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作家的精神气质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是林椿一贯的文论主张。他认为，文学不可能凭空产生，既然它是作家创作的产物，那它必定会受作家世界观、思想品性和个性气质的影响。基于这种观点，他完全赞同中国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所说的“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强力而致”的观点。可贵的一点是，林椿不仅赞同这一观点，而且还以自己的生活、创作实践，进一步理解和论证了曹丕的这一主张。他说:

仆废锢沦陷，为世所笑，屏居僻邑，坐增孤陋，学不益加，道不益进。凡作文以气为主，而累经忧患，神志荒败，眊眊焉真一老农也。其时时读书，唯欲不忘吾圣人之道耳。假令万一，复得应科举登朝廷，吾已老矣，无能为也。^[34]

“文以气为主”，这是什么意思呢?林椿认为它与作家的精神气质有着极密切的关系，他用自己的亲身感受，来作具体的解释。1170年的武臣政变不仅改变了高丽王朝的政治走向，也改变了无数知识分子的命运，林椿就是这千百万知识分子中的一员。由于是世代文臣后裔，武臣政变时林椿备受打击，好不容易躲过杀身之祸的他，不得不避难到高丽的江南地区。在江南地区，他只能靠朋友的接济过日子，生活十分艰难，而且武臣专横统治下的高丽中央的形势越发对他不利，他在愤激和苦闷中度日，原来的那种锐气日益消磨，他所说的“屏居僻邑，坐增孤陋，学不益加，道不益进”，指的当然是写文章作诗歌方面的状态也远远不如以前，这就是他当时的生活处境和精神状态。他非常同意文章“以气为主”这一观点，他认为，就自己的处境和精神状态的变化可以证明这一观点的正确性。他自己“累经忧患，神志荒败”，整个状态“毦毦焉”，真像“一老农”。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写出一部好的作品呢。这时的他勉强“时时读书”，目的是“唯欲不忘吾圣人之道”，而不是真正为了锐意进取和进行创作。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别说是文学创作，就是“万一假令，复得应科举登朝廷”，也很可能因未老先衰而“无能为也”。林椿认为的“文以气为主”中的“气”，指的就是以作家个性品质和禀赋才能构成的精神气质在文学中的体现。在朝鲜古代文学批评史中，认同“文以气为主”，并对其进行全面阐释，林椿还是第一人。自此以后，“文气”说便成为朝鲜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后来的李奎报、崔滋等文人文论中的“文气”说，也都与对林椿们的继承不无关系的。

与唐宋时期的科举制度一样，朝鲜高丽时期的科举制度也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天下科举制度的目的都一样，就是为国家选拔出德才兼备的人才，以加强对国家的管理功能。但在复杂而变化莫测的人间社会，它不可避免地总是受各种各样社会因素的影响，考试中的舞弊、模仿、抄袭和各种应对策，录取中的通关、贿赂、请托、走后门等等，都在考试制度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发生，后来以越来越加重的趋势蔓延，各代封建政府也以越来越周到的政策和缜密对应的，来对付和解决科举制度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但老是事与愿违，问题在解决中产生，问题在产生中愈益复杂化。这是高丽历朝科举制度的顽症和不可解决的矛盾。应该清楚的是，问题不在科举制度本身，真正的深层问题在于整个封建制度本身，它的矛盾就是封建制度的矛盾在选举制度中的反映。但是问题总得去解决，于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史上，曾经有过无数次的改良和改革，但任何一次的改良和改革，都带来新的问题和矛盾，匆匆被新的一轮改良和改革所代替。具体到考试制度本身上，高丽封建政府曾经进行过不断的改良和改革，试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人们一开始认为文治主义的社会里头、文人政治的社会里，应该以诗、赋取人，于是很多人靠诗、赋登上了理想的“天堂”，当然这里头有靠实力的，有靠运气的，当然也有靠歪门邪道的。

