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高丽科举制度下的文官政治及其文化走向

我们之所以说高丽前期是一个思想文化的大转折时期，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在朝鲜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重儒崇文的思想文化体系，从而确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文官体制。为了建立这种体制，高丽的统治阶级千方百计地学习中国的先进经验，甚至移植中国唐宋两朝的文物制度，以加快自身发展。高丽太祖王建鉴于建国初百废待兴，社会问题千丝万缕，意欲通过某种强有力的手段控制社会，以巩固一统天下。对他来说，有效统治国家的工具，不外是权力与思想，前者是有形的，而后者则是无形的，这两种工具处于相辅相成状态，才能达到有效治理国家的目的。至于选择何种思想作为国家尊奉的思想，取决于这种思想的现实适应性。在高丽初复杂的意识形态和多种思想系统中，王建似乎实施了儒、佛、道和本土思想并重的政策，但最终还是以儒家思想为国家正统思想，让佛教、道家思想和本土信仰只起到“护国”、“阴佑祚业”的角色。王建去世之前颁布的《训要十条》第十条说:“有国有家，儆戒无虞。博观经史，鉴古戒今。周公大圣，《无逸》一篇，进戒成王。宜当图揭，出入观省。”王建去世后不到15年，光宗采纳双冀的意见实行科举制度，之后的成宗、显宗、靖宗、文宗、睿宗等国王继承祖业，都实行了崇儒重文的思想文化政策。历史上的高丽社会，虽然基本上都处于思想文化相对自由的状况之中，但以儒家思想为国家正统思想，要求以儒家政治理想来治理国家、整顿社会，却是一贯的和始终没有动摇过的指导方针。高丽王朝实行的这种思想文化政策，对后来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光宗时实行的科举制度也无外乎是这种政策的产物。

从本质上讲，科举制度就是从读书人中选拔学而优秀者，授予官职，以充当王朝统治阶级的一员。它有两种功能:一是政治功能，是当时为朝廷选拔各级管理人才行之有效的选举方法，国家绝大部分的任官都出自于此；二是教育功能，从考试的内容和性质来说，它是对士子学习的考验和测评，也是教育现实的终端考量和序列。这两种社会功能，使得科举制度对社会历史和文化产生异常深刻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对高丽王朝的科举制度进行深入研究，是深化朝鲜历史、社会结构和思想文化研究的必由之路，也是最为行之有效的切入点和方法之一。

高丽初期，经过几代国王的励精图治，国力逐渐得到恢复，出现了政治、经济、文化走向繁荣的迹象。这时期的君王们深感文教事业的重要性，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性的政策。这些政策中，把办学教育子弟的事业放在首要的位置。高丽王朝继承新罗的学校制度，在开京设立太学，教育各个阶层子弟。在地方也设立官学，按府、州、县三级行政单位设学，教育地方官僚和士绅子弟。这种办学兴教措施，为国家培养管理人才、普及儒家思想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当时的办学在规模、内容和系统化方面还处在摸索阶段，并没有起到像后来科举制那样的强烈效果。对此《高丽史》记录道:“三国以前，未有科举之法。高丽太祖首建学校，而科举取士未遑焉。”^[2]高丽建国以后虽然极其重视思想建设和教学育人制度的建立，但由于历史阶段性的局限性，实施及成效远远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一个日益向上的高丽社会，急需一种新的选举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文教体系，以迎合新的发展趋势和时代要求。

光宗九年，高丽王朝终于结束新罗以来实行的读书三品科的选拔制度，第一次实行了以考试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高丽史》记录这种考试制度曰:“光宗九年五月，双冀献议，始设科举。试以诗、赋、颂及时务策，取进士。兼取明经、医、卜等业。十一年，只试诗、赋、颂。十五年，复试以诗、赋、颂及时务策。”^[3]这里所说的双冀是中国五代时的后周人，官至武胜军节度巡官、将仕郎大理评事，后周世宗显德三年(956)随册封使薛文遇来高丽执行外交任务，以病滞留，病愈后引见高丽光宗，光宗爱其才给后周世宗写信请留双冀。不久任命双冀为元甫翰林学士，让其为高丽执掌文柄。在翰林任上双冀鞠躬尽责，两年后的958年，遂向光宗提议效仿唐制而实行科举制度。次年光宗任命他为知贡举，全权负责科举选人之事。这一年在他的主持下“以诗、赋、颂、策，取进士甲科崔暹等二人，明经三人，卜业二人。”这是高丽王朝实施科技制度的开端，“自后屡典贡举，奖劝后学，文风始兴”。^[4]

