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唐朝科举中的诗、赋试一样，高丽制述业考试中的诗、赋试题，对字数、行数和用韵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和要求。作为异国异民族来说，这种规定和要求，不能不说是有点难度。别说是朝鲜高丽的学子，就是在中国历代的贡士们那里，这种诗歌形式上的苛刻要求，也很难作得地道，满足考试的规定。连诗歌非常发达的中唐、盛唐，读书人也不可能对韵部、韵律都记得很熟。根据记载，唐代进士诗、赋考试时，一度曾允许考生携带韵书，白居易有《论重考试进士事宜状》一文，其中说道:“伏维礼部试进士，例许用书策……用书策则文字不错……虽诗、赋之间，皆有瑕病，在与夺之际，或可矜量。”^[26]这是白居易在长庆年间受命复试进士时记录的一段话，根据这一说法可知，当时的唐朝科举进士诗、赋试是可以把韵书带入考场的。按照白居易的话，如果考生不带韵书等工具书，则所写诗、赋在文字体式上便“皆有瑕病”。这一方面说明当时唐朝科举进士试的声韵规定是极其烦琐难对付的，而另一方面，即使是诗、赋文学极其普及、发达的唐长庆年间，士流们对声韵的掌握程度非常有限。正因为科举考试中出现这样的难题，中唐以后社会上韵书之类较为发达，并广为流传，也出现了一些以卖韵书为生计的小贩。汉文声律说和律诗的老家中国业已如此，异国他乡朝鲜的高丽王朝怎样呢?可想而知，它的士子们要想对付这种律诗、律赋，多么地不容易；而且他们为对付如此有难度的汉文律诗、律赋，付出了多少心血。

在高丽一代，各朝的科举制述业考试，能不能带这一类书进场，到现在为止尚未发现有力的证据，但我们可以想象，光为了解决考卷上的声律问题，他们曾经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为了通过科诗的声律、技巧的难关，不光是士子们在私塾、州府学和国学里头日夜“刻烛赋诗”，磨练一身技术性工夫，而高丽国家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提高考生们这方面的素质。据《高丽史》:“(忠肃王)十七年十二月，始令举子诵律诗四韵一百首，通《小学》五声字韵，乃许赴试。”^[27]令举子诵律诗四韵一百首以后，才允许参加制述业考试，这说明当时高丽的制述业诗、赋考试用的可能是四韵律诗。这与中国唐代进士所试的诗作，都是五言而限定十二句截然不同。为了让考生解决制述业诗、赋试中有关韵律方面的难题，肃宗王亲自过问，并以国令的方式颁布每个考生考前必须“诵律诗四韵一百首”，并且“通小学五声字韵，乃许赴试”的要求。这里的“小学”，就是指中国古代研究文字、训诂、音韵的学问，让参加考试的士子们考前努力学习它，用意不说自明，那就是让每个考生脑子里有丰富的范作，而且考前要解决诗、赋考试中的声律难题。作为考前复习和准备工作，这种行政措施当然有一定的实际效果，但它毕竟是比较熟练地诵读而已。作为外国人，作汉诗写华夏赋谈何容易，即使是下了百倍的功夫，要达到真正纯熟的地步还是难上加难，作诗不犯声律毛病才怪。难怪自高丽中后期开始，不断有人发出不同的声音。对铨选完全依赖诗、赋，不少人曾经提出过不同意见，发出过对国家前途的担心。林椿就是其中的一个。

高丽的场屋诗以五言律体为主，一般都是六韵、十韵，而且格律、声韵等形式方面也有严格的规定，与文学上真正的五言律诗有所不同，它是专门用于礼部考试“礼闱”的诗。鉴于这种用途，文人间又将它称为“省诗”。这种“省诗”历来有严格的定式、定法，而且愈往后愈出现繁密的规制，使得场屋士子的思维越来越僵化，严重影响了他们尔后的文学观。对所谓“百里挑一”的高丽制述业考试通过入格的诗、赋之作，林椿大加非议，他说:

故出而乃取时所谓场屋之文者，读之，工则工矣，非有所谓甚难者，诚类俳优者之说，因自计曰:“如是而以为文乎?”则虽甲乙，可曲肱而有之。^[28]

将场屋之诗文拿来品味，初看精致细巧而可见出其用心之至，但是细看则“工则工矣”，并没有什么太难的。这种场屋诗，拿其艺术效果来讲“诚类俳优者之说”，所以他暗自嘲笑说:“写得这么个德性，也算作诗吗?”这种诗，虽说可入科第的甲或乙，但要他写，那不过是一挥笔即得之作。“俳优”是古代演滑稽戏杂耍的艺人，林椿将科第拿甲、乙的状元郎比喻成这种“俳优”，可见出他对场屋诗的厌恶之情、对那些状元郎们的满心不服气。考生们瞄准的都是考官的眼目，为了点缀所写诗、赋的完整华丽，往往以堆砌典故、雕琢句子、巧设对仗为特征。这样写出的作品毫无艺术感染力可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林椿所谓的“诚类俳优中之说”的批评完全是符合事实的，中肯的。

