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坎坷的一生与社会审美思想
如上所述，高丽汉文学的发展得益于王朝文治主义的统治理念和政府的崇文政策。这种理念和政策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它不仅代表了东方儒家文化圈国家的文化特色，也体现了“海东礼仪之邦”独一无二的文化特色。而这一文化特色的建构，绝非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不仅是继承此前早已开始形成的本土汉文学传统的必然结果，也是过滤和消化不断传入的中国新的文化和文学影响的自然体现。有影响力的作家群体的形成、优秀作品的涌现、新流派的不断结成、对自身文学自觉的理论总结等等，都是高丽民族文学成熟的标志。
高丽王朝的崇文政策体现在诸多方面，但按制度和国策来讲主要有两大方面:一个是科举制度，再一个是大力兴学。科举制度不仅改变了国家的人事制度，更兴起了广大士子的学习热情和文学创作热情，使得传统儒家的经典和汉文学迅速普及开来，大大提高了高丽整体民族的文化乃至文学水平。兴办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是科举制度赖以发展的坚实的实际基础，也是培养各种文化或文学人才的摇篮。高丽的学校制度有官学、私学和乡学三种形态，其中官学主要有中央的太学、国学等，乡学主要有地方的乡校、书堂等，而私学则有以崔冲的文宪公徒和郑倍杰的弘文公徒为代表的全国的12徒。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私学担当了学校教育的主要功能，也充当了科举人才的主要来源。其次，高丽历代君王喜爱文学和文士，是空前的和执着的，他们引领风气之先，为文风的振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高丽历代君王往往亲掌殿试(或帘前试)，考取能文善诗之臣，还经常带领文臣，唱和酬答，奖励优秀者，这也为高丽文学的兴盛起到了不小作用。还有，高丽经常有计划地从中国购进大量的儒家经典和文学书籍，这也成为了崇文政策的重要一环，对其文学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既是高丽崇文政策的主要内容，也是其文学兴盛的主要原因。在东方汉文化圈的国家中，这种文治主义的观念和路线极其罕见。
高丽的这种文治主义及其崇文政策，无疑为高丽的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它后来所经历的极端的政治事变，着实引起了一场文武大逆转。自毅宗王执政起，疏远忠良，日近佞幸，放肆纵恣，加上崇奉佛法，迷信鬼神，宣扬图谶之说，浪费土木斋醮之资，从而国库日竭，民生疾苦而怨声载道。危害性更大的举止莫过于毅宗王重文轻武政策和过分的纵娱行为。他为了满足享乐生活，在宫中加构亭榭，起台阁，布置奇花怪石，极尽奢靡。他也经常带词臣、美女和扈从，到野外山水秀丽的地方饮酒酬唱，歌舞取乐。他的娱乐，始以击球、手搏，中以歌舞，终以词章，整日与词臣游兴觞咏，乐而忘返。在这整个过程中，随行文臣得意醉饱，而护驾武臣饥困劳累，无异于奴隶，加上常受侮辱于年少文臣。物极必反，1170年的一天，激愤无比的武臣将士奋起叛乱，开始击杀大小文臣，遂“卒伍蜂起，搜杀多数文臣”，接着他们先废后杀毅宗，立明宗。在这个过程中，存命的文臣及其家属四处奔命，有的依附武臣政权，有的走入深山僻谷，有的剃发寄托山门，也有的隐姓埋名到处流浪。这就是史家所谓的“庚癸之乱”或“武臣之变”。极端文治主义之余，毅宗王及其文臣集团自食其果，走上了政治崩溃之路。从此高丽江山易人，文武地位逆转，武臣跋扈于朝廷，相替执政，从此进入了近90年武臣执政时期。本文所论的林椿，生当这种变乱的年代，历经科场失意、武臣叛乱、浪迹天涯、穷困潦倒的遭遇，成为这一社会大逆转的历史时期高丽受害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文学，作为这一特殊历史环境下的产物，也体现着独特的历史脉搏和审美情趣。
林椿的生卒年不详，清楚的是他于武臣政变之前曾经参加过两次科举考试，说明他主要生活于高丽毅宗(1147—1170)、明宗(1171—1197)年间。他出生于世代为官的文人家庭，自小深受家学的熏陶。他的祖先曾经在高丽王朝的初创时期“功成汗马”，属勋臣阶层，深受朝廷重视。他的祖父林仲干、父亲林光庇皆曾为朝官，但到了他这一代，突遇武臣变乱，只能疲于奔命，家道中衰。他少年时即跟随叔父林宗庇学习汉学和诗文，深受影响。他少年时便立大志，遍览群书，将来通过科举考试立身扬名，实现自己的理想。
