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座主门生制的兴盛及其对科举和文学的影响

特别是高丽一代盛行的“座主门生”制，一旦形成以后迅速发达起来，而且愈演愈烈，它也不可能对科举考试毫无影响。所谓的“座主门生”制，指的就是掌管考试的贡举、知贡举与在其手下入格登榜的士人之间的紧密的纽带关系。在此，知贡举或同贡举为座主，在其掌管之下登榜授红牌的考生为门生。一次考试取30人左右，按每三年一次科考来算，一个知贡举或同知贡举手下可能出好多这样的门生。这是一个数量不少的门生系统，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李仁老的《破闲集》，对此也有具体的记录。其曰:

门生之于宗伯也，以文章被鉴识，特达于青云，古人所谓“期牙相遇”，是以位虽至钧衡，犹居于侄行，不敢与之抗礼。昔后唐斐皥，在同光中，三知贡举，门生马矞孙掌试，引新榜诸生往谒。作一绝句云:“三主礼闱年八十，门生门下见门生。”本朝光王时，始以诗赋取士，然未尝有宗伯得见门生掌选者。至明王初，学士韩彦国，率门生谒崔相国惟清，亦作诗云:“缀行相访我何荣，喜见门生门下生。”此虽据裴公旧例闻，闻者皆以谓“盛集”。今上践阼八年，赵司成冲，亦引门生诣任相国濡第陈谢，而公以冢宰尚在中书，古今所未有。奇哉!作诗以记卓异:“十年黄阁佐升平，三辟春闱独擅盟。国士从来酬国士，门生今复得门生。风雨变化鲲鹏击，布葛缤纷鹄鹭明。金液一杯公万寿，玉笙宜命喜迁莺。”^[14]

一个门生要达于青云，其文章须经过负责考试的贡举的鉴识，所以贡举如伯乐，是众士子望之如天的人物。入格以后门生可以登宰相之位，但毕竟是个门生，在曾经的宗伯面前，只能排上子侄辈的份儿，绝对不可能与之抗礼。这种习俗与礼数源自中国，如后唐斐皥曾以知贡举掌管过三次科试，后来他致仕，门生马矞孙掌管科试，以礼领新登榜诸生去拜访，老礼部尚书斐皥感慨万端，赋出“门生门下见门生”的诗句。高丽时期的座主门生制始于明宗时期，明宗七年任同知贡举的韩彦国率自己的门生去见宗伯崔惟清，崔惟清乃赋诗表示相同的感慨。后来同样身为知贡举的赵冲掌管科举考试多次，也引领诸门生去拜谒曾经的宗伯任濡，而这时的任濡以冢宰尚在中书省任上，时人认为此于古今尚无，亦作诗以表示心中的感激之情。这种现象虽源于中国，但人们都称道此事为文人“盛集”，赋予了一定的现实意义。“门生门下见门生”，或“喜见门生门下生”，作为高丽科举考试的派生物，后来一直到李朝时期逐渐成为一种官场习俗。

活跃于高丽神宗、熙宗、康宗、高宗朝的大文人李奎报，曾经多次以美事歌颂过这种门生制传统。据李需述《文顺公墓志铭》，李奎报年轻时“于名宰相柳公权座下，中司马试第一”，故其一生格外尊敬座主柳先生。他在晚年成名高就以后，也多次以知贡举掌管科试，录取了许多制述(进士)生中的佼佼者。晚年的他深得武臣执政者崔忠献、崔怡父子的信任，位高权重。但从门生制的角度看，他既是柳先生的门生，又是诸多门生所追仰的座主，年末年初时节，总有诸多在京门生携礼物和酒果聚集于家中，度过喜庆的一天。对当时的情景，他在《又别赠门生》一诗中描绘道:

当年试席在，蚁战正酣。谁是门客，经了千淘万汰始登采摘。天墀拜受黄封酒，便飞荣翼修鸣剧。奈今开宴称觞奉寿，此情良得。老坐主乘酣快乐，更呼索华笺濡染冰白。方信门生以是美田良宅，起离妓簇香余袖。要归时，扶我身侧。笑哉残叟，洪崖肩高醉堪拍。

面对诸门生，诗人想起科举考试场上“蚁战正酣”的情景。坐在他面前的门生都是经过科场竞争，“经了千淘万汰始登采摘”的佼佼者。而且他们都具有站在国君的“天墀拜受黄封酒”的荣耀，如今也正处于阔步宦路、名振词场的“风华”年代。“奈今开宴称觞奉寿，此情良得。”看到这样的门生罗列于眼前为诗人祝寿，心中自然感慨无比。“老坐主乘酣快乐，更呼索华笺濡染冰白。”诗人由此呼索笔纸，写出锦章华辞，预祝众门生前程似锦。通过李奎报的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到，在高丽社会里，这种座主门生制多么地常态化。诗中显示座主和门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天然的纽带关系，是其他任何的社会关系也替代不了的特殊的人际关系。从本质上看，它是一种以学缘和官缘为基础，以特殊的文化基因和时代认可度为特征的变相的社会人脉实体。