不久以后问题就来了，那些有所城府的政治家们发现，如此登上政治舞台的文人中有许多人个性轻浮、行政能力差、往往意气用事。他们大力反对以诗、赋取人，理由是诗歌是“道中末技”，诗人大都轻薄而治政无能，不能靠这些风流之人治理国家。讨论来讨论去，最终决定学习中国的科举之法，诗、赋之外，加策论和帖经，但是经过很多年的实践以后又发现，不管是策论，还是帖经，都成为考生抄袭儒家经典的温床，后来又实施“三连科举法”，但问题不光是得不到解决，反而出现加重的趋势。于是后来又汲取中国宋朝的作法，实行了考试以经义为主的科举法，但是以经义为主的考试制度，也解决不了高丽科举考试制度本身所含有的一系列矛盾:一个是社会上下都认为以经义为主的考试法难度太大，对海东朝鲜的士子来说很难应付考试；一个是以经义为主的考试制度，也解决不了实际存在的舞弊、抄袭之风，而且那些官僚贵族高层更容易利用难度来做文章、通关徇私，于是高丽末恭让王时不得不又恢复以诗、赋取人的老一套方法。回顾这一科举制度上的历史变化过程，有一点是共同的和一贯的，那就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来用于国家管理事业的初衷始终没有变。对科举制度上存在的这些问题和困惑有很深认识的林椿，对此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说道:

道德，可勉强而有矣?至于才，则其可勉强而得之耶?今夫士之缀偶属之文，书方寸纸，以取科第，登朝廷者多矣。如使之置羽檄奔走之地而无恐，试之繁剧纷冗之事而无扰，为将而将，为吏而吏，是皆不可勉强而有者。举今之世，罕见其比，吾得之于恒阳咸君，其庶几乎!敦朴质重，与直道为任，孝敬、忠信资乎中，文学辞彩饰乎外，则其施于事业者，又可量耶……又何眷恋庭闱，效儿女态耶?余久见斥于世，不得与诸生诣阙，抗叫于帝阍。以还君之东也，既预兹会，不可无言，于是引而序之。^[35]

在此林椿异想天开，竟议论起科举取士与道德的关系和人之才干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科举以诗、赋取人，不一定能够取上文章和道德兼备的人，同样，科举以诗、赋取人，也不一定能够取得上才德兼具的人。他认为所谓的“才”，就得从两方面考察，诗才、文才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才是两码事，也就是说有文才、诗才的，不一定具备行政能力方面的才，而具有行政能力的人，又不一定懂得文才、诗才。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只用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科举制度从纸面上的考核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人才的做法是不可靠的。他认为文才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才干，诗才和道德品质之间的关系，科举制述业诗、赋考试和一个人真正的学识、能力之间的差异，这些都是考试本身解决不了的，而且这些都是科举制度所包含的先天性缺陷。用事实说话和以生动的比喻说服人是林椿一贯的写作风格。紧接着林椿以眼前的现实和自己亲身经历，批评选举制度所包含的上述诸矛盾的本质。他说如今的文士，只靠考纸上一片诗、赋，以科第登上朝廷的工作岗位，结果其中的一大部分人马上碰到不适应行政实务的问题。对政治问题、军事问题、经济问题的把握，民生、民事、文化、教育、刑事、法律等行政实务问题的应急处理，对一个通过科举考试入官的文人来说，不能不是一种考验。即使是文，也与场屋之文有着天壤之别，如外交文书、政策文件、行政文档和各种奏章等都需要真才实学。一个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界的书生，碰到这些需要真才实学的事务，该如何呢?在这里，存在着如何培养人才、选拔人才和使用人才的重要原则问题，林椿认为现行的科举制度基本上解决不了现实中严重存在的这些问题。他认为通过科举选用人才的现行方法，有点“为将而将，为吏而吏”的惯性，这种勉强充职的人事制度应该得到改变。林椿紧接着以海左七贤中的文人咸淳为例，说明何谓一个真正称职的管理人员。他说咸淳“敦朴质重，与直道为任，孝敬、忠信资乎中，文学辞彩饰乎外”，是一位难得的人才，这样的人的才华“其施于事业者，又可量”。因为科举本身不能挑选真正的人才，而真正的人才很多都被埋没于巷头乡间，使得科举制度失去了原来的初衷，所以他今后也没有兴趣再为之而奋斗了，“又何眷恋庭闱，效儿女态耶!”在说明这一系列道理的过程当中，林椿说出了文艺理论中的一个观点，即文艺作品与作家的世界观、思想品质之间的关系。上引“敦朴质重，与直道为任，孝敬、忠信资乎中，文学辞彩饰乎外”，即包含了这种道理。处于封建社会中的一个作家，应该是一个“敦朴质重，与直道为任”的文士，如果他心里真正“孝敬、忠信资乎中”的话，就可以获得“文学辞彩饰乎外”的艺术效果。