林椿批评高丽科举制度的弊病，决不是凭空而说。高丽以诗、赋取士，其负面影响的确既广且深。高丽科举考试当局，说是力图科诗科文“华实并举”，“兼顾词采与质实”，但实践当中却根本无法控制考生们浮华不实的表现。由于在高丽重词尚文的风尚业已根深蒂固，积习难返，而且已经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的文人当中，以诗、赋词采的雕虫小技获得成功，稳坐钓鱼台者大有人在，所以改变当时的现状，在科诗文风上驱浮逐华绝非易事。光是以诗、赋取人在文学上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高丽的制述业诗、赋考试过分拘泥于一些形式上的框框，弊病百出，它对诗、赋人才成长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因“其法颇用唐制”，高丽制述业诗、赋试也有一系列形式上严格而烦琐的规定，而诗歌写作中的格律声韵原来就不好掌握，加上汉文、汉诗本不是自己的民族文字和文学样式，高丽的大部分士子总因此而犯难。高丽制述业诗、赋考试一律用汉诗律体，而律体格外地讲究艺术形式美，在严格遵守四声法则、起承转合、格律声韵等形式要素的前提下，作到内容充实、富有美感，而且语音高低轻重适度、格调抑扬顿挫的境地，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问题是在实际操作中，考官们往往多从形式方面着手，根据卷面判定高低优劣，因为这是有据可寻、易于掌握标准的方法。在这种评判标准下，不知有多少颇具名声的文人多次科场失意，名落孙山，给人间留下了千古恨。同样，在这样的评判标准的佑助下，一些初涉科场的年轻士子一早登天，成为了榜上新秀，一跃进入官界。有些人一生不断地参加科试，老来偶尔登第，一雪前耻；而有些人一生为之而奋斗，但运气不佳，最终还是未免布衣之苦；甚至有些人是文坛宿将，在文学界颇富声望，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在科场上却屡战屡败，叹息声中度过一生；还有不少人，科场失意以后，有隐居田园的、入山寺当和尚的、在家从事学问或文学创作的。往细处讲，都与科举制度的不公有着极密切的关系，而诗赋声律取人、形式上烦琐不简的规定取人，是造成这些不公乃至人生悲剧的元凶。这就是林椿在前面所说的“近世取士，拘于声律，往往小儿辈，咸能取甲乙，而宏博之士，多见摈抑，故朝野嗟冤”。在当时，科举制度上的这种弊病非一日而形成，是铢积寸累的结果，已经达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所以林椿担心说:“吾恐兹弊已久，不可一旦矫之。”

其次，高丽科举制述业考试，成了各种浮华的、形式主义的文风产生的根源之一。“策论惟剿旧文”、“帖经只抄义条”是中国唐代进士考试中存在的流弊，想必“其法颇用唐制”的高丽科举制述业考试亦与此相去不远，而“诗赋拘于声律”，“往往小儿辈，咸能取甲乙，而宏博之士，多见摈抑”的现状，则充分显露出高丽科举制述业考试中声律形式的烦琐程度。林椿生存的时代，高丽科举制度已经实行了二百多年，此时的高丽制述业已充分暴露出自身所酿成的各种各样的弊端。文风的浮华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条，从很早以前开始，高丽制述业所试诗、赋，已是只讲究格律、声韵，词采虽华美，却缺乏健康的思想内容。这样的科诗已经远离实际生活，严重与客观现实脱节，早已变成了为对付科试而作的文字游戏。学习唐制，高丽的制述业诗、赋有用律体，但是作法又与一般的律诗、律赋有区别，形式上自有一套严格的规定和框框。引进宋代科举法以后，这种规定和框框更加细密和烦琐。问题在于，这是决定一生荣枯的科举制述业考试，进则登天，退则下“地狱”，眼前晃动的一片都是纱帽官带、御前宴会、门生座主盛聚等无上荣光的事情，而这些体性轻薄、内容浮艳的诗、赋得到朝野上下的赏识，于是后生之辈、急于仕进之徒，纷纷起而效之。这些人进则当朝文人，未进则乡野士子。高丽的作家、诗人，无非出自这两类人群之中。不管是已经登第入官的文人，还是在野待举的士子，在文风方面，绝对不可能自觉地克服早已耳濡目染的格律、声韵的形式主义的东西。按照高丽的规定，已经科举通过入官的文人，须每月作诗以献予礼部或国王，而在野士子也为了显示自己的诗才、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得经常写诗给人们看，或献给与考试有关的文人和有可能执掌考试的官吏。这些诗作一般都是歌功颂德或显示个人才气之作，甚至也不乏阿谀奉承之作，很少有内容和形式皆为上乘的作品。酿出这种浮糜文风的人数之多，涉及面之广，实为令人发指，究其原因，都是与科举制述业形式主义的诗、赋考试有关。把年轻时候耳濡目染或融进血液里的格律、声韵等烦琐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带入文坛，其结果自然是等于带进了浮华不实、轻佻艳迷的风气。这些风气，无疑又是当时文坛拟古主义、形式主义浮糜文风的主要根源。所以当代的进步文人批评文坛时弊时，目标总是首先指向因科举制度而产生的科诗，批评科诗制度害国害民，而且危害文学的正常发展，并号召肃清它对文坛的负面影响。但号召归号召，它所引起的危害根深蒂固，制度本身还继续演绎着历史的惯性，靠部分文人的努力根本改变不了现状。那么改革的道路在哪里?这是一个再明白不过的问题，但是封建社会的哪个朝代从根本上杜绝过它?对它的批评一直在进行着，同样，历史也老是在重复着同样的问题和错误。这不能怪问题本身和批评者，这样的弊病封建社会自身永远是克服不了的，这样的问题应该归于历史。

