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高丽科举进士试与文学发展
高丽时期科举的种类主要有制述业、明经业和杂业三种，其中制述业和明经业是最重要的科举考试，它们贯串于整个高丽时期，被称作“两大业”。制述业也叫作进士科，“两大业”中的大业，是高丽科举考试中的重中之重。明经业虽是“两大业”中的一业，但不像进士科那样定期进行，录取人数也比制述科少很多。因此，人称高丽时期的科举，就意味着制述科。据不完全统计，在高丽王朝统治的474年间，进行了251次的科举考试，总共录取了6663名及第者，其中制述科6167人，明经业415人，杂业81人。通过这一统计数字，可知制述科在高丽科举中的重要地位。
高丽的科举制度，是在吸收中国唐、宋时期科举制度法式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其中的制述，实际上是中国的进士，进士在中国本义为“进献之士”。据《礼记·王制篇》，西周有经过逐级选拔把优秀人才进献给天子的制度。隋炀帝时开设进士科，可以视为科举制度的开始。唐代科举常科中，以进士科最为显要。在高丽，将与中国隋唐科举制中的进士科相当的科目叫作制述科或制述业，当作一种最重要的科举科目。所谓“制述”，意指写诗或文章，在高丽将其转用于科举科目，以示与中国隋唐进士科在内容和地位上相等。高丽学习唐制，也把进士科当作各科之首，加以重视，重点运营。高丽显宗15年以前的科举制度中，“两大业”的录取与否是通过一次性考试决定的，但是显宗15年以后则增加了“界首官试”，以分段实行。具体实施办法是，朝廷派界首官到各个郡县，以词、赋考试，选拔其中优秀考生，献送给国子监。这就是历史上的“乡贡”。这种选拔在开城近畿地区也同样进行，把它叫作“土贡”。后来德宗元年又设了国子监试，以诗、赋等“词章”，录取优秀者。在高丽科举史上，直接考取制述业者称为进士，而把从地方和京畿地区“贡”给国子监或通过考试入学国子监的人叫作“小进士”，因为这些“小进士”实际上就是未来进士最强有力的候补。中国宋徽宗宣和年间出使高丽的徐兢在其《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曾记录道:“进士之名不一，王城之内曰‘土贡’，郡邑曰‘乡贡’。萃于国子监合试，几四百人。然后，王亲试之。以诗、赋、论三题中格者，官之。”[5]这一记录从侧面证明了当时高丽进士(制述业出身——下同)的产生过程。后来的科举考试，均以进士为做官的正途。与中国各个朝代一样，在高丽以进士入格者，也享受国王和国家给予的一系列荣耀，并依次授予翰林院修撰、编修和知州、知县之类的官职，而且此后的升迁前景甚佳。尽管能够考中进士的人很少，但广大士子们为成为这个少得可怜的幸运者，竭尽毕生精力，不顾一切地去奋斗。
如前所述，高丽的科举制度带动了官学和私学教育的发展，不过成宗朝以后这种官学和私学基本上转向为科举考试服务，变成了应试教育的殿堂。当然，高丽的官学和私学在其创建之初有普及儒家思想、培养对国家有用人才的初衷，但科举考试进入灼热阶段以后，读书人的整个神经全部集中于科举考试，学校的名气与声望也受上榜率所左右，所以这些学校的教学目标不能不定位于为科试服务。当时的科举制度的确是教育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它左右着教育体系的建立和规模的迅速扩大。从表面上看，它似乎与文学的发展关系不大，但它至少促进了教育的发展，教育的发展又促进了大量文学人才的培养。如果说科举是“秋收”，教育是“耕耘”，那么文学才是这种“耕耘”的丰硕成果之一。回顾一下高丽470余年的文学发展，那些著名文学家，包括李奎报、李齐贤等名垂青史的大家，哪个不是出身于这些官学或私学，哪个不是从这一科举之道走向文坛?
