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好文之主”与诗风演变之关系
封建君主制下的高丽王朝，国王当然是天下的最高统治者。在朝鲜传统思想和儒家意识形态的熏陶之下，国王的权力和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和绝对的，忠君乃天下普遍的思想行为准则。在这样的封建社会环境里，“君意乃神授之”，“玉音一发”，定具至尊的地位。因此君王的一举一动，天下注目；君王的号令，如天神之至严，雷厉风行；连君王的起居嗜好，都被忠心耿耿的臣僚吏胥以榜样膜拜。一个文治主义风气十足的国度里头，有这样的一些爱诗如命的国君，其国之文学观念、诗歌风气，怎能不受其深刻的影响?
睿宗是高丽历史上公认的明君和有名的好文之主。他执政的12世纪初叶，正是“边事多发”之季。高丽的西、北边界地区不断受到契丹和女真部族的入侵，高丽王朝为了打退侵略者一边派大将作战，一边修筑边防要塞。这些都给高丽朝廷和人民增加了许多政治压力和经济负担，但睿宗还是有效治理国家政务和边塞要务，缓解了各种困难和矛盾，使得国家稳定发展。在他执政期间，还实行了官制、税收、学校、科举等方面的改革，深受朝野舆论的拥戴。他“礼接贤士，敦行孝悌。及乎即位，宵旰忧勤，励精求治，但志存拓境”，为国为民作出了许多重要业绩。虽然边境多事，政务繁忙，但他始终没有忘记文治政治的要义，没有闲置平生嗜好——唱和酬答。可以说，睿宗是高丽历史上有名的恪守文治主义的君王，他的执政时期是君臣之间的文学交流最为频繁的时期，这些都为后来高丽文学的繁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睿宗本身是一位能文擅诗的君王，一生写有很多诗文作品，后人结集出版过他与朝官之间的唱酬集，名为《睿宗唱和集》。在他执政的17年中，年年、月月频繁地与词臣或其他文官唱和酬答，所以在他的周围聚集了许多词臣和文人官僚。李齐贤在《栎翁稗说》中曾经列举过一些聚集于睿宗周围的文人，其中道:
是时，王与太子，皆励精向学。延访儒雅，而尹瓘、吴延宠、李敖、李预、朴浩、金缘、金富佾、富轼、富仪、洪灌、印份、权适、尹彦颐、李之氐、崔惟清、郑知常、郭东珣、林完、胡宗旦，名臣贤士，布列朝著。讨论润色，亹亹有中华之风，后世莫及焉。[1]
李齐贤列举的文人学士有19人之多，但这只是当时高丽众多诗人墨客中的一部分而已。睿宗王俣和太子王楷，都是励精向学的君王，他们都“爱材若渴”，特别是那些善于诗赋的文人学士受到格外的重视。在他的周围“名臣贤士，布列朝著”，李齐贤举的19人可能都是以诗鸣于当世的著名文人。尤其是其中的金富轼三兄弟和洪灌、印份、权适、郑知常、郭东珣等人，都是在朝鲜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的诗文家。如文中所说的那样，睿宗与这些文人学士探讨起历史与经典，切磋起深奥的诗艺来，“亹亹有中华之风”，让人望而起羡。
他“开设学校，教养生员，置清燕、宝文两阁，日与文臣讲论六经”，当然少不了与众臣的诗赋之交。他的好文之举，在现存《高丽史》睿宗条体现得非常充分。他与人酬唱往往不拘场合，如宴会、御各个殿阁、光临佛寺、与群臣踏青、巡游监政路上、科试终场、访问在野文士、祭祀仪式、某一个事情大功告成等场合，都是与人诗文交流的好机会。《高丽史》睿宗十一年(1116)条中的如下一段记载，可以证明他的这种嗜好达到了何等的地步:
夏四月甲子朔，至西京，置酒大同江船上，扈驾诸王、宰枢、侍臣、西京留守，分同三品以上侍宴。风日清和，王悦怿，与侍臣唱和。乙丑，谒太祖真殿。丙寅，召见处士郭舆，赐坐于常安殿后花坛，亲赐酒食。时忽见东南方有白云数片，其中双鹤徘徊，因命舆赋诗，王亦和之。丁卯，命有司禘于大庙，以金上琦配宣庙，崔思诹配肃庙。幸长庆寺，祷鱼于山川诸祠。戊辰，召诸王及郭舆，置酒，王制诗三篇，命舆和进。己巳，祷雨于九月山。庚午，幸金刚、兴福两寺。还至永明寺，御楼船，宴诸王、宰枢、侍臣，复以御制〔仙吕调·临江仙〕三阕宣示臣僚。金主阿骨打，遣阿只来。辛未，中书门下奏辽为女真所侵，有危亡之势。所禀正朔不可行，自今公私文字，宜除去天庆年号，但用甲子。从之。壬申，醮三界于长乐殿。癸丑，宴群臣于长乐殿，仍宣示御制诗一绝。丙子，幸观风殿，巡视太祖幸在所，遂御九梯宫，及晚移御永明寺东阁，召诸王及郭舆置酒唱和。[2]