由于是高丽开国功臣的后裔，林椿完全可以按政策不经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在高丽的选官制度中，这是许多勋旧官宦阶层所拥有的特权，而且曾经有许多这一类官宦家族之子弟通过这种门荫制度走上了仕途。面对选举制度上的这种优惠政策，以“读满群书”、“略备才情”而自豪的林椿，却表示不愿意以这种“门荫之助”立足于官界。而且此时他正处于适龄时节，他父亲林光庇也正在朝廷掌握相关大权之时，并多次督促他走依靠“门荫”之路。对此他后来回顾道:
仆自幼不好他技，博奕、投壶、音律、射御，一无所晓。唯读书、学文，欲以此自立，而耻借门户余荫，以干仕宦。故先君柄用时，岂求取禄，利以为己荣哉。况先君或强之仕，而不从者屡矣。此亦年少气锐……将先世余殃所积，特钟于仆，必欲剿绝而不起耶。[1]
林椿自小除了读书、做学问以外，他技却“一无所晓”，真是一介书生。只想以学问和诗文之才立身扬名，“欲以此自立，而耻借门户余荫，以干仕宦”。只要掌握权力的父亲稍微施加影响，他便根据门荫政策轻松入官，但他多次拒绝了，他想自己还年轻，而且“岂求取禄，利以为己荣哉”。
不过他万万没有想到高丽的政风渐坏，科场腐败，一连多次的考试均落榜，失望之中年龄也逐渐增长。而且谁曾想到天有不测风云，毅宗末年武臣变乱起，文臣及其家族备受打击，甚至连生命都没有保证，还想什么科举、登第。即使是武臣掌权以后逐步稳定政局，恢复科举取人，但像林椿这样的重点打击对象的后裔却仍受制约。对时局和社会风气的这种变化，《高丽史》记录道:
虽名卿大夫，未必不由科目进，而科目之外，又有遗逸之荐，门荫之叙，成众爱马之选补，南班杂路之陛转，所进之途非一矣。原其立法定制之初，养育之方，选取之制，铨注之法，井然有条，累世子孙凭借而维持之，东方文物之盛拟诸中华。自权臣私置政房，以贿成，铨法大坏，而科目取士亦从而泛滥。[2]
在高丽，尽管显赫一时的名卿大夫子弟，也都必须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但一些特殊情况例外，如“遗逸之荐，门荫之叙，成众爱马之选补，南班杂路之陛转”等则入其例。高丽的这些选举制度、科举之法，刚刚建立之初则井然有序，显示出了自身的优越性，后来也没有什么大的变故，基本正常发展，“累世子孙凭藉而维持之”。不过自从武臣统治者“私置政房，以贿成，铨法大坏，而科目取士亦从而泛滥”，原来神圣的科举制度不再有真正的公平，那些想通过实力获取榜上有名的士子们的想法，早已变成天真的幻想了。至此，与许多不幸的落榜者一起，林椿被彻底地排斥在权力层以外，开始过起失落的后半生。
在武臣政变之前，林椿已经参加过两次科举考试，但均未能如愿。在武臣变乱中，他的家族深受其害，他本人也四处逃命躲藏，在朋友的帮助下幸免于难。但自此以后，他基本失去了生活来源，全靠过去“海左七贤”的同仁、众诗友、文坛崇拜者们的接济，甚至有些时候入山寺度日或靠师傅救急，反正为了养活家眷，他绞尽脑汁，但总是摆脱不了穷困潦倒的窘况。对当时的生活，他记录道:
某也，冰氏之子，生于冱寒涸阴之乡，顽颜钝颊，惨懔凄凉，有冰雪之容。身残家败，食贫口众，为寒窘所迫，遂之江东，乞丐为生，凡五移星霜。以今年春首，西笑而旋，久寄旅泊，囊橐倾竭，弱妻寡妹，蓬飘萍断。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无寸田、尺宅可以聚而容膝。每一念之，不觉涕下。[3]
作者说自己是“生于冱寒涸阴之乡”的“冰氏之子”，把自己比喻成“顽颜钝颊，惨懔凄凉，有冰雪之容”的窘境困厄之人，这就是林椿遇乱以后的实际状貌。在突如其来的变乱中，家人被杀，家产被抄没，一家人完全失去了经济来源。为了养活一家人，不得不浪迹江东，“乞丐为生，凡五移星霜……久寄旅泊，囊橐倾竭，弱妻寡妹，蓬飘萍断”。一想起自己穷困之状，心如刀铰，不觉泪如泉涌。这一记录告诉我们，武臣政变以后的5年间，林椿流落江东地区，完全靠别人的帮助，艰难维持生计。在这期间，由于生活艰难，病妻和寡妹都颠沛流离，断了消息。一个两班士大夫的后裔，因反文治主义的政治事变而流落他乡，以“乞丐为生”，这实在是一种对当代政治的讽刺，也是对朝鲜封建时代科举制度演变史的真实写照。
为了生计，林椿曾经找过许多亲朋好友帮忙，为自己找条出路，他也求过一些官界的旧友，但皇帝老爷也救不了穷，武人专制下的科举制度不可能给他任何机会。他因四处奔波而鬓发苍白，因营养不良而形容憔悴，但他绝不能这样潦倒，认为余生尚存一点希望。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乱后的他又重操旧业，求有司访贡举，准备再次参加科举考试。对这一段历史，林椿曾回忆道:
自古困场屋者，遂至汨没者多矣。至于仆，则尤有所不可晓者，求试于有司，凡二举而不中。后遭难依违，迁就至今，才三举而鬓发几白。又辄废以疾病，则彼漠漠者，固有使之然耳。此项羽所谓“天亡我，非战之罪也”。[4]