在高丽，科举制度的实施是选举乃至政治领域的一次重大改革。在新罗读书三品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举制度，它首先影响的是教育制度的进步。高丽的学校教育，在满足科举考试的同时，也提高了广大士子的文化学术素质和文学能力。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文学能力，与其整体综合文化素质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如果一个人离开了较充实的综合文化素养，那他起码当不成有城府的文学家。与中国的科举、教育领域一样，高丽的科举及教育特别是制述科让生徒苦读圣贤书，磨练一身诗、赋之功，如此日积月累，年复一年，把一个人打造成真正的读书人乃至文人。这种综合素质和能力的提升，则大大提高了一个人在当时社会上的多重应变能力，将其发挥到文学领域里，会产生令人刮目的创作效应，甚至会成为万人注目的文学大家。
高丽科举中的制述业(进士科)，主要以诗、赋、颂、时务策等“词章”科目和经义、帖经等经学科目来进行考试。为了迎接这一制述业(进士科)考试，高丽广大士子在各个官、私学校中刻苦学习，尽可能掌握更多的词赋技巧和经学科目知识。高丽的官、私学校教育几乎为科举考试而存在。它们为了提高教学和培养生徒的质量，学习中国唐、宋科举与教育制度的经验，不断改进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自文宗朝以后，高丽的私学发达，遂有私学十二徒之繁荣。这些私学按生徒的实力层次设有九斋，即乐圣、大中、诚明、敬业、造道、率性、进德、大和、待聘等，九斋就是根据儒家经典的难易度分设的科目。其中如率性、诚明，就是儒家经典《中庸》中的分目之语，高丽私学十二徒表彰《中庸》，早于中国宋儒程、朱近50年。到了睿宗时高丽国子监设七斋，其中有教授《周易》的“丽择斋”、教授《毛诗》的“经德斋”、教授《尚书》的“待聘斋”、教授《周礼》的“求仁斋”、教授《戴礼》的“服膺斋”、教授《春秋》的“养正斋”和教导武学的“讲艺斋”等。除了这些经学课目以外，生徒还得苦修诗、赋、颂、箴、表、笺、策(又称策问、策对、时务策)等属于词章的课目。其中后者在制述业(进士科)考试中格外重要，占据“必须”的地位，但在学校教育中，则主要教授经学课目，对词章学的学习则主要通过家塾、书斋、十二徒私学完成。词章学的学习时间安排，除了在官、私学校中另行设课，以训诂、记诵、词章的形式进行以外，还往往利用夏天都会和冬天都会集中进行，这种都会如同如今的寒、暑假。其中如十二徒中侍中崔冲承办的文宪公徒，“每年夏期，借僧房，设夏课，择徒中及第、学优、才赡而未官者为教导，授以经史……乃刻烛赋诗，榜其次第，呼名而入，仍设酌，竟日酬唱，观者莫不决嗟叹。”[6]对崔冲文宪公徒的这种记录生动地反映了高丽时期士子在教官的指导下，刻苦学习诗、赋、颂等词章学的情景。刻苦攻读儒家经典，关系到一个士子将来能不能成为有用于国家管理的人才，而诗、赋等词章学的学习则关系到在像高丽这样的文治主义国家里头能不能担任相应的职务，成为一个有补于现实的人。高丽的制述业(进士科)是科举考试的重中之重，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参加科举考试就意味着参加的是制述业(进士科)，而制述业就意味着诗、赋、颂、策等词章科目和经义、帖经等经学科目。一个士子要考试成功，必须广泛阅读国内外文学大家的诗文名著、名篇和国家规定的儒家经典。这种高强度的词章方面的训练可以不断地提高士子们的文学创作水平，而饱和式的阅读和记诵，则更丰富了士子们的文学创作知识储备。同时，通过这种高强度的阅读和背诵，士子无疑开阔了眼界，大大增加了各种知识库存，不仅为科举考试打下了基础，也为今后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高丽时期涌现出了大量学者型的文人，如金富轼、李仁老、李奎报、崔滋、李齐贤、李谷、权近、李穑、郑梦周、郑道传等，他们既是杰出的文学家，又是名垂史册的大学问家。