这是该年阴历四月中有关睿宗活动的记录。睿宗到西京平壤，巡视地方行政以外，拜谒太祖、宣宗、肃宗等先祖王庙，祭祀天神和山川诸神，接见并宴请王公贵族、宰枢侍臣和平壤地方长官，还幸至佛寺，几乎天天忙于应付诸事。但无论多么忙，事情多么复杂，他总没有忘记在适当的场合赋诗唱和。记录显示，在不到20天的时间内，睿宗与群臣宴会并赋诗唱和七八次，几乎两三天举行一次这样的宴会或诗会。这样算来，在他执政的17年间，这样的诗宴有多少次，是不说自明的事情。怪不得在他去世以后，后代王可以专门编辑出版他的唱和专集，让后世诗坛诸家钦慕不已。事实证明，睿宗的确是一代好文之主，他不愧为东方诸多国家君主诗人中的佼佼者。
睿宗是一位执政能力和诗文水平兼备的国君，他甚至有时候显得风流倜傥，特别爱与词臣骚客们在一起交流。有一次，他寻访了京郊东山郭舆的东山斋，不巧郭舆进城办事尚未回还。他在东山斋周围徘徊多时，还是不见郭处士回来，于是在墙壁上亲笔写下一首诗，然后回宫。这首诗就是后来广泛流传于文人学士间的五言诗《何处难忘酒》。其曰:
何处难忘酒，寻真不遇回。书窗明返照，玉篆掩残灰。方丈无人守，仙扉尽日开。园莺啼老树，庭鹤睡苍苔。道味谁同话，先生去不来。深思生感慨，回首重徘徊。把笔留题壁，攀栏懒下台。助吟多态度，触处绝尘埃。暑气蠲林下，熏风入殿隈。此时无一盏，烦虑涤何哉?[3]
这首寻访诗，写的是睿宗在开城远郊访问友人而未遇的感受。郭舆是睿宗在春宫(太子所居之宫)时候的佐僚，也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对这首诗的缘起背景，李仁老在《破闲集》有具体说明:“郭处士舆，睿宗在春宫时佐僚也。及上践阼，挂冠长往。诏赐城东若头山一峰，开别墅，名曰‘东山斋’。常以乌巾鹤氅，出入宫掖间，时人谓之‘金门羽客’。……岂惟仙风道韵，足以倾动人主意，至于文章亦劲敏绝伦。上眷顾尤异，非朝臣所及。上尝从北门出，率黄门数十人，自称宗室列侯，访‘东山斋’。处士适留城中不返，上徘徊数四，制《何处难忘酒》一篇，以宸翰题壁而还。”[4]国王睿宗寻访的对象，是自己身为太子时的僚佐郭舆。当时的郭舆对太子王俣精心辅佐，鞠躬尽瘁，但当王俣正式继承先王而登位时，郭舆却“挂冠长往”，成为隐居君子。睿宗虽然下诏赐予城东若头山一峰，开‘东山斋’别墅，以报偿其过去僚佐之功，但他还是忘不了昨天的旧情，经常与其来往，切磋学问、赋诗相和。这是一个天气晴和的日子，睿宗率几十个侍臣，悄悄从北门溜出，寻访“东山斋”。不巧，适逢郭舆外出诣城中，无法见面，但又不忍直接回宫，遂于门外边等待边观赏周围景色，写下了这首富有逸趣的诗篇。诗人专程而来，满心期待与主人一叙旧怀，但恰逢主人不在家，十分遗憾。他徘徊于别墅外，举目望斋宇，“书窗明返照，玉篆掩残灰。方丈无人守，仙扉尽日开”，更侧耳聆听到“园莺啼老树”，看见了“庭鹤睡苍苔”。山峰间如此寂静，心中落寞，憾然，于是诗人喊出了“道味谁同话，先生去不来”的感慨。但是感慨归感慨，主人还是不回来，“深思生感慨，回首重徘徊”。最后，诗人只能是“把笔留题壁，攀栏懒下台”，不情愿地往回走。各种文献显示，睿宗与郭舆的交往较为频繁，而且他们的会面几乎都是与饮酒和赋诗唱和相伴，其情其景十分和谐融洽，浪漫有余。可是今天，睿宗瞒着宫中诸眷悄悄跑到若头山东山斋，准备再与郭处士边饮酒边切磋学问，并放怀酬唱，以解心头之闷，但万万没有想到郭处士进城未归。此时的心情，只有他的诗笔才能知道，“助吟多态度，触处绝尘埃。暑气蠲林下，熏风入殿隈”。“此时无一盏，烦虑涤何哉?”没有与郭处士的解闷酒，如何去除心中的“烦虑”?真是遗憾至极。可以想象，睿宗对这个东山斋十分熟悉，对那些书窗、玉篆、方丈、仙扉和老树莺啼、庭院苍苔等格外喜爱。而且他与郭舆过往甚密，思想性格也十分投合。君臣之间心理上这样丰富的内涵，这种超乎寻常的友情，不是通过“偶遇”、“喜遇”之类的正面描述来表现，而是用“不遇”时的“回首重徘徊”等语来表达。这样，作品自成机杼，不落俗套，读来亲切自然，感情真实。这种艺术手法，使作品富有生活情趣，又觉得委婉含蓄，兴味无穷。这首诗还具有很强的叙事性，叙事主人公的“寻”与“不遇”，让人产生悬念与好奇之心，使人充满想象，想见其人。全诗看似使人遗憾，但实际上诗脉流贯，洋溢着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意趣。当时甚至有人将这首诗的客观审美效应，比拟为汉武帝的《秋风词》和唐太宗的《舞凤笔》，评曰:“时皆以谓汉帝‘白云’之词，唐皇《舞凤》之笔，实兼而有之，古今所无也。”[5]不久，郭舆从城中回斋以后，发现睿宗曾经来过，还留下了题壁诗，觉得十分地惋惜，遂写下了相应的应制诗。其曰:
何处难忘酒，虚经宝辇回。朱门追小宴，丹宠落寒灰。乡饮通宵罢，天门待晓开。仗还蓬岛径，展惹洛城苔。树下青童语，云间玉帝来。鳌宫多寂寞，龙驭久徘徊。有意仍抽笔，无人独上台。未能瞻日月，却恨向尘埃。搔首立阶下，含愁倚石隈。此时无一盏，岂慰寸心哉?[6]
从诗的内容来看，诗的主人公曾下山参加朱门小宴，饮酒到天亮才回。主人公拄着拐杖走山路，回斋看题壁诗才发现昨天睿宗来过。主人公懊悔不已，乃写应制诗以答睿宗诗意，表达自己的惋惜之情。“未能瞻日月，却恨向尘埃。搔首立阶下，含愁倚石隈。”因自己外出，使得国王虚走一趟，而且自己也因此而未能得见龙颜，诗人甚至后悔自己当了山中处士。不过事情已经过去，诗人只能站在台阶之下，“含愁”“搔首”倚石隈。“树下青童语，云间玉帝来。鳌宫多寂寞，龙驭久徘徊”等句都显示，诗的主人公和国王睿宗不一般的个人关系。对此，《破闲集》还云:“岂惟仙风道韵，足以倾动人主意，至于文章亦劲敏绝伦。”这说明睿宗和郭舆的个人关系，除了人缘关系以外，在文学上的情投意合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诗的最后一句，“此时无一盏，岂慰寸心哉”，与睿宗的前诗寓意暗合、句式对应，充分表达出诗人的惜惋之情和对睿宗的一片赤胆忠心。细读这两首诗，我们不难发现，睿宗和郭舆是为什么如此的亲密无间、情投意合了。全诗叙事曲折，语言委婉，感情真挚，情味颇浓，让人读了久久难以忘怀。在朝鲜文学史上，将君臣之间的这种感情和诗酒之交，也称之为“鱼水之欢”。
高丽前半期，在文治主义政治思维的主导下，光宗以后的许多国王实际上人人都是好文之君，睿宗王俣只不过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已。高丽中期的仁宗王楷、明宗王皓崇尚儒雅，常与词臣酬答。高丽后半期的忠烈王、忠宣王、忠肃王、忠惠王也都是内忧外患年代的能文擅诗之主。忠烈王也是一位喜爱文学、常与文人诗酒交往的文治之主。在位期间，他经常与词臣唱和，铢积寸累，最后结集出版，名为《龙楼集》。其子忠宣王以太子身份作人质在元都燕京时，构“万卷堂”，召唤高丽大诗人李齐贤，与元朝诸多著名文人学者切磋学问和诗赋，也显示出一代好文之主的风貌。高丽历代君王的这些文学经历和事实，有力地表明文学在高丽是多么普及，多么受到重视。他们的种种好文之举和创作实践，早已成为朝鲜文学史上的佳话，记录于各种文献，激励后人在文学发展的道路上努力向上。
文臣宫廷赛诗会，这是高丽一代君臣之间的一种抒发雅兴的高雅集会，或者可以说是文学上清谈、一比高低的君臣“沙龙”。这种“赛诗会”或“沙龙”，往往是在国王格外高兴时偶尔举行，是表达君臣文学兴致的一种特殊方式。在高丽，这种诗赋会与科举制度有一定的关联。高丽时期的一些历史文献、文人笔记或诗话文字中，我们偶尔可以发现这方面的记录。李仁老《破闲集》卷中第七条记曰:“尚书金子仪，肮脏有气节。尝战艺春官，上梦见有人擢第，名曰昌……”这里的“战艺春官”，说的就是这种才艺竞赛。所谓的“春官”，就是礼部，是高丽朝廷六部之一。高丽的科举制度中，有“礼部试”，这是在整个考试过程中属于最高一级的考试。由于“礼部试”一般主要考诗赋，所以这一考试逐渐变成了诗赋竞赛的斗诗场。上述记录中的“春官战艺”，形容的就是这一礼部试中的诗赋竞争。这种诗赋比艺竞争，后来延伸到朝廷或文人生活当中，演变成娱乐或考察文人才艺的手段。这种记录又从另一个侧面充分高丽各代君臣好文喜诗的雅兴或“嗜好”。我们还是以睿宗为例来说。《高丽史》睿宗十七年条还记道:
丁丑，御纱楼，召文臣五十六人，刻烛，命赋牡丹诗六韵。詹事府注簿安宝麟为第赐绢有差。时康日用以能诗鸣，王蹰观其作，烛将尽，日用才得一联，云:“头白醉翁看殿后，眼明儒老倚栏边。”袖其稿伏御沟中。王命小黄门取视，嗟赏不已，曰:“此古人所谓‘白头花钿，满面不如西施半妆’，慰谕而遣之。”[7]