科场失意，自古有之，因科场屡遭惨败，而一时想不开自尽者也不少。林椿富有实力，在文坛颇有声望，可还是担心科场遭到不测，曾求过有司关照，但两次的考试最终都名落孙山。乱离后又参加一次考试，但又没有如愿，后因疾病一直没有再参加考试。在科场上如此接连遭遇败绩，他认为有其客观原因，如他后来常说的那样，这个原因主要在于客观，即“此项羽所谓‘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与科举在中国一样，高丽的学子在准备参加科举考试之前，往往通过熟人请托，介绍自己，以加大科举成功的砝码。林椿在此所说的“求试于有司”，很可能就是属于这一类的请托，但不知什么原因，他还是给落榜了。他留下的一系列的书信表明，在此之前的考试中，他曾经作过多次“毛遂自荐”，向掌管科举考试的贡举或知贡举递交自我介绍书，以求得人家的赏识。他写给当时的受命贡举李知命的自荐信便是其中一例。在这封信中，他将自己比喻为埋没于豫章丰城之地的镆铘、干将，恳切地表明正等待着雷焕的出现。其信中说:
夫镆铘、干将者，天下之至宝也。埋于豫章丰城之地，常有紫气冲斗牛间，而莫有知者。及雷焕登楼而仰观，然后掘而得之，乃拭以南昌之土，而光芒艳发，视之者无不骇然眩目矣。设使焕而不知，则天生生物，其终埋没而几乎不获见宝于世矣。今仆之在寒乡冰谷中也久矣，虽往往有冤气上彻于天，而世无雷焕者望而知之，则其眩目之光艳，无所复发矣。可不惜乎!是以敢饰其孟浪谬悠只言，区区以列于左右。伏惟阁下，少加察焉。仆尝于造化炉锤间，受百炼精刚之气，而阴阳资其质，五行成其体，二十八宿罗其胸襟，然后禀灵以生。首出利物焉，以道德为铗，仁义为锋，以智勇为锷；包之以言行之鲠亮，饰之以文章之英丽，柙而藏之，所以保其身而明哲也；持而行之，所以应其时而能用也。砥砺以名节，淬磨以学问，上可以决浮云，下可以绝地维；举之无前，干之无旁，天地之内，指挥而无所碍矣。然而有非常之器者，必待非常之人，以立非常之功。故尘埃蒙其光，粪壤饰其文，绣涩剥落，如青蛇退鳞，而与死为徒久矣。但其英灵光怪，耿耿然，发露于草木、瓦砾之间而不能掩，犹足以号鬼神、起雷电而动星象也。呜呼!天之生是也，岂虚藏利器，伏而不耀，隐而不发，终于埋没而为弃物耶!……诚拭雷焕之眦，望牛斗之气，掘而发之，刜其垢，磨其光，则一日而其资露，二日而其光发，三日而其真貌观矣。则其效用于门下者，恢恢乎游刃有余地矣。岂止铅刀一割之用乎!倘使仆徒弃于冰谷中，而为大平无用之物，则亦将飞出以避虎库之灾，跃入以蟠平津之水。待其时，有其人而后复出，则何良工哲匠之门，不求稀世之珍哉。[5]
文中所说的“镆铘”和“干将”，是春秋时期吴王令干将所锻造的两把宝剑。传说古代春秋时吴王阖闾命令干将在匠门铸剑以献，铁汁不出，其妻镆铘自投炉中，铁汁乃下。遂铸成二剑，雄曰“干将”，雌谓“镆铘”。干将进剑于吴王，而藏雌剑。雌剑思念雄剑，常悲鸣。后世，人们把“镆铘”和“干将”，当作宝剑的通称。对此传说，历史上有多种不同的记录，其中有代表性的如《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文选·七命》、唐陆广微的《吴地记匠门》、晋干宝《搜神记》等。“镆铘”和“干将”二剑，后来埋没于豫章丰城之地，常有紫气冲天，但无知晓者。后来有个叫作雷焕的人，登预章城头仰观四周发现了此二剑所藏之地，乃拭之以南昌之土，光芒四射，惊动世界。据记录，古时确有雷焕其人，是西晋预章郡人，通晓纬象之学。传说西晋武帝时，雷焕登豫章城楼发现斗牛间有紫气冲天，知道丰城藏有宝剑。大学者张华治理朝政时，惜雷焕之才而补丰城令，到任后他果然掘得传说春秋时楚王命欧冶子、干将铸造的龙泉、太阿二剑。记录显示，雷焕是西晋时期精通纬象之学的学问家，也是能识别被埋藏的地下宝剑的奇才，是和能识别好马的伯乐齐名的纬象家。言外之意，林椿认为自己如同“镆铘”和“干将”，是真正具有使用价值的人才。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自己自小埋头学习，磨练出了一身本领，以备将来为国家所用。但是由于科试的死板化、科场的腐败等原因，三次参试都没能够通过，加上武臣叛乱时的受害，现在只能流落天涯。在文中他一再表示自己是人中“宝剑”，呼唤着当代雷焕的出现。他表明自己的科场失意，原因在客观，如果一旦有一天遇到人间的伯乐、雷焕，能够登用自己，自己肯定是国家所需的栋梁。