应该指出的是，在高丽社会里，科举之前的教育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那些士大夫、豪绅和中下层官吏家庭子弟，自小接受开启童蒙教育。从识字、写字开始，一直到能够读书、写诗文，幼年时已经学会了读、写本领。这种教育不仅使孩子掌握将来走向社会的本领，也唤起了他们对文化知识的浓厚兴趣，把他们逐渐带入学术、文学之“殿堂”。在这种启蒙教育下，高丽历史上出现了许多“七岁神童”和早期“入门文章学术者”。高丽人格外重视对子弟的教育，因为一个人的升迁之路，只有科举一途，而要走科举出世之路，必须精通诗、赋之道，死啃儒家经典。这种“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价值观，使得广大良家子弟从小就开始了读书生涯，《史记》、《左传》、《春秋》、《论语》、《孟子》、《大学》等儒家经典成为了他们家常便饭，为了学习诗、赋的技巧和章法，背诵中国历代名家名句不知挨过多少板子、吃过多少“苦中苦”。高丽王朝恪守文官政治，文治主义是其政策最基本的流向，所以它的科举制度一向重进士科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自幼年时期开始的诗、赋教育和马拉松式的科试竞争中，有多少人名落孙山，变成落魄寒士，有多少人精神麻木，变成生活的“白痴”和骷髅般的无用之人。但这种为准备科考而进行的逼迫式教育，也培育出了一批有真才实学又出类拔萃的学者和文学家。对一批又一批“过关斩将”者来说，幼年时的教育和后来国子监或私立学校的教育，确实给予了丰富的文学知识和儒家思想文化知识，很多人的写作本领、文献学知识和哲学修养也都是在这个教育过程中逐步积累和磨练出来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从幼年时期的启蒙教育到真正文人的成长过程，是与这些逼迫式的科举教育是分不开的。高丽作家中的很多人，都是学者型的人物，究其原因，也是与这种教育内容和过程分不开的。这种应试教育尽管有诸多弊病，但它还是让人开阔了眼界，储备了大量知识，同时也培养了对文艺的感觉和审美能力。
在这种科举教育的环境下，高丽各朝出现了许多幼年能诗者和少年以文章闻名者。高丽中后期的哲学家和杰出诗人李奎报就是这些千千万万个读书人中的一个。他的祖先代代为乡吏出身，到了父亲才在朝廷谋职，官至正五品的户部郎中。李奎报自幼接受诗、赋与儒家教育，“九岁能属文，时号奇童，稍长经史百家、佛书、道秩无不遍阅。一览辄记，为诗文略不蹈古人畦径。以诗捷称，王公大人闻其能邀致之，请赋难状之物。令每句唱强韵，若古若律，走笔立成……方未冠时，有吴先生世才者，世所谓名儒，平生小许可人，一见(李奎报)奇之，许以忘年。”[7]李奎报年九岁能属文，对“经史百家、佛书、道帙”，少年时代已无不遍阅，古诗、律诗和强韵走笔立成，王公大人闻其名常邀请赋诗，连像吴世才这样不轻易服人的名儒，也折服而许以忘年之交。这一记录显示，李奎报幼年时已经以诗文才华闻名远近，受到王公贵族和当时名儒们的认可和青睐。这个记录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对幼儿教育是多么的重视，同时也反映出一个少年才俊的知识储备是多么地丰富，诗、赋才艺是多么的高超。还有一些记录说，李奎报在11岁时被叫到朝廷门下省，在省郎们面前即兴赋诗，让观者折服。在结束童年时期“启蒙”教育以后，于14岁那年，李奎报进入崔冲创办的文宪公徒的诚明斋，进一步学习儒家经典和诗、赋、策、记诵，巩固和扩充了知识。由于父母的强劝，他于16、18、20岁时连续三次参加科举司马试，但均落榜，直到22岁那一年才以状元入榜。此后第二年23岁时，他又参加进士试，才以同进士资格榜末入格，对此他终生耿耿于怀。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科举考试中的诗、赋、颂、策和帖经，都有自己的一套清规戒律，往往束缚考生的自由发挥，考试结果往往与实际学识和才华相背，如果不随其规矩和约法三章应对，是不可能实现摘桂之荣的。此后的李奎报由于耿直的个性品质，在仕途上走了一些弯路，但他一直是当时文坛上的泰斗，他那思想艺术性极高的诗文作品，把朝鲜汉诗创作推向了一个高峰。
在高丽科举教育史上，童年早受启蒙而成大才的文人还有许多。如李齐贤也是幼年、少年时已经熟练地掌握诗、赋、颂和经学，世人称为“神童”、“俊才”的人物。14岁以前的李齐贤胸怀远大的志向，苦练诗、赋等文学本领，苦读《史记》、《春秋》、《左传》、《朱子纲目》等儒家名著。《益斋先生年谱》曰:“先生自幼，巍然如成人，既知为文，已有作者气。”他15岁(1302)参加成均馆试而入格，不久在科举丙科考试中以状元摘得桂冠。17岁的李齐贤，被任命为延庆宫录事，22岁任艺文馆春秋。他所生活的高丽晚期是在蒙古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之下，整个高丽王朝在痛苦中呻吟的时期。