除了睿宗王之外，还有56个文官同时聚集，参加诗歌和答之会，这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御前诗会。“刻烛，命赋牡丹诗六韵”，说明每一位文官作诗与赋是有时间限制的，而且作诗必须以牡丹为题，用六韵而作。许多人按一定的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最后按规则评出等级，给以奖赏，这明显带有比赛的性质。文学上的这种现象叫作“刻烛成诗”或“刻烛求篇”，比喻以速度和质量比高低的特殊的创作活动。清吴伟业撰有《梅村家藏稿》一部，其中第五卷中有《西泠闺咏》一诗，其云:“卖珠补屋花应满，刻烛成篇锦不如。”实际上这一文学传统由来已久，中国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曾夜集文人学士作诗，刻烛以计时，作四韵诗，烛刻一寸为限，以比诗才。这种传统在异域高丽也得以继承，作得那样地认真、有趣和地道，真可谓“礼失拾野，而礼愈盛矣”。对睿宗刻烛赛诗的故事，高丽高宗时期的大文人李仁老也在《破闲集》中记述道:“睿宗天性好学，尊尚儒雅。特开清燕阁，日与学士讨论坟典。尝御莎楼，前有木芍药盛开，命禁署诸儒，刻烛赋七言六韵诗，东宫僚佐安宝麟为之魁，随科级思例尤厚。”围绕木芍药的即兴诗会，分出等级和名次，给予不等的奖赏，实际上带有浓厚的赛诗会性质。
这种竞赛性质的诗会，众多文官不得怠慢，须不断读书和磨练自己的文学本领。睿宗王对文官词臣的考验，在以后别的君王那里也毫无减缓之势。《破闲集》记载毅宗王时的此类例子曰:
毅王初，青郊驿吏养一青牛，状貌特异，献诸朝。上命近署词臣，赋诗占韵，而韵险峭，莫不有难色。东馆金孝纯为第一，玉堂慎应龙次之。金云:“凤惭览德来巢阁，马愧储精上应房。”慎云:“叩角昔嗟逢宁子，衅钟今免过齐堂。”上读之数四曰:“使事虽工，而语颇涉不恭，故以为亚。”因赐上尊酒，匹帛各有差。而西河林宗庇亦才士也，闻之叹曰:“使我得预其席，当曰‘桃林春放踏红房’，竟未得其对。”[8]
毅宗王初年有一个驿吏献状貌奇特的青牛，这也是让诸文官词臣赋诗应对的创作素材。这种时候的赋诗，不仅要速度快，还要创作出一首好诗来，最后由国王判定等次，等次靠前者有重赏。有这样的好文之主，周围的文官词臣机会不断。人人不仅须磨练出一身的诗赋工夫，还得脑子里塞满前人的范文警句和谚语典故，时刻准备应付突发诗会。陪同国王一起参加饮宴等活动，既紧张又充满期待感，因为这是在好文之主面前表现自己的绝好时刻。有幸在场者紧张而兴奋，因故未能到场者也期待总有一日幸运会找上门来。君主面前赋出绝好佳句者，命运转折，平步青云。国王的这种喜好，文人的这种心态，都为提高诗赋在政治及社会地位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睿宗非常重视科举取士，特别是诗赋是他选拔重要人材的基本内容，这早已成为了朝野共知的事情。每届开考，他都亲自过问和参与，特别是最后一道帘前试，他准以诗赋出题决定最后人选，并赐予红牌。有关睿宗与科举考试中诗赋的关系，我们可以在高丽时期的一系列文献中找到。《破闲集》又记载有关内容云:
睿王尤重儒生，每间岁亲策贤良。先阅所纳卷子，以知其才。举子高孝冲，名士也，作《四无益诗》，以斥君非。虽圣主不能虚怀，及辟春闱，命侍臣林敬清就试席，黜高孝冲，然后放题。而学士胡宗旦，诣阙上札子，得叙其罪。后复应举，纳卷子春官，其首题曰:“寄语卷中诗赋论，与君相别在明春。汝为秘阁前年宝，我作青云第一人。”果擢龙头，翱翔省闼，谔谔有诤臣风。所至人皆指之曰:“是尝作《四无益诗》者。”[9]
儒家思想是高丽的正统思想，以儒家政治理想模式构建国家制度，这是高丽历代统治者的基本原则。所以他们格外重视选举制度，重视科举考试的文化内涵，特别看重诗赋在选士评价机制中的分量。睿宗“尤重儒生”，亲自参与审阅士子的行卷，以提前掌握考生的情况，而且亲自指导具体考查过程，最后亲试亲取合格人材。在这个过程中，诗赋能力是他掌握的重心，录取与否的关键所在。李仁老记录的这一则故事，生动地反映了睿宗的个性品格及坚持的这一原则的履行情景。举子高孝冲曾作《四无益诗》批评过睿宗不对的地方，睿宗因此而有些不高兴，科举开考时驱逐高孝冲然后放题，以示处罚和惩戒之意，但文臣胡宗旦为高孝冲上札子提请容谅其罪过之时，他还是宽容了高孝冲。在下一次的科举考试中，不单允许高孝冲参加，而且根据实力，拔擢为状元。这个高孝冲，后来果然不失其望，成了为君直言的诤臣。这个记录告诉我们，睿宗心地宽厚，爱人爱材，求贤若渴，特别喜欢取用诗赋人才，表现出了一位文治君王，诗人君主的风范。