在这篇文章中，林椿以生动的比喻说服着当时主管科举考试的知贡举李知命，请求他录取时要关注自己，应该明白自己是“镆铘”和“干将”般被埋没的在野人才。他还以形象的文字，介绍自己无论在学识、才干上，还是在人伦道德方面与众不同的地方。如在学识、才干上，他说:“仆尝于造化炉锤间，受百炼精刚之气，而阴阳资其质，五行成其体，二十八宿罗其胸襟，然后禀灵以生。”在道德品质方面，他认为自己“首出利物焉，以道德为铗，仁义为锋，以智勇为锷”；而在社会践行上，他也认为自己是饱学而能够致用的人才，说:“包之以言行之鲠亮，饰之以文章之英丽，柙而藏之，所以保其身而明哲也；持而行之，所以应其时而能用也。砥砺以名节，淬磨以学问，上可以决浮云，下可以绝地维；举之无前，干之无旁，天地之内，指挥而无所碍矣。”但是再好的宝剑，也离不开像雷焕这种高人的鉴别和赏识。他以非常恳切的口吻，反复陈述这个道理，“设使焕而不知，则天生生物，其终埋没而几乎不获见宝于世矣。”并说自己才是真正被埋没于冰谷中的宝剑，如果不能被人发现并重用，那太可惜了，“今仆之在寒乡冰谷中也久矣，虽往往有冤气上彻于天，而世无雷焕者望而知之，则其眩目之光艳，无所复发矣。可不惜乎!”越是“有非常之器者”，越要“待非常之人，以立非常之功”。但他也认为只要是真金，无论放到哪里，都会发光的；只要是真宝剑，不管现在埋没得多深，也会因其光彩而会被人发现并重用的。“但其英灵光怪，耿耿然，发露于草木、瓦砾之间而不能掩，犹足以号鬼神、起雷电而动星象也。”他还认为像他这样的出色人才，一旦被发现，一定会现出真本色、真本领，现出自身真正的价值来的。“诚拭雷焕之眦，望牛斗之气，掘而发之，刜其垢，磨其光，则一日而其资露，二日而其光发，三日而其真貌观矣。”整个文章，进言形象恳切，比喻生动贴切，说理有条不紊，是一篇有声有色的求录游说文。
在高丽，实施科举制度以来，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向掌管科举考试的官员写诗或书自荐并不是见不得人的事情，而是一件极其普遍的、完全被社会理解的行为之一。武臣叛乱以后，林椿流落天涯，历尽艰险，此时他的年龄已经不算小，两班文人中的同龄人一个接着一个地荣登红榜，他从心底里感觉到有些忐忑不安，那些过去孤傲自负的心态逐渐退色，一股股担心焦虑的情绪不由自主地涌上心头。而李知命则是高丽毅宗、明宗年间的重要朝官，郑仲夫之乱时，上下文臣皆受难或逃窜，唯李知命因有惠政和良好的口碑而独免。因他“有文章、德行，擢尚书右丞、右谏议大夫等”，官至政堂文学、太子少傅；因他“有古大臣风”，曾多次掌管科举考试，录取了赵冲、韩光衍、李奎报、俞升旦、刘冲基等名士。林椿之所以斗胆直接给李知命写信，就是出于这种对李知命人品的信任和其学识的认同。李知命不仅有惠政的好口碑，还“有文章、德行”，在多次掌管科举考试的过程中选拔了许多后来成为名士的人物。这封书信中到处隐约可以看得出林椿对知贡举李知命的信任和尊敬之意，希望他以伯乐的慧眼发现自己，使自己早日为国家作点事情。林椿希望社会公平、选举公道，更呼唤着雷焕的出世，消灭科场冤屈，但是对他来说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恶化。武臣当政以后的整整5年，他下江南到处游历，靠朋友接济维持生活，在一系列的打击之下，几近绝望。5年后他回到开京，想重振旧业，东山再起，但开京已不是文学至上、莺歌燕舞的文人天下的旧日的开京。无论从个人荣誉、光宗耀祖的角度看，还是从解决目前的生活困难考虑，他的急先务依旧是进入官场，但是对除了四书五经、吟诗作文之外，不晓得他途的他来说，以科举考试进身是唯一可取的办法了。可是他总看不到转机，似乎形势对他越来越不妙，于是他四处奔波，找过去的朋友帮忙或打通关节，但都没有实际效果。无奈之下他再次给大学士李知命写信，述说自己的困境和愿望，以求得帮助，但不知什么原因，在野布衣的身份始终得不到改变，也解脱不了身份上和生活上的潦倒之状。对自己当时这样的窘局，林椿写道:
仆常愿抠衣函丈，入执弟子礼，与其门人贤士大夫，然后将以退理其文。而自难离以来，久去京师，卑贱之迹，愈远愈疏。故肩不摩于夫子之墙，名不闻于宾客之末，恐遂埋没，无以激发其志也。[6]
荣登榜首，“抠衣函丈”向李知命这样的大人物“入执弟子礼”，从而跻身其门人士大夫行列，共同谈文论诗，这就是他原来梦寐以求的愿望。但是他的这种梦想，被武臣的叛乱粉碎了。此时的他，几乎看不到希望，甚至有些绝望了，遂发出了“恐遂埋没，无以激发其志也”的悲观情绪。后来他总结了自己如此怀才不遇的基本原因，认为其中之一就是自己求人“自售”。他说:
夫富商之居于廛肆也，藏珍货而候求者之自至，问其直则有高之以五万者，然亦得而售焉。及持其珍货而家至户历，以自号于道途曰:“吾将市此矣”，则虽五万之直，必低昂铢两，而其直愈卑，然亦不能售者。彼不求我，而我自求售也。士之于人亦然，虽怀奇蕴异之士，苟不负其能而自重，欲求市于当世，则望愈卑而亦不售矣。[7]
林椿在此将学饱待用的知识分子比喻为在市廛中藏珍货而候求买者的富商大贾。那些富商大贾住在市面中，藏珍贵的货物而等待买主。其货中有值数万贯的，但价值再高也得卖出去才算交易达成。于是货主持珍货走串穿巷叫卖，而货主为了快点卖出去“低昂铢两”，但是恰恰相反，你叫价越低越卖不出去。再珍贵的货也必须遇到真心购买者，“彼不求我，而我自求售也”。这样是卖不出好价钱的，更甚者你越急着卖，人家则越不买你的账。以这样的范本为例子，林椿转而指出:“士之于人亦然，虽怀奇蕴异之士，苟不负其能而自重，欲求市于当世，则望愈卑而亦不售矣。”在当时包括林椿在内的许多士子们，依照惯例精心求助于执掌礼闱的高官或春秋贡举或知贡举，以求得这些文官或考官的青睐和关照，但真正收效者寥寥无几。经过多年的科场挫折以后，林椿深知当时选举制度的缺陷和科试录取过程中的种种不合理现象的根源，作为一个渺小个体，则奈何不了这种江河日下的时代潮流。从南方回到京城，再作一系列挣扎性的努力以后，他真的失望了。他深感在腐恶的现实中，不仅“无以激发其志”，而且已判断出自己“恐遂埋没”，转落成“寒乡冰谷”中的“寒酸客”。他可作的事情只能就是摆事实讲道理，总结过去，给后人以一个教训。