还有，高丽的考试当局认为，没有什么办法比策论、帖经，诗、赋更能考核出一个士子的实力，但实际上以诗、赋取人也存在着许多偶然的因素，同样考不出一个人真正的实力。如上所述，因为它是考试，必须作到公平合理，要公平合理，那就应该制定出易于掌握的标准和条件，因为一般考的都是律诗、律赋，相对来讲较为容易掌握判定标准，格律、声韵、行数、韵脚、字量等等，都可以成为判分分档次时的标准和参考值。也就是说，科场上的作诗、作赋全靠这些形式上因素，那些思想内容上的、真善美等方面要素早已被摈除在考虑范围之外。像林椿所说的那样，这样的结果“往往小儿辈，咸能取甲乙，而宏博之士，多见摈抑”，这实际上是人才选拔上一大失误。当时的一些进步文人对此深表不满，认为这样的文字游戏选不出优秀人才；但这样选入官场文人，一碰到社会实际的问题，“哑然而束手无策”，耽误了君国大事。对选举制度的这种状况，“朝野嗟冤”，历来不同的声音不断，改革要求也经常提到议事日程上。不过，这种制度已经实行了二百多年，弊端已成痼疾，很难扭转，所以林椿叹息说:“吾恐兹弊已久，不可一旦矫之。”林椿是高丽毅、明年间与李仁老、李奎报等齐名的著名作家和诗人，他先后三次参加科举制述业考试，但三次都落榜。据他自己说，“仆性本旷达，好问大道”，而且“不乐为世俗应用文字”，每次考试时都“尊其诗法”，而不受“烦琐之规”的限制，结果就没有好果子吃了。当然，林椿的科场失意，与当时科场上贿赂公行的社会腐败风气也有密切的关系。林椿的科场失意，造成了他和他一家的流离失所，他的人生悲剧，是他不随社会大流的必然结果。在当时，像林椿这样拥有一流水平，而屡被科场的清规戒律和腐败风气淘汰出局的文士，不知有多少。

按林椿的说法，这是为“造物小儿”所困，是命运的造化所致，在古今中外因科举而经历类似命运的高人还真不少。他说:

会不知遽为造物小儿所困，遂夺之志也。此天命，要不可逃。嗟乎!自古贤人才士，例多穷厄矣，而无有如仆者。子美之流落，韩愈之幼孤，挚虞之饥困，冯唐之无时，罗隐之不第，长庆之多病，古人特犯其一。而亦已为不幸人，仆今皆犯之，岂不悲哉!夫达人以穷达为寒暑，未尝不任真推分，怡然自爱。仆学此久矣，故不欲以忧患细故，介吾胸次，且一涉世故，惩而不再者，智士也。仆既屡困场屋，将自誓不复求之，所愿者，时时从足下，问《易》大旨，以不忘吾圣人道耳。^[29]

字里行间，既有在科场上屡败为荣的乐观思想，也有如何在人生窘途度过有意义的人生的智者风范。中国的杜甫曾经无官而流落，韩愈儿时因失双亲而孤独过，挚虞因生活贫穷而在饥困中受折磨，晚唐的罗隐一生不第而落魄，长庆因身体多病而在痛苦中度过晚年，这些人都因某种原因曾受过困厄。林椿认为在众多的困厄中，中国唐代的这些名人只“特犯其一”，而自己却无一不犯。面对困厄，“夫达人以穷达为寒暑，未尝不任真推分，怡然自爱”。林椿自诩很早以前开始就已经学习达人，掌握了面对这些困厄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