高丽王朝以诗赋取士，这已经成为历史的共识，但很少有人注意具体情况。实际上，在高丽诗赋被看重是有其不可忽视的根本原因的，其中之一就是中国文化特别是唐、宋制度文明的影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高丽建国以来，涌进了大量中国的文学书籍，其中中国的文学名家名著深受高丽人推崇，而且儒家的诗教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加上科举制述业考试主要以诗赋衡量取舍，随之而来的学校教育中，也极大地重视对诗赋技巧的演练。高丽历代的君王和官僚贵族，甚至把诗赋奉为立国之大本，衡量人材的首要条件。这样，在高丽的文人、士子那里诗赋成为立身之根本、进入仕途的踏板，即使是科举登榜而走上仕途，由于高丽实行了文官“月课”制度，所以诗赋照样成为保持官位乃至飞黄腾达的阶梯。
在高丽，诗赋的创作水平和鉴识能力，决定着一个文人、士子的前途和出路。也就是说，诗赋能力便决定能不能科举入格，决定能不能得中状元或排得上好的名次，更决定一个文官被国王拔擢时官职的好坏和官位的轻重、高低。崔滋记录的一件事情，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其曰:
郑中丞叙《杂书》，载崔侍中惟善《闺情诗》云:“黄鸟晓啼愁里雨，绿杨晴弄望仲春。”又《梳诗》云:“入用宜加首，何曾在匣中。”非特才华赡给，足以知位极人臣也。今观侍中集，如加首之句颇多，郑何取此一联，知位极人臣也。始，公于显庙二十二大平十年，赴帘前试，上谓侍臣曰:“华国文章，花月亦与其末，朕欲并试，要其捷疾。”先放赋题“君犹舟”，及赋毕就方写，乃署诗题“御苑种仙桃”。公即应题，直书名纸曰:“御苑桃新种，移从阆苑仙。结根丹地上，分彩紫庭前。细叶看如画，繁英望欲然。品高鸡省树，香接兽炉烟。天近先春茂，晨清带露鲜。是应王母献，圣寿益千年。”诗与赋俱称旨，御手批为榜元。诏入翰林，直除七品。明年庚辰，礼部员外，即兼掌诰，累迁至中书令卒，配飨于庙庭。则其位极人臣之兆，惟此诗的矣。[10]
这一记录里有四个方面的信息可以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诗歌能预示一个人的前程；二是国王显宗是如何地进行帘前试的；三是一个人的诗才直接影响他的官位的高低；四是国王亲自掌管的帘前诗，其形式和内容并没有什么新的创新，都是些平庸无味的造作之品。首先，崔滋认为一个人的诗歌作品，有时可以预示其将来“荣或枯”的征兆。他以文人崔惟善为例说明了这种观点，认为崔惟善能登高位，诗歌作品中早已有所兆示。实际上，这种观点里渗杂着某种迷信的东西，也有一种对诗歌功能过高估计的因素。其次，这些文字生动地记录了高丽时期科举帘前试的进行过程，是一份难得的原始材料，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
这一记录显示，在整个帘前试的过程中，国王当场直接出诗、赋题，考核其作诗速度和质量，而且当日直接判卷，决定中选。还有，这篇文章不仅生动地记录了帘前试的基本内容和方式，也传达出了文学能力在一个文人个体升迁中的重要地位。在帘前试中，国王满意的结果就是当场“批为榜元”，紧接着下诏使郑叙入翰林院，而且“直除七品”。第二年，国王又除郑叙礼部员外郎，兼掌管诰院，后来累迁至中书令，特别是去世之后还“配飨于庙庭”。这样，郑叙的荣达之路，真是一帆风顺，让当时和后世之人羡慕不已。郑叙为什么能够如此顺利地快速升迁的呢?他的一路发迹史，又说明什么呢?对此，这一记录给出了一个正确的答案，那就是“则其位极人臣之兆，惟此诗的矣”。郑叙之所以能够如此顺利地升迁，受宠于国王，关键在于诗歌，在于他能够写出一手好的诗歌。再有，帘前诗是科举考试中最高一级考试，而且国王亲试，所以应该是最能体现考生水平的考试，不过从郑叙所回答的诗作来看，内容浮华枯燥，形式上偏重于技巧，感觉不到多大的艺术魅力。尽管这是考试中写出的科诗，是在一定的限定条件下写出来的，但它还是充分暴露出科诗的严重弊病所在。正因为它有如此的缺陷，受到历代进步文人的指摘和批评。但是从另一方面，这也充分展现出高丽历代国王好文擅诗、喜欢任用诗文之材的审美禀赋和个体爱好。在这里，他们的制度文化思想和时代价值观念以及个体审美趋向等，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展现出了能够影响一代制度文化与思想流向及社会风尚的精神面貌。