林椿从而强调了一个作家内心修养的重要性，以及作品和作家人生观的关系中，后者的重要性。当然，林椿所说的“质”、“道”，都以儒家的“孝敬”、“忠信”为基本内容，并没有摆脱东方封建社会中一个儒家学者的世界观范畴，但重视作家的自我修养，主张作家改造世界观的观点，对如今的我们多少存在着借鉴意义。

由于特殊的生活阅历，林椿格外关注文学与“名儒”的关系问题，他不同意把“工章句，取科第”的文人看作“名儒”。他以诗文、理论素养和事业的角度，来论辩评价一个真正合格儒家文人的标准。他认为一个合格的著名儒家文人，应该不仅是善诗能文、精通儒家经典，而且道德高尚并在社会上拥有相当的声望。他说:

晋宋以来，浮屠多以清名于世，至于著述，则虽其尤所谓杰然者，未有能穷其源。盖比兴与著述异，故吾儒之人，莫得而兼之，则况浮屠耶。吾师果能此其贤于人远矣，若其名儒之说，固吾所欲辨之者。夫世所谓名儒者，不过工章句取科第尔，果如是而为名儒，则何扰扰焉，名儒之多耶。不唯今世所不见，虽古亦少，若贾谊、司马迁、韩愈、柳子厚辈是也。以汉、唐之盛，其事业之尤著显卓然可见者，止此而已。近古又有欧阳永叔，尚古文以排诸子，至号今之韩愈；王介甫祖述坟典，明先圣之道；苏子瞻牢笼百氏，以穷著作之源，亦真名儒也。无名儒之实，而窃其名者，亦吾道之罪人也!^[36]

他认为晋宋以来的佛教大师大都以“清”名于世，很少以著述成为名人的，即使是那些著名的佛教界大师，也大都“未有能”从文章方面“穷其源者”，“清”与“文”实在是难以兼得。他认为“比兴与著述异”，一个文人很难兼而得之，如果有能够兼而得之，并精通儒家经典、事业上取得丰硕成就者，那才可以把他称作“名儒”。但问题是，当时的高丽社会将通过科举进入官界，而且“工章句”，能够写出一些诗文的文人说成是“名儒”，林椿认为这是万万不可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满天下多得是“名儒”了。真正的名儒古今就很少，但像汉、唐时期的贾谊、司马迁、韩愈、柳子厚等人则可以称得上了，因为他们是汉、唐时期的文学大家和事业上取得卓然成就者。能够称得上名儒的，还有离林椿生活时代不远的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等，因为这些人不仅是天下敬仰的文豪，而且在自己的领域里作出了相应的贡献，如欧阳修与韩愈一样“尚古文以排诸子”，王安石“祖述坟典，明先圣之道”，苏东坡“牢笼百氏，以穷著作之源”，所以完全可以把他们称之为名儒。根据这样的思想认识，林椿大声疾呼、鞭挞高丽的那些所谓的“名儒”们，“无名儒之实，而窃其名者，亦吾道之罪人也!”讽刺之意，厌恶之情，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