他曲折的一生中，为在蒙元的欺凌之下保住高丽的社稷，奔波于外交战场，以自己丰富的学识，卓越的文学才华，服务于祖国和黎民百姓，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从一个年幼的学童，经过国子监的勤奋苦读和科举进士科状元，成长为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决不是偶然的。特别是在文学方面，他与李奎报一起形成高丽诗歌发展的双璧。他的散文在与强元的外交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的诗话名著《栎翁稗说》，与李仁老的《破闲集》、崔滋的《补闲集》一起，把高丽的诗话文学推向了崭新的境界。从他成年以后的这些成就和贡献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他早年刻苦读书的情景和科场上挥笔战群雄的英姿。他也是高丽科举制度所养育出的人才，是科举考试所筛选出的国家栋梁级人才，众多精英的代表。
的确，高丽的科举制度带动了教育的兴隆，教育发展的推动力固然来自于科举考试制度，二者互为表里，相互制约和促进。可是不管怎样，二者推动了经久不衰的读书热。也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士子们读的是文学基础和儒家人伦、人文、社会知识，这种读书本身像营养丰富的甘泉，养育了无数朝鲜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出落成文学人才，其中不乏文章家和诗人。可以说，科举制度是文学家成长的温床。在高丽，那么多的幼年诗童、少年进士、青年状元乃至大量著名文学家，有谁没有受过汉学的熏陶，有谁没有经历过国子监、私学、私塾的磨砺，更有谁没有经历过科举进士科考试的胆水苦汁?官、私学校的历练和科举，使得许多读书人逐步成长为能文擅诗的知名文人，这些人前仆后继，合力构建高丽的文治主义社会，共同推动了高丽汉文学的繁荣。著名文人崔滋(1186—1260)在《补闲集》中列举众多在他之前卓有成就的文学家，以褒扬科举制度所带来的文学之繁荣。他说:
我本朝以人文化成，贤俊间出，赞扬风化。光宗显德五年，始辟春闱，举贤良文学之士，玄鹤来仪。时则王融、赵翼、徐熙、金策，才之雄者也。越景、显数代间，李梦游、柳邦宪，以文显。郑培杰、高凝，以词赋进。崔文献公冲，命世兴儒，吾道大行。至于文庙时，声明文物，粲然大备。当时冢宰崔惟善，以王佐之才，著述精妙。平章事李靖恭、崔奭，参政文正、李灵干、郑惟产，学士金行琼、卢坦，济济比肩，文王以宁。厥后，朴寅亮、崔思齐、思谅、李
、金良鉴、魏继廷、林元通、黄莹、郑文、金缘、金商佑、金富轼、权适、高唐愈、金富辙、金富佾、洪瓘、印份、崔允仪、刘羲、郑知常、蔡宝文、朴浩、朴椿龄、林宗庇、芮乐同、崔诚、金精、文淑公父子、吴先生兄弟、李学士仁老、俞文公升旦、金贞肃公仁镜、李文顺公奎报、李承制公老、金翰林克己、金谏议君绥、李史馆允甫、陈补阙澕、刘冲基、李百顺两司成、咸淳、林椿、尹于一、孙得之、安淳之，金石间作，星月交辉。汉文、唐诗，于斯为盛。[8]
崔滋是高丽康宗年间进士及第的文人。他列举的都是自光宗显德五年(958)下令以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开始到在他之前知名于文坛的文学家。在他之后也出现了李齐贤、李谷、李穑、权近、郑梦周、郑道传等一大批著名于世的诗文大家。从他的这些记录中，可以看出高丽朝的文学盛况。崔滋在此首先把高丽文治政治和声明文物的巨大成果归功于高丽官、私学教育，“崔文献公冲，命世兴儒，吾道大行。至于文庙时，声明文物，粲然大备。”这种认识不仅符合历史实际，而且还道出了当时思想文化发展的根本性原因。同时他还表示，“始辟春闱，举贤良，文学之士，玄鹤来仪”，将高丽文学的繁荣，特别是汉诗达到高峰，归结于科举制度的实施。他认为科举制度及学校教育培育出了无数国家管理人才和文学后备军，从文学发展的社会基础来说，完全有理由认为它们的实行着实是高丽文学发展的推动力。“金石间作，星月交辉。汉文、唐诗，于斯为盛。”在这之前，中国文学早就传入朝鲜，也出现过一系列汉文学作家和作品，但是真正的汉文学热潮还是在实行科举制度及教育以后。也就是说对“汉文”、“唐诗”真正的理解和掌握并能够自如地运用其各种体裁进行创作，还是在真正实行科举制度以后。