高丽前半期君王们的这种风尚，对一代社会风气的形成不可能没有影响。仔细想来，这的确是一种特殊的文化风尚。一国崇尚诗赋的风气，好文的习尚，波及从国王到整个士大夫文人阶层和天下知识分子群体，引起如此积极的反响，这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现象。我们知道，高丽时期是文学大发展的黄金时期，特别是这时期的诗歌创作取得了空前的艺术成就。这时期出现了像郑知常、李仁老、李奎报、李齐贤、李谷、李穑这样的一群大诗人，而且汉诗在这一时期众体兼备，流派纷呈，名家辈出，显示出空前成熟的面貌。高丽汉诗如此发达的根本原因何在?对此我们可以说出许多方面的理由乃至因素，但其中历代国王的崇文政策、好文意识和热爱词赋的习尚，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是我们不应该忽视的重要方面。翻开高丽时期文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到处可以发现各代君王的影子，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爱诗如命，似乎无诗不成君威、不显君望。睿宗便是其中的典型例子。他们开了这种崇文之风气，在这种文学繁荣景象的背后，就有他们不可小视的作用。
有什么样的君主，就有什么样的政风；有什么样的政风，也就有什么样的政策导向。作为整个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高丽的科举制度受制约于许多方面的因素。作为制度文明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也深受高丽这个民族、国家人民思想文化观念的制约和影响。如前所述，高丽是一个标榜文治主义的封建王朝，这样的一个价值走向就决定了它的重文政策趋向，也规定了它势必要走向注重诗赋、文章的道路。在这种社会风尚之下，那些善词赋、好文章的君主势必受到社会成员的拥戴，而具有较高文学水平的文官、词臣，也势必得到相应的重用和拔擢，甚至其中的一部分人深受君王的宠爱而不离身边。重要的是这种思想、这种观念，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教育和科举制度的内容。就高丽中期的科举制度而言，由于有了这样的思想意识，这样好文的君臣群体，它的内容也必然深受其影响，走向了重制述业、重文科和重词赋的道路。
的确，高丽睿宗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好文之主，也是一位地道的诗人国王。他自己好诗文，善诗文，同样也要求自己周围的文官具备这样的才艺和素质。这样的一位君主，在对待科举取仕的问题上，也不会忘记注重诗赋、文章这一重要原则。与以往君王有所不同的是，他掌管殿试不仅主考诗赋，而且与诸文臣互动，让在场文官也一起作诗赋以进，以考核他们的文学才能是衰退或长进了。所以在他的手下当臣子，必须在诗赋方面“日炼月进”才行，不然的话，其日子不是很好过的。他的这种做法，使得高丽的文学水平不断提高，后来真的促进了人材辈出的局面。对睿宗的这种做法，《高丽史·世家》记录道:
癸丑，召诸王、宰枢于赏春亭，置酒极欢。(王)制词二阕，令左右和进，两府宰枢表辞不允。甲寅王字之、文公美将如宋，省侍臣，枢密院承制等饯于顺天馆乐宾亭，王遣内侍林景清宣示御制诗一首，兼赐酒果。乙卯，幸普济寺。五月戊寅，雨雹。己卯，幸龟山寺。丁亥，命赵仲璋等取进士，其合格人对策颇蹈袭前人，落第者诉之。庚寅，御乾德殿，出诗赋题，覆试。诏诸王、宰枢、侍臣坐殿上，赐诗题“股肱良”、“庶事康”，命词臣制进，王亦制之。六月己亥，王如奉恩寺，赐金精等及第。[11]