在1170年的武臣政变中，许多大小文臣被对文治主义政策和文臣怀有仇恨的武臣叛乱者杀戮，他们的财产也被抄没，其家族是死的死、逃的逃，幸免于难的实属极少数。在这场乱离中，林椿的家族不知总共死了多少人，但一个事实是比较清楚的，那就是他们家族的财产基本抄没了。在他流离失所游历江南五年回到开京以后，看到乱后的高丽国家形势逐渐得到稳定，人民生活也渐趋好转。为了恢复自己的财产权益，改善穷苦的生活状态，林椿遂动意向刑部写信申诉找回自己家族的财产和土地。这说明在武臣乱前，林椿家族是一个拥有大量财产和土地的大家族，问题是这些传代财产和土地都被武臣叛乱者没收和占有了。此时的他，到处打探以后，给当时的刑部侍郎李某写了一封长信，以说明和申诉自家财产被无故抄没的冤情。他在信中说:
仆之先祖，尝从草昧之际，功成汗马，图画凌烟，以丹书铁券，锡之土田，永世无绝，而反为兵士所夺，故郭外数亩，无日可得。而渊明之归去来，久不能赋。某肩不摩于夫子之墙，名不闻于宾客之席，今乃手携长笺、笔话、羁愁，疾声大呼，以乞怜于左右者。不唯他人笑之，仆亦自笑之。[8]
这件给刑部官员的书信表明，林椿的确是世代为官的勋旧士大夫家族的后裔。他的先祖因高丽建国过程中的汗马功勋，分得过大量的山林和田地，巨大财产“永世无绝”，世代相传。不幸的是庚寅年郑仲夫等武臣乱起，对这些世代文臣大加杀伐，并没收全部财产，使得大量文臣一朝失去了一切。林椿家族也未能幸免于难，这些传世财产一朝被武人所夺，连“郭外数亩，无日可得”，几乎变成巷间的流丐。作为诗人的他，自笑无片田归隐，学陶渊明赋出《归去来兮》歌。如今的他，落得个“肩不摩于夫子之墙，名不闻于宾客之席”，变成流落天涯靠朋友接济维持生活的落魄文人。但是冤屈不能烂在肚子里，祖宗的遗产不可无缘无故地被人强占。在这种自主意识的驱使下，他拿着长篇诉状和满心冤屈去找吏部侍郎李某，申诉财产被夺之不公，大声疾呼世道过于强权，他也没有忘记争取李侍郎及部官其他刑员的同情。但是这一切绝对不会有任何的效果，贪婪的武臣统治者们，是不会轻易地拱手让出他们政变胜利的果实。对自己“荒唐”之举，林椿知道别人都笑他为不懂世故，可是那又怎么样?尽管结果是再清楚不过了，但他还是尽自己作为林氏家族后裔的一点职责。这也是他生活上穷困得走投无路时的无奈之举。当然自己也知道这是非常可笑之举，“不唯他人笑之，仆亦自笑之”。
在封建时代的朝鲜，文人知识分子唯一可走的路就是以科举进身，而文人知识分子也是除了读书、写些诗文什么的以外，也不懂别的生计之门。也就是说，对他们而言，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界是唯一的出路，一旦此路不通或被堵，那意味着必须过一辈子的布衣生活。而布衣的生活，则完全靠家庭的经济状况如何来决定。如果家里没有别的收入来源，那生活会是什么样，是不言自明的事情。世代以勋旧文官自居的林椿的祖先，代代奉儒守官，对子女的要求也都很高。在父母的严格要求下，林椿自幼年时候起苦读四书五经，苦练写诗撰文的基本功，以求将来在科场上摘得桂冠，这样不仅能够光宗耀祖，还可以官运亨通，享尽荣华富贵。但是科场的死板和腐败，使得他多次名落孙山，特别是突如其来的武臣叛乱打碎了他的荣华富贵梦。此路不通，则等于没有其他的路可走，加上家产被抄没的他基本失去了生活来源，只能靠别人的接济来维持生活。对自己这一过程，他写道:
仆本性旷达，好问大道，不乐为世俗应用文字，但少为父兄所强，未免作之。自遭难，废而不为者久矣。今既寒窘，思其所以取进士，而具裘葛养孤穷者，非此术莫可。[9]
性情旷达的林椿，自小“好问大道”，很少拘束于细节，更不乐意作“世俗应用文字”。所说的“应用文字”，就是为参加科举考试而准备的那些策文、帖经和诗赋之类。对这些“时体之文”，他是自小反感，“但少为父兄所强，未免作之”，直到罹难以后才废而不作。可是人到穷途末路时才逐渐意识到，走进士之路才是养家糊口、甚至走向富贵的捷径，同时备感在失去经济来源的文人那里更是如此。他出身高贵，但正是因为“性旷达，好问大道”，并为自己的学饱富才而自负，就连可“荫补”入官的机会都主动放弃。他原来想全靠自己的实力，通过科举竞争进入官界，可是他的这种良好的愿望在腐恶的现实中被彻底粉碎了。“以为阶梯者，独科第耳。今又蹇滞如此，仆之衰危，又可寒心。”[10]但是当他明白这个道理时，深感为时已晚。俗话说国君难济恒穷，时间长了过去的亲朋都逐渐疏远他，甚至有些人还以冷眼看待他的窘像和狂放之姿，笑话未第而视高。但是他并没有气馁，固守一个文人知识分子的节操，将那些歧视或说笑者统统看成路边“吠犬”。他说:
然至此岂非命欤，是以放情丘壑，无处世意。常与猎夫渔者，上下水陆，游荡相狎，略无拘检如此，足以无恨矣。自顷年以来，一时交游者，零落殆尽，使人悲伤。仆完支体，以至今日，苟卒以乐死，是以幸矣。是非荣辱，又何足道耶。况仆以疏狂获罪于世，吠者成群，非因辱如此，何以悦其仇嫉者之心耶，此尤所以甘如饴者。仆略观当世士大夫志于远且大者甚少，但以科第，为富贵之资而已。其遒然霈横然行。阔视于缀述之场，可以兴西汉之文章者，舍足下水耶![11]
作者干脆把自己的一切不幸归于命运，忘掉心里痛苦，率性而为。“放情丘壑，无处世意，常与猎夫渔者，上下水陆，游荡相狎，略无拘检如此，足以无恨矣。”这样的结果，不久“一时交游者，零落殆尽”，使他陷入无限的悲伤之中。有时他也想到死，觉得如果作到了放情大千世界，率性而为，却死而无憾，“是非荣辱，又何足道耶!”再说自己的品性“疏狂”，何罪之有?为何时流辈中仇疾者、吠者成群?在他看来，那些所谓的士大夫们大都是鼠目寸光者，“志于远且大者甚少”，这些人个个都是“但以科第，为富贵之资而已”的可怜虫。但是骂归骂，骂解决不了自己眼前的困境。出路在哪里?归根到底，还是一句话，在科第。“以为阶梯者，独科第耳。今又蹇滞如此，仆之衰危，又可寒心。”[12]
如果没有祖传家财的佑助，科第落榜布衣的生活是没有基本保障的。林椿就极具代表性，后来因他自己的“疏狂无拘检”，备受世道的嘲讽和冷落，最后连过去的亲朋好友也逐渐地疏远他。而越是这样，他的生活则越发陷于困境，一家人只能过衣不保暖、食不果腹的穷酸生活。在亲朋好友远离他的情况之下，他还有一招可施，那就是给有所旧交的地方官求救。当时一位姓洪的旧友镇守他所在的那个郡，无奈之下，他只能动用这一层关系了。林椿有一篇给这位姓洪的当地教书的信，恰好直接反映了他这一次的求助请求。信中曰:
仆自遭难，跋前踕后，隐匿窜伏，投于人而求济者数矣。皆以犬彘遇之而不顾，故居京师，凡五载饥寒益甚，至亲戚无有纳门者，乃挈家而东焉。是时出佐藩幕者，虽非素所相识，亦皆儒生，然彼不哀而问我。仆固不欲以穷困，自干于人也。以是默默屏居，而不敢先焉。始阁下坐镇于是州，仆闻而喜曰:“公吾知己也，必厚我矣。”及相见，赐之坐而与之言，其礼遇有加于平日，慰诲勤勤，若悯其穷且老，然后知大君子之与人，不以穷达贵贱为虑焉。仆固感慨捧戴，而欲效其巨者，每谨置于怀，而一日未尝忘之。[13]
自从遭遇到武臣叛乱以后，作者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况之中，到处避难。在这艰难的过程中，虽所求接济者许多，但都“避猪狗般避而不顾”，连亲戚们也都不让进门。所以在京城的五年中，日益饥寒交迫，最后不得不移徙东南。此时，在朝廷和官衙里，也有许多旧时的朋友和相识者，而且这些人都是“以仁为旨，以和为贵”的儒者，但其中真正同情和帮助他的人很少。而作者也根本不想麻烦这些人，把自己的穷苦转嫁给他们。于是他只是默默无闻地隐居一方，没有主动打扰这些人。自从洪教书坐镇本州以后，他很高兴地去找面见，且受到热情有加的接待和安慰，对此他从心底里感激这位一方父母官，而且这种感激是每天和每时每刻的。那些亲朋故旧们都百般回避他的时候，只有洪教书还是接见和关怀他，感恩戴德之情无法用语言表达。这篇书信，虽说是感谢，但实际上提示着洪教书要进一步用实际的方式救济和帮助他。也就是说，与其说是感谢信，还不如说是深度求救。信中，不仅昭示着作者的窘迫像，还体现着作者失落的心境和被逼无奈之下为生活而不顾面子地求救于别人时的矛盾心态。
尽管落得这种地步，但他最后还是绝念于过去那种以科第进身解脱困境的想法。因为乱后参加一次科考以后，他终于明白了现实社会已经变得无法认出旧日的面貌，他亲眼目睹了武臣统治阶级的贪婪和腐朽，科场已经变成既得利益者们交易的场所。在这种情况之下，按照正常的方式很难达到入榜的目的。他似乎已经对此路彻底失望，今后何去何从，自己也说不清楚。“又何眷恋庭闱，余久见斥于世，不得与诸生诣阙，抗叫于帝阍。”[14]因自己久见斥于世，原来奢望过的鏖战词场、与科场群儒一决高下，成名于世的想法，现在已变成一场噩梦想。感觉到一生的梦想彻底破灭之际，林椿伤感之极，悲愤之极，绝望之极，但他努力了，尽力了。他曾驰骋场闱、出入相府、放情丘壑，甚至与“猎夫渔者”“游荡相狎”，“略无拘检”地自由自在过。回顾这些，他也发出“足以无恨矣”的感慨，但这种感慨却蕴涵着一个科场失败者的心里痛楚和无奈的苦笑。
理想与严酷现实之间的矛盾，科场失意造成的高贵血统和潦倒生活之间的差异，这就是林椿所极想解决而不可能解决和摆脱的现实困境。而这种矛盾和差异又导致他满心愤激之情和无法跨越现实的矛盾心理，使他在流离失所的布衣处境中挣扎抗争。这种抗争显示，在绝望中他那高远的理想尚未泯灭，梦中犹存鸿鹄之志。他的诗《次友人见赠诗韵》见证:
十年崎岖面扑埃，长遭造物小儿猜。问津路远槎难到，烧药功迟鼎不开。科第未消罗隐恨，离骚空寄屈平哀。襄阳自是无知己，明主何曾弃不才。