在高丽，科举制度的实施是一件划时代的事件。

首先，科举制度对以后高丽社会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朝鲜古代三国时期的用人制度主要是“骨品”、“六头品”制，这种制度实行的是以血缘、骨亲为纽带的用人制度，它在历史上曾经起到过一些积极作用。新罗统一三国以后，社会发生了重要变化，中下层的六头品阶层逐步登上主导社会的历史舞台，过去的人才制度由于适应不了新的形势而开始动摇。于是元圣王四年(788)实行了“读书三品科”，这是以学问能力高下来取人的制度，比原来以血缘、骨亲关系为基础的“骨品制”迈进了很大的一步，但由于它本身选人方式的局限性和真骨贵族的反对，最终逐步失去了本身的意义。而高丽光宗时开始实施的科举制度，克服过去选拔制度的种种弊端，不仅扩大人才来源，而且可以用比较公平、客观的方式取人才，使得王朝的管理队伍更加知识化和才能化。

其次，科举制度的实施为高丽王朝走向文官政治，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铺平了道路。高丽的科举制度学习唐朝的法式，主要以诗、赋、颂、策试取进士，以《周易》、《尚书》、《毛诗》、《春秋》等兼取明经科，还以其他科目取医、卜、天文等杂科。其中制述科(又称进士科)的录取人数远多于其他科类。一般情况下，科举及第者即可获得做官的资格，其中所占比重最多的进士科出身被授予较重要、较高的朝廷和地方官职。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朝廷的大小要职基本由制述科(进士科)出身的文人掌管，国家大小事情和政务基本由文官来裁断和处理。在高丽，这种文官政治也必然导致崇儒重文、重文轻武的倾向和社会意识，也为朝政的文官治理和文官的政事主导打下了牢固的政治基础。到了高丽中期，文官政治极度发展，文官几乎控制了中央和地方绝大部分要害部门，文官阶层逐渐变成了特权阶级，享受国家和社会的诸多特权。这种文官政治，助长了各个级别文官官僚们以诗赋之才横行朝野，动辄轻视武臣，甚至污蔑武臣及各类政府部门官吏的坏习气，造成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严重矛盾。最终导致了毅宗王时期的武臣叛乱，天下文人不是被武臣报复性的杀戮就是被虐待，迎来了近一百年的武臣官僚统治期。总的来说，科举制度助长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片面思想，使得天下士子为获取功名，以毕生精力投入诗赋和经史之功。结果不少人出落为能文善诗的秀才或文人，成了文学群体的一员，这无疑是文官政治所带来的历史结果。即使是武臣集团掌握高丽王朝之大权，为了巩固和完善其统治，不得不照样依靠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依靠文臣来治理国家各个环节的行政。武臣集团统治的高丽后半期，科举制度还是处于发展阶段，其地位也越来越高，制度越来越完善，与政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即使是武臣掌握着高丽政府的大权，也离不开文臣的帮助和参与，国家重要机关官署很多都是由文臣来担任长官，而这些高级文官无一不是出自于科举考试高名次者。到了朝鲜朝，科举制度进一步发展，人们对它的向往度有增无减，进入了比之高丽更加彻底的文人政治社会。