在此举出的这些文人，大都是高丽各个时期通过科举进士试进入官界的和出落成有名气的文学家的人，但其中也有一些数度科试名落孙山，以布衣度日的落魄文人。如林椿(1170—?)，自幼攻读汉学，七八岁已经能读书、作诗，青壮年以后以出色的诗才和博学多识闻名。他一生曾多次参加进士试，但因“不可知”的原因都没有入格，一生过着流落天涯的生活，曾与李仁老、咸淳等一起结成“海左七贤”，以诗、赋和时议度日。“海左七贤”中的吴世才也是一位以诗文闻名于世的文人，但由于数次科举进士考试落榜而一生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这些在野文人，都是才富志高的读书人，但由于科考没能通过而被排挤在主流社会之外。他们是当时读书人中的不幸儿，是无数科考落败者中的负面典型，是科举制度的牺牲品。以他们的才华，如果国家能够任用他们，他们很有可能是王朝大业之骄子。但是现实是无情的，制度的制约是不可逾越的，与国家政治的运转相比，个人的存在是过于渺小了。不管怎样，他们还是当时文坛和历史公认的大文学家，他们的诗文才能和渊博的学识，是在自幼已开始的科举考试教育中训练出来的。科举制度及教育，如同万能的造物主，能够把一个童蒙气十足的孩子最终打造成读书破万卷的饱学之士或国家的栋梁之材，同样，科举制度也能够使一个人上天也就能使一个人入地。这个过程，表面上看是个人的才能、运气，但也不能否认主客观社会条件对一个个体的制约作用。
文治主义的高丽王朝极其重视文学，文学能力的高下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高低，甚至左右着他的前途命运。如前所述，高丽的这种重文意识和政策与科举制度有着极密切的关系，科举制度是导向高丽社会价值观的指南针，是风向标。有关科举制度与文化繁荣的关系问题，在文人的记载中到处可见。如朝鲜朝初期徐居正的《东人诗话》记录道:
高丽光宗始设科，用词赋……由是俗尚词、赋，务为抽对。如朴文烈寅亮、金文成缘、金文烈富轼、郑谏议知常、李大谏仁老、李文顺奎报、金内翰克己、金谏议君绥、俞文安升旦、金贞淑仁镜、陈补阙澕、林上庠椿、崔文清滋、金英宪之岱、金文贞丘，尤其杰然者也。[9]
徐居正直截了当地指出高丽的科举制度看重进士科，而进士科考试以词、赋为中心，其国家崇尚词、赋的习俗由此而形成。同时进士试的词、赋，“务为抽对”，有一系列不可逾越的规矩，所以很难对付，不过越是这样就越能锻炼士子的文学能力。徐居正将高丽的文学繁荣和文学人才辈出，归结为科举制度的实施，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实情。徐居正在此列举的，也是高丽中叶以前的文学家，当然这15位文学家似乎都是经过他精心挑选的。
高丽王朝文学的发展，与所实行的文治主义政治是分不开的。高丽王朝开国不久，即实行了文治主义。后来的重文轻武的国家倾向，这时期便已形成。高丽文宗以后科举制度地位越来越高，制度越来越完善，与文学水平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文治主义的结果是文官政治，文官政治的结果则是文学至上主义，而文学至上的时尚观念便成了文学发展的有效动力。在这种时代主流意识之下，高丽的文官几乎都享受着国家给予的非常高的优惠待遇。中央的高级文官几乎都是进士科出身。在这种时尚之下，有谁不为词章之学而发奋，又有谁不为自己的“似锦前程”而在文学身上下赌注呢?看得出，高丽“文运大盛”、“名家辈出”，把自己的邦国提升为“海东诗国”决非偶然。
高丽人以自己的国家为文治之邦而自负，为拥有一大批著名于世的文学家而骄傲。这种结果，这种感受，都是科举制度赐予的惠泽。后来的高丽学者们，都知道高丽的“文运”与文治主义政治的关系，都知道这种文治主义与科举制度互为表里。后代人普遍具有这样的认识。高丽末叶的大儒、著名文学家李穑《牧隐集》的编者也曾经说过:
高丽氏开国，文治大兴。金文烈富轼，郑谏议知常，唱之于前。陈补阙澕、李大谏仁老、李学士奎报、金员外克己、林上舍椿，齐名一时，诗道之中兴也。益斋李文忠公复起而振之。稼亭李文孝公继之，先生稼亭之子，益老之门第，其文章有家法，渊源之正。[10]
高丽开国以后，实行文人政治，从而“文治大兴”，一批又一批读书人在科举的氛围中成长，一批又一批文人驰骋于词场，创作珠玉般的作品，把高丽的汉文学推向繁荣。序作者所列举的上述文人中，有《三国史记》的作者金富轼、用律诗写出千古绝唱的郑知常、高丽诗话的开拓者李仁老、站在朝鲜诗歌巅傲视后世万代的李奎报、在燕京用诗歌鏖战元朝群儒的李齐贤、儒学者兼大诗人李穑等。他们中的有些人“唱之于前”，有些人充当“诗道之中兴”之主，而更多的人则以优秀的诗歌艺术成就点缀了高丽文坛。他们中的有些人是7岁诗童，有些人是少年进士(制述)状元，有些人则多次进士(制述)试落榜而一生以布衣流落他乡。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的一生都与科举考试有关，以文学创作为伴，将文学看作比生命还重要的必修课。