秀逸天才独不群，海东词客孰如君。曾酬绝唱须先断，近为新篇笔欲焚。西晋远欺陶处士，南朝高压鲍参军。昌黎死后无人继，五百年来见古文。[15]
多次的科场失意，无情的武臣变乱，改变了他的一切，使他身无一官，流离失所，生活穷困潦倒，而且常遭人家的诬陷和谩骂。他自己说这是“长遭造物小儿猜”。现实生活如此地糟糕，但他作为一个有为文人的心没有死，他将自己的遭遇比喻为一生因种种原因而度过不遇一生的楚国屈原、晋陶渊明、南朝鲍照、晚唐罗隐等，意思就是身虽陷入困顿不遇，但高远的志向和辉煌的名声却永留人间。这或许也是一个以饱读万卷书、才华横溢而自负的、科场失落文人的自我安慰，但其中还是寄寓着本人对理想无限的憧憬和对有为人生不息的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在高丽社会中，林椿的科场失意绝非偶然，也绝非一个人的不幸。在高丽的选举制度中，每逢科举录取人数极其有限。在每年云集开京的众多贡士中，有幸能够榜上有名者只占很小的比例而已，其中制述(进士)科的比例更小。由于以制述科进身者入榜后可以走正官之路，有优越于其他科目的升迁机会，又可享受各个方面的特权，所以多数贡士都集中在这个领域展开争夺战。但是高丽各朝根据实际情况，对每次科举入榜者的名额比例掌握得很紧。林椿的晚辈大诗人李奎报在批评文学上的模拟主义风气的时候，指出科举考试制度对文风的负面作用，说:“每岁榜出之后，人人以为今年又三十东坡出矣。”[16]李奎报是林椿的晚辈，少时曾经与林椿等“海左七贤”派的文人交游过。所以这种记述说明，在林椿、李奎报的时代里，每年的进士入格名额在30人左右。《高丽史》说:“凡选场，或比年，或间岁，未有定期，其取士亦无定额。”[17]这说明高丽时期的科举考试，是每年或两年举行一次，其名额也没有定数。不过林椿、李奎报所生活的毅宗、明宗年间，至少每年进士录取名额大概掌握在三十人左右是可以肯定的。我们不妨翻开《高丽史》的相关记录，以具体考察当时每次科考后的录取名额情况:
附录一 高丽毅宗年间每次科举考试录取概况
毅宗元年五月，金永宽知贡举，金子仪同知贡举取进士，赐李愈昌等三十二人及第。
二年闰八月，高兆基知贡举，庚弼同知贡举取进士，赐柳廷坚等二十五人及第。
四年，文公元知贡举，李之茂同知贡举取安永有等。
六年四月，庚弼知贡举，任可忠同知贡举取进士，赐金仪等二十七人及第。
五月，亲试，取刘羲等三十五人及第。
七年八月，金永锡知贡举，刘锡同知贡举取进士，赐郭元等三十人，明经三人及第。
八年四月，门下省事崔允仪知贡举，左承宣金存中同知贡举取进士，赐皇甫倬等及第。
十年六月，李之茂知贡举，李元膺同知贡举取进士，赐黄文庄等二十七人及第。
十二年五月，枢密院使李阳升知贡举，右承宣李公升同知贡举取进士，赐金正明等二十七人及第。
十四年五月，金永夫知贡举，李知深同知贡举取进士，赐崔孝著等三十三人，明经三人及第。
十六年四月，中书侍郎崔允仪知贡举，秘书监李德寿同知贡举取进士，赐李继元等二十九人，明经三人及第。
十七年九月，同知枢密院事金永胤知贡举，左承宣金永胤同知贡举取进士，赐李纯佑等二十八人，明经三人及第。
十八年九月，中书侍郎李之茂知贡举，左承宣许洪材同知贡举取进士，赐金元礼等二十八人，明经三人及第。
二十年五月，知门下省事金永胤知贡举，礼部尚书徐淳同知贡举取进士，赐朴绍等三十人及第。
二十二年三月，金永胤知贡举，金光中同知贡举取张令才等二十七人，明经四人。
二十三年四月，许洪材知贡举，金于蕃同知贡举取李翼忠等二十九人。[18]
附录二 高丽明宗年间每次科举考试录取概况
明宗元年五月，政堂文学韩就知贡举，右谏议金莘尹同知贡举取进士，赐林遂等二十八人，明经四人及第。
二年七月，同知枢密院事金阐知贡举，右谏议韩彦国同知贡举取进士，赐张文庆等二十九人及第。
三年六月，平章事尹鳞瞻知贡举，礼部侍郎文克谦同知贡举取进士，赐崔时幸等三十二人及第。
五年十月，枢密副使闵令谟知贡举，谏议大夫郭阳宣同知贡举取进士，赐白龙燮等二十八人，明经三人及第。
六年八月，礼部尚书李文铎知贡举，太府卿韩文俊同知贡举取进士，赐秦干公等三十人，明经四人及第。
七年四月，枢密副使文克谦知贡举，判太府事廉信若同知贡举取进士，赐崔基静等三十五人，明经四人及第。
八年六月，枢密副使韩文俊知贡举，右谏议大夫李应招同知贡举取进士，赐陈光恂等三十人，明经三人，恩赐四人及第。
十年六月，门下平章事闵令谟知贡举，国子祭酒尹宗诚同知贡举取进士，赐李得玉等二十九人，明经三人及第。
十二年六月，政堂文学韩文俊知贡举，右散骑常侍李知命同知贡举取进士，赐许征等三十人，明经四人及第。
十四年九月，参知政事文克谦知贡举，知奏事林民庇同知贡举取进士，赐琴克仪等三十一人，明经五人及第。宋进士王逢辰别赐乙科。
十六年四月，林民庇知贡举，黄甫倬同知贡举取进士，赐宋惇光等三十三人，明经五人及第。
十八年六月，参知政事林民庇知贡举，崔钲同知贡举取进士，赐李唐髦等二十九人及第。
