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世纪下半叶，经过二百多年持续发展的高丽王朝，政治和经济、文化都达到了顶峰，而与此同时汉文学也逐步显示出繁荣的景象。可是好境不长，对高丽极端文治主义心怀强烈不满的武臣群体，借骄奢淫逸的毅宗王在京郊普贤院宴会行乐之机，杀掉全部在场词臣，并杀回城中，连杀50余名在朝文人，这就是历史上的武臣军事政变。政变成功的武臣集团，废掉毅宗，把他流放于巨济岛，立其胞弟王皓为王，即明宗。从武臣集团彻底推翻了原来文人主导的政治格局，将高丽社会带入了一个相对混乱的时期，高丽王朝从此走向了衰微之途。在这场政治逆转的大屠杀中，大部分文人及其家族受到杀戮或冲击，其中九死一生者尝尽流离失所之苦，对家国、人生和社会动荡有了惨痛而切身的体验。当他们的这种历史体验表达于文学中时，高丽的文学经历了一场历史的洗礼，进入一个新的大转折时期。这一时期在诗歌领域所发生的变化，尤其具有新的时代意义，它如同长江大河中突如其来的一大漩涡，为批判和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海左七贤”派，就是在这个变化中应运而生的颇具特色的文学团体，它是这个动荡的社会在文学上的反映。

作为高丽开国功勋的后裔，尽管继承着官僚贵族的血统，但拒绝“门荫之补”的林椿，经多次科举落榜和武臣变乱，竟真正沦落为一介布衣。在被社会无情抛弃，流落天涯的过程中，他备加清醒，看清了社会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严酷的现实使他对这个社会极端不满，批评意识不由得从心底里萌生，他对社会人生的思考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在文学上，他决心绝不作当时盛行的科诗之风的宠儿或弄臣式的御用文人。年轻时的他志气甚高，处处以贤士自居，想干一番大事业，连开国功臣后裔之“荫补之权”也都自动放弃，欲以自身的努力和才华另辟蹊径。不过经历武臣叛乱之后的人生波折，使他的一切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今已不是他想怎样就怎样，而是完全被世情折磨和戏弄得一餐难饱、一事难求的地步，解决一家人困厄和饥饿的唯一出路，只在于重新拾起场屋之业。对当时的这种窘状，林椿在《与赵亦乐书》中写道:

仆性本旷达，好问大道，不乐为世俗应用文字，但少为父兄所强，未免作之。自遭难废，而不为者久矣。今既寒窘，思其所以取仕进，而具裘葛养孤穷者，非此术莫可。^[20]

他自小个性旷达，好问大道，不乐意作世俗应用文字。至长大，因父兄所迫，他作过一些与科试有关的准备工作，但因对科试的清规戒律不屑一顾，最终连续两次都名落孙山。年轻时对前途充满了信心，科场失意，对他来说还不算什么。可是如今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了，今为科举之事奔波则完全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因他发现在现实社会中要“裘葛养孤穷者，非此术莫可”。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情况下，科举登科是“裘葛养孤穷”的唯一路径，因为他不善他术，所以只能在此一途上拼一把了。

在不断求索的过程中，他的认识也不断飞跃和丰富，很多时候他慷慨激昂，踌躇满志，创作了大量述怀、感遇的诗歌。就是在科举连续落榜，人生不断受挫时，他也没有放弃诗笔，敢于抒发自己的心迹，批评时弊，不服输，歌颂人生最美好的理想。他这一时期的诗歌，议论风生，感慨纵横。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现实政治风波的教育下，逐步认识到天道周复，人生大运盈缩，皆自有自身规律。在这个规律面前，即使是圣人、君子也无力回天，那些文学史上的佼佼者和大人物也大都经历过人生的巨大波折。到了晚年，他又未免陷入了人生矛盾，觉得自己已无力，改变人生颓势。他这时期一系列的咏怀、感遇诗作中，除了还有一些对时弊的批判之外，也夹杂着较为浓重的悲观情绪和绝望意识。他的诗作中的这些思想情绪，实际上反映着科场屡遭失意的布衣寒士上进之心不死，却无路可进时的心态和社会处境。林椿的不幸在于不仅武臣乱前已两遭科场落榜之苦，武臣乱后更处于一命难保、仕进路绝的境地。

高丽明宗在位期间，武臣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政权曾多次易主，但执政者的一个共同认识就是治理国家离不开文人的参与和助佑。到了崔忠献父子执政时期，这种认识进一步成熟，选用了文人中大批可靠之佼佼者。包括那些在野寒士通过科考和直接任用涌进政坛，在各国家政权机构中担任着职务，无论从个人的利害，还是从国家朝政的需要，都得到了积极的实际效应。而在这样的权力再分配的过程中，有一批文人却被排挤在圈外，那就是与武臣统治集团有世仇家族的后裔、对武臣统治者心怀不满者和对现行政治“妄发批评者”。林椿家系世代文臣，对武臣政变满腔义愤，而且口无遮拦地批判现实政治，这对林椿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林椿的的文学思想，绝非凭空产生。作为海左七贤派的领军人物，他的文学创作倾向和理论观点，与派中其他人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对宋诗风的流行、对当时盛行的形式主义文风的态度、对当代社会文化风气的看法等，都具有一定的趋同性。但是武臣政变时九死一生的生活体验、多次的科场失意、十来年的流落天涯等与众不同的人生经历，给他的思想情绪留下了刻骨难忘的深刻印记。正因为如此，他的文学思想比派内其他六子更为切中时弊。特别是曾经寄予全部人生希望的科举进身一路被堵之后，他的一切都变得暗淡无光，从而愤怒的批判迸发而出。对自己时代的科举制度、科举考试的形式和内容、科场内外的种种舞弊现象，他逐渐看得一清二楚，他认为科举制度和考试内容是国家制定并执行的，内容的教条化严重脱离了实际，而围绕科举考试而展开的舞弊行为和行贿丑行正好反映着国家制度的不健全和整个统治阶级的腐朽没落。他特别仔细观察和研究过科举考试的形式和内容，看到存在许多形式主义的、教条的东西，按照这种考试法只能助长偶然性和运气的成分，根本考不出一个人真正的水平。他认为作为国家来说，这种考试法深刻地影响着选拔真正优秀的人才，而对个人来说，这种考试法则大大限制了个人能力的发挥，也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更给为许多优秀考生造成终生遗恨。对当时的考试制度，他指出:

近世取士，拘于声律，往往小儿辈，咸能取甲乙，而宏博之士，多见摈抑，故朝野嗟冤。吾恐兹弊已久，不可一旦矫之。今乃仅而获足下，仆在远地，不能尽识其余。^[21]

如前所说，高丽的科举制度是学中国唐代的“科举之法”，在科目的选择和考试的权重方面，极其重视考核诗赋的写作水平。尤其是在前中期逐步形成的文治主义思想和文人政治的影响下，逐渐格外重视制述科(进士科)遴选，而在制述科的考试中也加大了对诗赋的考核力度和权重。可问题在于对这些诗赋如何地进行考核，比如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比重怎么掌握，注重内容的充实，还是只重视形式如韵脚、对仗、声律等方面的东西呢?许多资料显示，当时的高丽科举制度实际上重视的还是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