在李奎报之前，这种座主门生制早已流行于文人士大夫和新晋官僚之中，成为士林和文坛“耀眼”的一道文化时尚。从文学的角度考虑，这种座主门生制实际上是一次新老诗人的聚会，只不过这种聚会以科举知贡举、同知贡举和“红榜入官”者为主体构建起来的特殊的诗人群体。所以座主和门生之间的聚会，往往演变成诗歌酬唱会和诗艺索探会。据李仁老的《破闲集》，这种聚会在高丽时期极其普遍。他举例说:

白学士光臣掌贡籍，及解锁，新榜诸生共设斋筵祝寿祺，便谒学士于玉笋亭，设小饮，以一绝示之:“寿夭由来禀自天，不因祈祷更延年。醉眠昨夜有奇梦，知是丛诚所感然。”^[15]

结果，当年担任知贡举的文人白光臣和在他手下入格的“新榜诸生”，在宴会上互相唱和酬答，切磋诗艺，交流感情，享受“天伦之乐”。《破闲集》又记录道:

明王初，宗伯韩彦国引新榜诸生谒恩门，崔相国作诗谢之。公和其诗，引云:“君子人，君子继得英才；门生下，门生共陈谢礼。”又云:“师子窟中，师子同一吼音；桂枝林下，桂枝无二熏气。”其奇险如是。晚年犹嗜内典与《华严》，师壮观学法界，观作百韵谢之，世号《祖逖菩萨颂》。^[16]

明宗王初期的韩彦国身处礼部尚书高位，但他还是引领“新榜诸生谒恩门”，由此曾经的座主崔相国和旧门生韩彦国、新榜诸生之间进行了一场“唱和酬答”之“诗会”。高丽时期座主门生制所产生的座主和门生之间的种种佳话和诗歌交流事实，很多都成了后世文人诗话记录中的重要内容，使后人清楚地看到当时文学发展中的另外一面。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座主门生制”，至后来从单纯的座主与门生之间的纽带关系，逐步发展成具有特殊社会纽带关系的裙带关系网。在高丽的官僚社会中，被任命为知贡举进而成为科场座主是一个无上光荣的事情，在武臣执政时期更是如此。武臣掌握政权以后，过去受宠无比的文臣的处境大不如以前，不得不看武臣统治阶级的眼色行事。为了保持自己固有门阀的地位，一方面文臣往往用通婚、协力等各种手段，从武臣政权获取信用，以确保自身的既得利益。而另一方面，文臣则巧妙地利用科举座主与门生之间的纽带关系，来强化自己的实力，以进一步巩固自身的社会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座主门生制”是武臣政权统治之下的一种特殊产物，它与当时的历史、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被任命为知贡举的文官，当科举考试结果发表以后，将前几任知贡举和同僚邀请至家中，盛宴招待，以扩大自己的名声和影响。史上把这种家宴叫作“学士宴”。与此同时，同一年入格的同榜及格者，还编同年录，以加强相互联系。不同时期科举入榜的人，还编出“桂籍誊录”，以便掌握现时情况。还有，历代的科举及第者，在状元郎中间选出一个人，主管同门会或同年会。历届科举状元，还组织“龙头会”，以显示其在科举中的荣耀与地位。

高丽中后期的座主门生制，具有自己独特的现实功能。

首先，座主门生制为增强文人的独立势力和政治地位，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高丽的座主门生制产生于武臣政权统治时期的明宗朝，这时期的文人严重受制于武臣统治集团，他们作为科举知贡举的权威锐减，在某种程度上只充当了武臣统治者培养后继者的附庸。这时期掌管科举考试的知贡举，即使是正派的文人，也免不了在权势家的压力之下多照顾一些门阀子弟入格。在武臣统治者的压力之下，这时期的科举考试也逐步取消了国王亲自掌管的复试，科试之权完全掌握在追随武臣而得势的一部分文臣贵族手中。在这种特殊的时代里，这些文臣贵族要维持自己的门阀地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要么是与武臣权势家通婚，要么是奉承于武臣集团，成为其“可信无疑者”。为了做到这些，他们谨小慎微，过着非常紧张的日子。可是座主门生制的产生给他们提供了另外的一片天地，科考结果发表以后把曾经当过知贡举的前辈和现今同僚召唤到家里，设“学士宴”庆贺并夸耀名声。这种形式的活动是以儒家文化的招牌或国家太平的名义进行，所以自然获得武臣集团的默认，久而久之成为了一种国家文化习俗。在这个过程中，座主门生制也逐渐成了武臣统治之下文人势力赖以发展的温床，起到了入格文人进入仕途有效的互助平台作用。