他们中的许多人，既是文学领域的翘楚，又是儒坛名宿，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与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他们大都有翰林学士或官阁的任职经历，曾经职掌文翰，领导文风改革运动。高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王朝，蒙受过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的大举入侵和蹂躏，广大官僚士大夫和臣民在外乱中颠沛流离，曾在蒙元强权下呻吟。他们有着很高的社会名望和优越的生活环境，从来没有消沉和怠慢，他们以笔为武器抗击入侵者，歌颂故国悠久历史和美好的江山。他们也以自己渊博的知识，为改变自己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而出谋划策并殚精竭虑，为维护真理或民族尊严甚至连生命都不顾。从某种侧面来讲，科举制度造就了他们，他们又为科举制度的正面效果增添了极有说服力的佐证。
科举制度对高丽历史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如从中国传接过来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成了整个读书人固守的信条，这种观念使高丽社会正统的价值体系潜移默化进入了每个臣民的灵魂深处。李穑曾经说过:
三韩人物之盛，虽不尽在于科举第，然由科第之盛，而一国政理之气象，益著而不可掩矣。……岂双冀、王融之浅浅，而为我文风之始也哉?虽然双氏、王氏，所以诱掖后生者，亦至矣。所以荣华夸耀，声动一时，使愚夫愚妇，皆谙科举之为美，而勉其子弟，以必得之，未必不自二人始也。是以熏陶渐渍，家家读书，取第至于三子五子之俱中焉，双氏、王氏之功大矣。[11]
高丽文治大兴，人物之盛，不一定都是科举之功劳，提议实行科举制度的双冀、王融辈的微薄之力是不足以起到振兴文风这样大的作用的，但是决不可低估他们及科举制度的重大作用。李穑认为，科举制度实在是激起了整个高丽王朝上下的读书热，调动了人们实现人生价值的想象空间。这种认识甚至普及到“愚夫愚妇”们的士庶阶层那里，引起了一场全国性的读书高潮和文学热。
高丽的科举制度几乎又成了培养文学人才的熔炉。如前所述，在高丽人那里，进士科具有特殊的地位，登榜进士以融入官僚社会是每个士子梦寐以求的理想，而进士试则以诗、赋、颂、策为主要考试科目。可知科举制度本身的这种要求，对士子文学素养的提高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从当时兴盛的私学教育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学教育乃至训练，在其中占据着多么重要的地位。从10世纪末叶到11世纪初的30余年间，高丽王朝受到契丹人的三次大规模侵略。在这其间，高丽的官学大伤元气，从中央的国学、太学到地方的府、郡、县学逐渐消沉。战后，崔冲等文官创设的私学大兴，逐步显示出压倒官学的态势。这些私学以认真的教学态度和完备的教育资质树立社会人气度，吸引了大量贵族、士大夫和下层士庶子弟，逐步充当了高丽科举教育的主战场。《高丽史》记载这时期的私学道:
显宗以后，干戈才息，未遑文教。冲收召后进，教诲不倦。学徒坌集，填溢街巷。遂分九斋，曰:乐圣、大中、诚明、敬业、造道、率性、进德、大和、待聘。谓之“侍中崔公徒”。凡应举子弟，必先隶徒中，学焉。每岁暑月，借归法寺僧房，为夏课。择徒中及第，学优未官者为教导，授以九经、三史。间或先进来过，刻烛赋诗，榜其次第，唱名而入，设小酌，童冠列左右，奉樽俎，进退有仪，长幼有序，相与酬唱，及日暮，皆作《洛生咏》以罢，观者莫不嘉叹。后凡赴举者，亦皆隶名九斋中，谓之文宪公徒。[12]
这一记录极其生动地再现了高丽时期私学十二徒进行经学教育和文学训练的具体过程。30余年的外乱，纪纲急待整饬，教育要恢复，但此时的官学早已荒废，人才就要断层。在这个节骨眼上，崔冲等文人迎合时代需要创办了十二徒私学，以解决当务之急。尽管它是私学，但它办学有章法，有规模，更以丰富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质量博得了当权者和广大家长、读书人的认可和欢迎。私学的人气度甚至达到了“凡应举子弟，必先隶徒中，学焉”的程度，足见其在当时社会上的信誉和地位。这种私学有两大强项，一是九斋教授的经学，一是它在夏季举办的文学词、赋课。每年夏天，借寺庙的僧房，举行夏课。择徒中及第和有学识而尚未得官者为教导，授以九经、三史。它特别重视的是文学方面的训练，“刻烛赋诗，榜其次第，唱名而入，设小酌，童冠列左右，奉樽俎，进退有仪，长幼有序，相与酬唱，及日暮，皆作《洛生咏》以罢，观者莫不嘉叹。”认真的态度，完备的规矩，严格的训练，让人嘉叹不已。私学有这种“教诲不倦”的态度，优质的教学模式，难怪家长、家族争先送子弟入私学，从而“学徒坌集，填溢街巷”。这简直是一所诗人养成学校，文学家的摇篮。