再次，高丽的科举制度促进了儒家思想的国家化。前面说过，高丽是一个思想文化相对自由的王朝。从建国初期开始，它深信佛教施以“仁、善”可保佑国家平安，道家以“无为、自然”能够使天下人“顺其自然”而淡然处世，而本土的鬼、神、仙思想更能够护佑社稷传百世万代。但在国家的现实生活中，它发现国家必须有一个自己行之有效的统治思想，即国家思想。这种思想，是国家用以整合社会的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它最大的特点是地位上的主导性、效用上的支配地位和行为规范上的绝对性。因为各色人等所生活的社会原本是分散无序的，统治者为了控制这个社会，需要用权力加以制约，更需要用某种思想来加以笼络或整合天下人的意识。权力与思想，是维护这个政治实体安全运作的最基本的保障。一旦掌握这个权力，采纳何种思想为统治思想，要看这种思想有无对这个特定权力的适应性。儒家思想曾以“君权神受”、“天人合一”的观念维护封建统治，以天伦和仁、义、礼、智、信等思想来规范“人君、百姓”社会，曾经受到过中国和周边农业社会国家的欢迎和认可。高丽也是以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封建国家，所以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用“忠”“孝”报效朝廷的儒家思想对它具有极强的适应性和吸引力。尽管佛教、道家思想也对它有着极强的吸引力，但治理国家、笼络人心方面它还是借助于儒家思想文化，在政治实践中用儒家思想文化来构筑统治体系，并以儒家伦常思想和化民成俗的观念来一统天下人的精神。高丽王朝采纳双冀的意见以科举取士，后来用宋朝科举的模式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正是从这种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的出发的。

高丽王朝的儒家思想国家化，与这种科举制度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在高丽科举考试中，制述科以论与策，明经以论释经籍，涉及的都是能不能自如地运用或解释儒家思想和经典，以解决理论上的或实践中的问题。士子们为了入榜，必须刻苦钻研儒家思想和经籍，以至达到滚瓜烂熟的程度。他们在学校里学习的和业余磨练的，除了诗、赋、颂之类以外，全部都是儒家四书九经的内容。这些士子无论今后能不能步入仕途，经过长时间磨砺之后，大都成为文人学者，成了儒家思想文化的维护者和阐发者。这些文人学者群体的学术思想，在阐发实践中无一例外地与国家政治相结合，确立为主体地位，逐步融入整体的国家思想。这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也是逐渐形成的过程。在艰难的环境中摸索前进的朝鲜历代统治者，人们都逐步认识到思想在统治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高丽王朝，处于朝鲜封建社会史上的大转折时期，尽管它尚未彻底摆脱多元化的思想文化格局，但它还是吸收中国唐宋的成功经验，逐步建立了国家文官体制，并健全与之相配套的选举制度和教育体制。因为高丽王朝是承继新罗时期文化而发展过来的，它在思想文化上依然实行了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政策。高丽的三教合一，反映了王朝政权以儒教为中心的势力的增强，实质上佛、道两教有意或无意地向儒教靠拢。而向儒教靠拢，实际上就是靠拢了王朝政权。三纲五伦是儒家最基本的思想之一，它强调的是君权、父权和夫权。这种思想有利于维护封建的政治一统局面和建立自然经济中男性家长的主导地位，因而这种思想特别适合像高丽这样的海东封建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发展需要。对高丽王朝来说，在三教中采纳儒家思想为国家正统思想，这是必然的趋势。

在高丽这样一个封建经济国度里，佛教和道家只有接受传统宗法观念和与之相联系的儒家思想，才能在这块土地上生存。在这样的思想文化条件下，吸收中国唐宋科举文化是再自然不过的事。科举制度文化，在这个国土上被吸收以后，一发而不可收拾，这是可以理解的。科举制度在这个国度上实行了一千多年，说明这个国家被儒家思想控制了一千多年。高丽光宗以后的科举制度和兴隆的教育局面，为儒家思想国家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知道，儒家治国理论的核心是追求社会政治的稳定，而治国平天下则是它所追寻的最高目标。儒家的这种核心思想和最高目标，被高丽统治阶级所采纳为国家统治思想，是必然的和再自然不过的。以后朝鲜朝时期将程、朱理学奉为独尊的地位，与高丽时期的这种思想政策基础有着密切的关系。实际上，高丽王朝的文官群体是一个儒家思想集团，而它的文官政治体制也就是儒家思想文化体制在组织上的具体体现。高丽王朝教育的儒家化和科举制度的儒家趋向无疑决定了这种性质。