二十年五月，政堂文学李知命知贡举，左承宣任濡同知贡举取进士，赐皇甫纬等三十人，明经五人，恩赐七人及第。
二十二年四月，参知政事赵永仁知贡举，翰林学士柳公权同知贡举取进士，赐孙希绰等二十九人及第。
二十四年四月，枢密院使崔瑜贾知贡举，判秘书事崔诜同知贡举取进士，赐金君绥等三十一人及第。
二十六年七月，枢密院使崔诜知贡举，国子祭酒李资文同知贡举取进士，赐赵挺观等三十七人及第。
二十七年五月，参知政事崔谠知贡举，左谏议大夫闵公珪同知贡举取进士，赐房衍宾等三十人及第。[19]
这一记录显示，李奎报所说的“每岁榜出”，“人人以为今年又三十东坡出矣”的记录是完全有根据的。根据这一记录可知，在高丽毅、明两代君王执政的整整50年间，曾经有过33次的科举考试，毅宗执政时期16次，明宗执政时期17次，其中录取人数最多的时候是37人，最少的时候是25人。每年的这些录取数字，与参加考试的总人数比起来，只不过是很少的一部分，这说明参加考试的绝大部分贡生是落榜者。等待大多数应考者的命运是被无情地黜落，结果又面临续考、出游或隐居的选择，但大多数士子的选择还是前者，认为继续参加科举考试才是唯一的出路。
这些落榜者的处境十分尴尬，因为他们与登第者形成鲜明的对比，一边是爆竹声声骑红马，一边便是怅望着京城春色，独自品尝人生的悲凉。此刻，他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再把希望寄托在来年的考试上面。但实际上，科场失意者们的思想和表现往往各不相同，有些人失落之余不可自拔，终日沉湎于酒色，以醇酒和美色刺激自己的感官，试图忘记失落和痛苦；有的则另谋出路，退隐田园，与世隔绝，以另类的兴趣和雅意，充填因科场失意而空虚的心；而有些人看破红尘，干脆遁入山门，以求得心理安静和来世的福报；选择得最多的还是重新参加来年的考试，继续追求人生的梦想，但等待他们的结果会是什么，那就不言而喻了。无论是选择哪一种，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等来的大都是苦涩、迷惘和失望。
林椿就是这无数落榜士子中的一个。他与众不同的一点就是，他是当时高丽文坛卓有名气的作家，已经有一批拥戴者。在当时，他也是著名的“海左七贤”中的盟主之一，与李仁老一起主导着这一文学流派的活动。所以他完全不服于几次的科场失败，论资历，论水平，他认为自己完全有资格摘得桂冠，进入士大夫的行列。还有，他与众不同的地方还在于，他原来是可以取得“荫补”的开国功臣后裔，按高丽的选举制度他不参加考试也可以得到官职，但一向自负的他决意要靠自身的实力进身。再有，他与众不同的地方还在于，他所受的是双重打击，也就是除了科场失意之外，他更遭到因武臣叛乱者而引起的灭门之灾和死亡通缉，他是刀口之下九死一生的受害文人。在避难江南的五年时间和回京师以后的日子里，在无任何生活来源的情况下，他全靠朋友的接济勉强地维持着一家生活。后来连这样的接济也得不到的逆境下，他也顽强地挺过来了，寻找着新的机会。
对大多数的士子来说，进身“唯此一途”。全国的各色士子，一次又一次，蜂拥在这一狭窄的独木桥上一搏运气。在那政治动荡，社会道德江河日下的历史环境中，要体面地生活下去，要么是有权势，要么是有钱财，如缺这些条件，你只能去碰运气了。像林椿这样已经什么都丧失了的文人士子，只能久困场屋，负屈一辈子:尽管林椿才华出众，志向远大，但根本得不到社会的选举制度的认同。他只能像怀抱美玉良璞的匠贾，穿行在喧嚣的街面上，却碰不上一个识货的买主。他把自己比喻为急于出货的商贾，越喊价，越没人理会。科举浪费了他赤诚的心，消磨了他的雄心壮志，猛然间他意识到自己的苦心经营，换来的只是冰冷的心和衰暮残年。科举误人如斯，并非高丽毅、明两朝所为，也绝非唯林椿一人是受害者，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也是那个制度的必然。
总之，尽管身兼如此多的不幸和痛苦，但他始终没有动摇自己的追求。他批评社会的不合理，批评科举制度的诸多弊病，不断宣扬一个儒者、文人应遵守的正道和正理，不断地寻求人生逆转的那一刻，而且时刻为之而作准备着。但是在太多的困难、冷眼和诽谤面前，他也最终绝望了。那样地梦寐以求、眷恋不已的“庭闱”，因“久见斥于世”而“不得与诸生诣阙，抗叫于帝阍”了。对一个自小以科举进身为最终目标的在野士子来说，这如同生命的终结，其心理痛楚是可想而知的。对“春闱一鸣”美好幻想的破灭，使他反而清醒，看清一切的现实关系，不再相信任何甜言蜜语。过去曾经孜孜不倦，白首不休，总想“庭闱一鸣”而“欢君圣颜一刻”的他，将要停止一切努力了。受够世人的白眼，忍够亲友们的讽刺和侮辱，已经无力回乡谨省；生计也日益艰难，已到了“囊空如洗，食不果腹”的地步。这就是高丽科举制度的弊病所产生的著名文人、落榜士子林椿最后的归宿。林椿的经历和遭遇，是那个时代千百万举人、士子的共同经历和遭遇，他只不过是一个缩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