遍阅高丽的科举及教育史，它们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履行了文学人才培养的功能。高丽成宗朝以后的科举劝学，形成了“要考则考进士”的社会舆论，这样一来读书人中又形成了“以文学词章奔状元”的普遍氛围。这对养成社会重文学、爱词章的传统和风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科举制度无疑刺激了高丽光宗以后的文学，尤其是诗、赋、颂、策体裁的发展，使得官、私学出现持久不衰的文学教育热和勃勃生机。对当时学校教育中的文学教育，崔滋在《补闲集》中记录道:
十二徒冠童，每夏会山林肄业，及秋而罢。多寓龙兴、归法两寺。一夕秋空月朗，爽气袭人，咸司直淳、李先达湛之、玉先达和遇，率冠童六七八人，会归法石桥，开小饮。用前人韵赋诗，李曰:“夏炎风扫去，秋意月含来。”咸、玉皆愕然自屈。闻者笑曰:“此林椿先生句也，不知醉李潜窃耶，暗合耶?何毒玉不知而自屈也。(自注:李使酒不检，玉耿介忤物，故时呼醉李、毒玉。)[13]
记录显示，高丽私学十二徒每年夏季都聚会于山林或山中寺庙，受夏课教育，一直学到入秋。而这种夏课教育一般都是重点学习文学，提高学徒的文学能力，以备将来在进士科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文中的咸淳、李湛之虽然后来成为著名文学团体“海左七贤”中的主要成员，但他们跟玉和遇等一起都曾经是私学十二徒中的生徒。朗朗秋月当空、清风徐来、爽气袭人的秋夜里，众冠童在山寺的石桥旁，摆小小的酒席，互相酬唱赋诗，你一句，我一言，指出优劣，切磋诗艺。这就是高丽读书人的学习生活。此情此景，浪漫无比，仿佛带着读者进入一个文学绿洲。通过这一记录，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高丽的官、私学教育与文学的密切关系。在高丽，准备将来参加科举考试的官、私学生徒，几乎都是热爱诗、赋的文学之徒。这些读书人队伍，一代接着一代，绵延不绝，理所当然地成了各个时期文学发展的后备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在高丽，士大夫文人的文学水平和坚持文学创作情况如何，都受到政府的监督和国王的劝奖。综观东方文学的历史，一国政府和君王如此重视文学，也是一个少有的文化现象。在当时的高丽社会中，人们读书的目的，首先主要不是为了增益自己的学识或当一名专业文学家，或完善自己的道德涵养，而大都只不过是为了将来应举，想通过科举考试而赴入仕途。大部分人刻苦读书的目的在于做官，一旦入格成功，所向往的一切尽在其中。人人都清楚，精通诗、赋是关键之关键，掌握策文、帖经的要领一刻都不能马虎。意在科举，而功在文学和学术。科举造就文学家和学者，而文学家和学者通过科举这一平台逐步地成长起来，这就是当时的社会文化实情。但是以文治主义自负的高丽统治者，还不仅仅满足于科举这一层面，要求每一个登榜入仕的官员必须每月创作一定数量的诗、赋进献给国王。这样，定期检查每个官员的文学水平是不是退化了，以此防止文学水平的下降，并鼓励大家坚持文学创作，以无逊于文人政治的大好局面。对此《高丽史》记录道:
十四年春二月己卯，教曰:“……予恐业文之士，才得科名，各牵公务，以废素业。其年五十岁以下，未经知制诰者，翰林院出题，令每月进诗三篇、赋一篇。在外文官，自为诗三十篇、赋一篇，岁抄附计吏，以进翰林院，品题以闻。”[14]
在此记录的是高丽第6代成宗王时有关监督和奖掖文学的政策。一个读书人在准备科考的过程中，刻苦学习文学和经学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一旦通过科考、金榜提名以后怎么样，是另外一码事。成宗是一代好文崇儒的君王，他担心的就是文人入仕以后不能坚持文学创作，固守文人的本分和“正事”。于是他实行在官文人每月进献作品的“月课”制度。根据这个政策，在京50岁以下未经知制诰的文官，每月必须“进诗三篇、赋一篇”，在外文官则“自为诗三十篇、赋一篇”，而且“岁抄附计吏，以进翰林院，品题以闻”。这里的“品题”，就是加以评价和评论，结果肯定是分出等级。作品量、监管制度，对日理政务的文官来说，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要完成这个文学作业指标，必须每天把这件事情挂在心上，随时进行创作才行。