其次，座主门生制在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为带有政治性质的裙带体系。高丽前期的门阀贵族，以王室外戚及其他纽带关系来形成势力基础，而高丽中后期的门阀势力则以座主门生制为其构筑实力的基础。这种以座主门生制为势力基础的门阀贵族，后来逐步变成了与王权抗衡的政治势力。到了第三十一代恭愍王，为了削弱门阀势力，起用了与门阀势力毫无关系的辛旽，从而开始打击门阀贵族势力的既得利益。对王室与门阀势力之间的这种矛盾关系，《高丽史》也有记载:

王曰:“儒者称座主门生，布列中外，互相干请，恣其所欲。如李齐贤‘门生门下见门生’，遂为满国之盗。儒者之为害如此。”及旽之败，王曰:“益斋先见之明不可及已。”^[17]

朝廷的文官以座主门生制的名义，“布列中外，互相干请，恣其所欲”，这对王朝大业来说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如李齐贤所说，“门生门下见门生”，座主门生之间的势力不断扩大和膨胀，逐渐演变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政治力量。这种力量逐步发展成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势力，不仅干扰国家正常的选举秩序，还对王朝的基业构成威胁。恭愍王对此表示十分的忧虑，引出李齐贤之语，鞭笞时弊，把座主门生制看成是威胁社稷的毒瘤。这一记录充分证明，座主门生制从纵向和横向上不断蔓延以后，逐步形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政治势力，威胁着现有的封建秩序。

还有，高丽后期浓厚的座主门生制风气最终导致政治动荡和社会不稳定。高丽前期的门阀势力以王室外戚为势力基础，而高丽后半期的门阀贵族则以座主门生之间的纽带关系为势力基础。这种基础使得座主门生制最终走向与武臣政权相结合的道路，这大大影响了王氏高丽封建王权的政治基础和现实利害，加深了武臣统治集团与封建王室之间的矛盾。到了高丽末叶，这种以座主门生制为基础的门阀势力受到了王室势力的挑战，成了新旧势力斗争的焦点。高丽第31代恭愍王为了加强高丽封建王权并远离元朝势力，巧妙地起用与文臣门阀势力无直接关联的辛旽，从而想以此沉重打击武臣庇护下的传统文臣门阀势力。辛旽原为奴婢之子，长大为僧，当时的恭愍王偶然发现其为人才，遂招入宫中，讨论时政。当时的恭愍王面前横亘两大问题，一是文臣阀阅势力的牵制，一是土地兼并所造成的社会激烈矛盾。恭愍王视执政艰难，重用辛旽，任为田民弁正都监判事。辛旽上任后，大胆实行土地改革，将大庄园主的土地分给穷人，同时将其私人奴婢升为良人，深受下层人民的拥戴，从而深刻撼动了文臣阀阅势力的政治、经济根基。后来辛旽的改革引起文臣利害层强烈反对，文臣们以其风水说怂恿国王迁都之事为由，逼迫恭愍王处决辛旽。恭愍王想利用起用辛旽及其改革来削弱文臣阀阅势力的计划最终归于泡影，慨叹以座主门生制为基础的文臣阀阅势力的根基不好撼动，遂说出了上述李齐贤对座主门生制的批评之语。根据这一记录可以看出，座主门生制的确逐渐形成为一种权力门派势力，左右着王朝的政治走向，恭愍王想利用辛旽等其他政治力量与之抗衡，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说明座主门生势力根基之牢固。

座主门生制是高丽时代出现的事物，它伴随着科举制度的推移逐渐发展起来，最终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不过它与其他政治势力的不同点，在于它是围绕科举制述科出身而建立起来的以进士文人之间的前后辈、上下级关系为特征的纽带关系，这种关系最终由科举座主与门生之间的纽带关系逐渐升华为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系统性社会势力关系。从另一个方面讲，无论是座主还是门生都是通过考试上来的进士，大都是社会文人中的佼佼者，其中的很大一个比例的人都是能文善诗者，所以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对诗文格外精通的文人群体。他们之间有关礼尚往来的记录，老少相互提携的美谈，文学交流的逸话，早已在朝野间传播，成了人人称道的嘴边故事。何况高丽是一个传承儒学、崇尚文学的东方国度，人们对这种关系的羡望度很高。特别是对那些想通过科举考试一鸣惊人而光宗耀祖的芸芸士子来说，上流社会的这种美谈、逸话有着格外强烈的吸引力。这也成为他们之所以为之而奋斗的客观动力，人人怀着这种入官之梦去读圣贤书，苦习诗赋之道。在武臣统治者的纵容之下，过去文人治世时的朝野风气纵然重新抬头，从而大大刺激了广大士子的状元梦。但是僧多粥少，名额有限，能够实现黄粱梦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人自幼至老为之而耗费一生，最终还是以失意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