睿宗不是幸寺斋佛，就是到野外亭子间与诸臣“置酒极欢”，而每次行动一般都离不开与诸臣饮酒赋诗取悦。这一记录的关键在于与科举考试有关的情节。睿宗命贡举赵仲璋等取进士，但是有些落第者告发说合格者中有“对策颇蹈袭前人”者。于是睿宗决定进行“覆试”，以诗赋来决定胜负，乃御乾德殿出诗赋题，掌管考试。可知，睿宗对科举制述业考试剿袭现象的处理方式，是以复试诗赋来重新决定胜负。这样一来，原来在制述业考试中的对策文，因有抄袭现象出现，改由诗赋题来代替，考生不得不拿出诗赋创作方面的真本事来，使得考试结果公平合理。癸丑年六月公布录取的金精等进士，果然都具备很高的诗赋能力，在后来的文职官位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在这一记录中我们还可以看出，睿宗王与周围的文臣进行诗赋交流有以下几种状况:一是国王领赋而令左右“和进”。赏春或感秋时节在郊外亭子间设酒宴寻欢时，国王自己先赋诗或词，然后下令左右群臣“和进”，让大家共同品赏和评价优劣，此时两府宰枢想请假也“不允”，必须在场参加到底。二是往宋朝派遣使节时，高丽有远郊以诗酒饯送的习俗，此时国王往往派内侍特赐酒果和御制诗，以预祝使行的成功，并预先安慰远途之辛劳和危险。三是专门召集诸班文臣于大殿中，国王亲自赐诗题和韵脚，“命词臣制进”，此时“王亦制之”，与群臣一起展现诗艺。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进行“覆试”时，“诏诸王、宰枢、侍臣坐殿上，赐诗题‘股肱良’、‘庶事康’，命词臣制进”，而且“王亦制之”的现象。高丽王朝的官僚制度中，原来就有中央和地方的文臣每月“制诗以进”的进诗制度，但在科举考试中诏命一大批文臣官僚一起参与制进诗赋的事情，还不多见。
睿宗的这种举动和选举所产生的后果，自然引起一些官僚贵族阶层和经学派人士的不满和反对。前述高丽宝文阁大学士崔瀹所提出的上书文，就反映了当时的这种情况。围绕睿宗好游宴、尚章句、常与文官词臣在一起活动的现象，当时的一些经学派人士纷纷表示担忧。像崔瀹所指出的那样，他们都认为“诗人多轻薄，昧于识理。若承顾问，恐扰圣聪”。他们还认为君王应该“好经术，日与儒雅讨论经史，咨诹政理，化民成俗之无暇”，怎么能“事童子之雕虫，数与轻荡词臣吟风弄月，以丧天衷之淳正”呢?这种批评之声，在一定程度上震撼了睿宗及决策高官，但睿宗身边的文官词臣也并不是等闲之辈。他们反唇相讥，说这些话的人因自己的文学能力薄弱，所以才诬陷词臣，标榜诗赋水平才是真正的能力。词臣们的鼓动，使睿宗愤怒之极，最后还是处分了崔瀹，将他贬谪为春州副使。不过，这些批评意见在睿宗身上似乎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据《高丽史》记载，在睿宗执政的第十四年，在主要考试以外的式年试和增广试中，改变了过去专尚词赋、章句的作法，开始在考试中加了一些有关经义的内容。“十四年，东堂始用经义”[12]，便是有关这方面改革的相关记录。这里的“东堂”，即指式年试和增广试。所谓的式年，就是太岁头字成子、午、卯、酉的年，式年科则是每式年进行的科举考试。所谓的“增广试”，是指每次国家有重大“庆贺之事”时加设的科举考试。高丽王朝尽管采取了这种措施，以弥补对诗赋过分的追求，平息官僚贵族阶层和经学派人士的不满，但对正常的制述业考试毫不动摇，还是坚持重诗赋的科举政策。
中国宋朝徐兢随使节团到高丽之时，睿宗已经去世，其长子王楷登位，是历史上的仁宗王。在高丽历史上，仁宗也是有名的崇文之君。原来，“睿宗五年二月，除论，试以诗赋策”，后来这一政策有所改动，在式年试和增广试中“试用经义”。到了仁宗执政时期，则又以诗赋为中心，制述业的各种考试中加强了诗赋的分量，这样重新恢复了诗赋在选举制度中的重要地位。《高丽史》说:“仁宗五年三月，诏复用诗赋论”，“九年三月，判防丁监试，虽入仕，必以诗赋选取”。这样，仁宗时期不仅恢复了制述业的各种考试用诗赋论考取，而且已经监试通过入仕的考生也再“必以诗赋选取”。各种文献显示，仁宗也极其重视科举制度和学校教育，他重新整顿和制定学制，完备京师六学之制和地方州县的乡学，又把《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分赐给闾巷童稚，将京师六学归属于国子监。在科举制度方面，他采取这样的措施，也是为了加强文人政治的力度。