和民族文化遗产的理论总结。朝鲜第一部诗话专著《破闲集》的作者李仁老，出生于明宗时期，去世于高宗年间。在朝鲜历史上，这时期是时局动荡、政治紊乱和文人受难的特殊时期。毅宗二十四年(1170)，不满于毅宗腐化政治和文人执政的武臣，因备受毅宗和文臣屈辱而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突然发动军事政变，杀死了在京一大批文臣，拘禁毅宗王，另立明宗，自己掌握国家实际的军权和行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政治格局由文人掌权转变为武臣掌控，平时深受文臣凌辱的武臣进行了报复性的搜捕和杀害自己仇恨的文臣。大批文臣遭到杀害，幸存的一些文臣和士人纷纷逃亡到山林，有的结庐隐居，有的到处流浪，有的则投奔佛寺之中，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的文人阶层，不是为生计而到处奔波，就是隐姓埋名精进于学术或看书写文章，以抨击武臣统治阶级或批评社会为度日之资。还有一批文人，背着朝廷和社会，啸聚山林，结党谋派，经常聚集在一起，以饮酒和评论社会政治、唱酬诗歌、品评诗文作品为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当代有名的诗人或评论家，所以这种集会层次很高，往往带有浓厚的社会批评意识和浪漫主义含义。高丽时期有名的“海左七贤”派就是其中的一个文学社团，其成员都是郑仲夫武臣叛乱的受害人，都是当代著名的文学家。《破闲集》的作者李仁老就是这一文学团体的领袖人物，其成员林椿、吴世才、咸淳、赵通、李湛之、皇甫抗等。他们都是武臣叛乱时死里逃生的人物，如林椿全家遭满门抄斩，他只身逃脱，在友人的救济下过着艰难的生活。他的《次友人韵》:“科第未消罗隐恨，离骚空寄屈平哀。”吴世才的《病目》也写道:“老与病相随，穷年一布衣。玄花多掩映，紫石少光辉。”表达了对武臣执政者的愤恨与不平。由于他们憎恶武人的专制政治，而又能接触到下层百姓生活，所以其作品对腐恶现实采取批判的态度，能够反映一些民间疾苦，但有些作品也流露出远离现实、回避矛盾的隐逸思想。他们的社会批评，反映于文学上，则演化成对文学现状的重新审视和改革意向。在高丽文学的发展进程中，他们无疑充当了进步文学的代表，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在高丽诗话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他们也成为了文学批评的主力军。李仁老就是其中的一个领军人物，他的《破贤集》实际上就是这些文坛和“海左七贤”派内志同道合者们集体文学涵养和智慧的结晶。

高丽诗话不仅是当时朝鲜文学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朝鲜文学批评自觉化的集中体现，而更是中国文学样式本土化的一种成果。高丽诗话的内容显示，它们的内容基本上都涉猎了本国本土作家和作品，完全为本国文学的发展而写就。高丽诗话中不仅有事关诗歌的故事、逸话、轶闻等，也有很多具体诗人的评价和诗歌作品的具体理论品评，而且以后者为主。这些都充分说明，它的出现足以表明朝鲜较为自觉的文学批评业已开启，一个新的以诗歌批评为主的文学批评时代已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