与此类似的每月考查和考核学问、官品和技艺情况的制度，在中国古代各朝已实行过。北齐魏收(507―572)所撰《魏书·李彪传》记道:“陛下幼蒙鞠诲，圣教之跻，及储官诞育，复亲抚诰，日省月课，实劳神虑。”这说明考查或考核官僚的制度，北魏时已经建立起来。中国宋代朝廷有派御使纠察官邪，以按月奏事的制度，以此为月课。宋周密《齐东野语·洪君畴》记录道:“朱应元既为御使，月课乃首劾李俊明，公论大不平。”说明宋代的月课，只是按月进行的监察制度而已。后来到了明代，又复活了北魏时期的月课制度，但只对仕前学子实行这一政策。《明史·职官志四》记录:“儒学官月课士子之艺业而奖励之。”这里的艺业，即指技艺或学业，而技艺可能主要指诗赋之功。《清史稿·选举制一》也在载录清代月课制度一般情况时道:“教官考教之法，有月课、季考，四书之外，兼有策论……讫于嘉庆，月课渐不举行。”清代不仅有月课，也有季课，主要考核儒家经典的掌握情况，同时也考查活用经典所作的策论水平怎样。清代的月课和季课还考核武官的武艺。清薛福成有《庸盦笔记》，其中的《述异》篇中记道:“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七，为两江总督月课武职之期，马端敏公新贻亲临校场阅射。”这些记录都说明，中国古代已有对在职文武官员进行月课考查或考核的制度，但所包括的范围比较驳杂，并没有单对文学能力和修习程度进行专门考查或考核的。高丽王朝的月课制度，不考虑学问、政绩、官邪等方面的考核，而专门对文学勤修进行严格的检查和验收。即使是古代社会，这样的文学管理制度和现象，在世界上是再难找出第二个国家。士子是每个时代源源不断的文学人才后备军，科举制度是施展文学才华的平台，而为其服务的官、私学教育更是培养文学人才的策源地，在东方古代社会里，这些都不难理解，但是以国家政策、以国王的名义发布在职文人的文学定量任务，这在世界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文治主义、文官政治、文学政策，把此三者联系在一起，可以知道高丽是一个怎样的东方文化国家，也不难知道为什么自古以来的世界都在说朝鲜是“东方礼仪之邦”，是一个“诗的国度”。
高丽王朝470余年间，经历过无数的科举考试，其中为数不少的士子通过科考摘得了通往荣华之门的钥匙。但是更多的、为数庞大的读书人科场失意，成为了落榜布衣，度过了惨淡的一生。因为读书应举是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主流价值观在家庭教育和社会观念上显得十分强势，在它面前任何个体及其主观诉求都是弱势的和无色的。不过即使是在当时社会里，还有一条出路可由读书人选择，那就是以文学或学术立身，实现另一种人生观。在朝鲜历史上，的确很多人由于在科场上接连折翼而一生以在野文人身份度过，他们中不乏著名的文学家和学者。
科举制度助长了广大士子的读书热，为数庞大的读书人为了实现人生梦想，挤向这唯一的突破口。他们中不少人的初衷并不一定是文学，但为了实现进士梦不得不精钻词、赋这一文学课程，其中不少人最后真的成为了真正的文学之士。这样一代代读书新人不断地补充到文学后备力量中，如同不停的长江大河长期绵延而来。芸芸天下读书人，无疑是文学取之不尽的人员资源宝库，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只要有了它就不怕文学殿堂香火不旺。从文化乃至文学发展的角度看，科举制无疑是一匹怪物，在它独特的价值体系的纵容下，还没有任何别的力量和方法能够阻挡它的普及和深入人心。应该说，在高丽，科举制度是培育文学人才的温床，也是文学本身成长的摇篮。
以上探讨的都是高丽科举制度对朝鲜古代文化和文学的积极影响。不过应该知道的一点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高丽的科举制度亦然。它虽填补了统一新罗时期读书三品科的种种缺陷，扩大了选举范围，以实力竞争，实行了考试面前人人平等的选举制度，但是它同时也包含着种种弊端，如知识范围的狭窄，考试程式的定式化，剽窃、舞弊现象的泛滥，文学规律的悖离等等，特别是它导致了重文轻武的社会倾向和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