选举和教育制度方面的这些新措施，无论于哪些侧面，都显示了他作为文治之主的意图和决心。特别是在科举制度制述业考试内容上的这种新举措，比其先王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国家的劝学和奖掖下，高丽社会的崇尚诗歌文学之风日益繁盛，出现了众多优秀诗人和作品。科考制度和文学实践证明，一个士子于其实际的文学水平，不一定是一致的；恰恰相反，那些真正有档次的文学家往往在科场上名落孙山，被排挤在红榜之外，甚至有些知名文人长期参加科考，都达不到愿望，一辈子过着布衣生活。这对诗人个体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不公平，而对国家来说，也蒙受一个制度失衡的苦果。对科举制度中的这种现象，当时和后世有一定眼光的人都有所认识和评论。李仁老曾说过这种现象:
世以科第取士，尚矣!自汉魏而下，绵历六朝，至唐宋最盛。本朝亦遵其法，三年一比。上下数千载，以文拾青紫者，不可胜纪。然先多士而后大拜者，田鲜。盖文章得于天性，而爵禄人之所有也。苟求之以道，则可谓易矣。然天地之于万物也，使不得专其美。故角者去齿，翼则两其足；名花无实，彩云易散。至于人亦然，界之以奇才茂艺，则革功名而不与，理则然矣。是以自孔、孟、荀、杨，以至韩、柳、李、杜，虽文章、德誉足以声动千古，而位不登于卿相矣。能以龙头之高选，得蹑台衡者，实古人所谓扬州驾鹤也，岂可以多得哉!本朝以状头入相者，十有八人，今崔洪胤、琴克仪，相继已到黄扉，而仆与金侍郎君娞，并游诰苑，其余得列于清华亦十五人，何其盛也!今上即阼，六年己巳，金公出守南州，诸公会于桧里以饯之，世谓之龙头会，望之若登仙……皆得知本朝得人之盛，虽唐虞莫能及也。[13]
作者认为品德、文章才华和其人官位往往不相符，有些文学大家虽“德誉足以声动千古，而位不登于卿相”，而且“能以龙头之高选，得蹑台衡者，实古人所谓扬州驾鹤”。因为“盖文章得于天性，而爵禄人之所有”，天性和人为之间往往互相矛盾而不统一。作者解释这是因为世上万物完美者鲜少，不均不全者为多的缘故。在中国，隋以科第取士，至唐宋最盛，而高丽紧随其后“亦遵其法”，从结果来看就是如此。按照作者的说法，其原因在于“天地之于万物也，使不得专其美。故角者去齿，翼则两其足；名花无实，彩云易散。至于人亦然，界之以奇才茂艺，则革功名而不与，理则然”。在此，作者未能把选举制度上出现的这种不合理现象，归咎于科举制度本身的矛盾性上，而是将它说成是天赋的法则之上。按照作者的这种说法，科举制度本身是完美无缺的，都是因为有些人运气不佳，或人为经营能力有问题而造成的。不过这篇文章客观地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科举登榜和人的实际实力往往不一致，而且能者淘汰，庸者得红榜，这在历史上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作者以孔、孟、荀、杨和韩、柳、李、杜的官场坎坷来说明这个问题，似乎有一定的道理。文章充斥着对高丽科举制度的全盘肯定和既得利益者的官僚意识，但它所反映出来的一系列选举制度上的问题，多少切中了要害，令我们思考再三。
难怪，与东方封建制度下的任何王朝和时代的科举制度一样，高丽的科举制度归根到底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它的初衷是扩大选举范围，多网络对己有用的人才，以更加完善和发展自己。但是封建制度本身就是私有制的产物，最终也为私有制的发展和繁荣服务。所以它的任何制度都离不开这种印记，避免不了各种弊端和不正常现象的出现。就高丽王朝来说，国家权利基本掌握在部分官僚贵族和士大夫手中，其中包括科举制度在内的一切硬性的和软性的制度权利。在高丽的科举制度中，无论是乡贡、土贡、荫补还是国子监生，都要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于社会各个层面和角落的干扰。如因为公荐所带来的搭人情、通关节，贵门势要把持要害部门，以因缘为奸，王族、阀阅阶层的擅自干预等等，这些是任何时候都防止不了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