最后，高丽科举制度的儒家趋向深刻影响了思想文化的发展方向。这与高丽王朝所实施的新的选举制度和教育体制有着极密切的关联。一个新的选拔人才制度，必然以一种新的教育方针和现状为前提，二者互为依存，前者如果离开后者则失去意义，而后者离开前者则失去了明确的目标。高丽的科举制与教育制度，就是这样的依存关系，它们如同树和土壤，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结合在一起才能结出硕果。太祖王建对兴办教育的重要性有着较清醒的认识，在建国初就已经下令在开京、平壤等地创建学校，教育各个阶层子弟。国王对教育的这种态度，得到朝野上下的拥护和响应，一时间东西两京的国学和地方的府学、乡学陆续兴办起来。后来经光宗、成宗、显宗朝的不断努力，高丽的学校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学生数量成倍增长，教学质量也不断提高，为王朝的发展培养了众多可用人才，其中不乏像崔惟善、朴寅亮、金富轼、郑知常这样的著名学者和诗人。

高丽的学校教育是逐步发展起来的，越往后其制度越发完善，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和支撑点。太祖时鼓励官学的政策，被以后各代君王继承下来，把发展教育放在极重要的地位。如成宗就是一位重儒崇学的君王，他以为儒家先贤之教不可一日为怠，继续推动学校教育乃当务之急，遂下令相关部署，扩修太学，广募京城和州郡县子弟，在京师修学业，以充科举考试之后备力量。随着生徒的不断增加，还发展州郡县各级学校，使更多的地方孩子有学上。鉴于扩大教育而产生师资缺乏，在全国范围之内选拔通经致理者为博士教导各地子弟。为了解决教育经费的不足，成宗命有司择各地良田，充当学校之学粮及经费。甚至为了奖励兴教有功者，进行典型表扬活动，下旨褒赏京城太学助教宋承万和罗州牧经学博士全辅仁等，以促进教育发展。到了靖宗、文宗年间，出现了官学逐渐消沉而私学日益兴盛之势，全国各地的著名儒学学者充当了这一新潮流的带头人。当时高丽全国出现了兴办私学的热潮，其中最著名者有京城十二徒。所谓的“徒”，指的是在一位儒学学者手下学习的门徒，十二徒就是京城著名学者兴办的十二所私塾。它们有:文宪公徒(崔冲)、匡宪公徒(卢坦)、弘文公徒(郑倍杰)、西园徒(金无滞)、南山徒(金尚宾)、良慎公徒(金义珍)、文忠公徒(殷鼎)、龟山徒(未详)、徐侍郎徒(徐硕)、忠平公徒(柳监)、贞宪公徒(文正)、贞敬公徒(黄莹)等。每个私塾的名称来自于设立者的字号、官职名、所在地名或姓氏(括弧里的为每个设立者之名字)。这些私塾致力于培养后进，教诲不倦，四方学徒闻风云集，足有超越官学之势。

这些私塾根据学生水平的不同和儒学进修之次第，分设九斋进行教学，具体教学内容则以儒家的九经三史为主，兼以训诂、记诵、诗赋、词章。由于办学形式的灵活和内容的扎实，这些私塾在当时高丽社会中拥有较高的声誉，那些冠冕大族和各个阶层人家子弟，“愿应举者，必入其徒，学焉”。可见，高丽的教育事业经历了一个一开始的东西两京设立太学，后来上至京师、下至州县普遍设立官学，再到私学兴隆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教育从国家化转型到官、私学校并存。这种教育状况，不仅有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功能，而且也有“淑人心，厚人伦，美教化，而移风易俗”的作用。这种过程同样也是教育从简单型发展到越来越规模化和规范化的过程。高丽的这些官、私之学校，是朝鲜中世纪专门培养儒学人才的儒学学校。不过不管办学宗旨如何，高丽的官、私之学实际上与当时天下人注目的科举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生徒学习的结果毕竟在科举考场上一试甲乙中才显示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高丽的官、私之学校实际上就是科举考试的预备学校。高丽的学校教育以儒家经典和思想为主要内容，这必然导致科举考试内容的儒学化，这样的内容模式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导向作用。学校、经学、科目三位一体，士子、考生、做官渐次相连，后来国家官僚和各阶层管理人员基本出自学校，出自科举考试，同样，高丽文坛的大小星座也基本出自这两者之中。这就是高丽的教育体系与政治结构之间必然的自然联系，教人育才过程和文学群体不可分割的有机关系。如前所述，高丽官、私之学校读的是九经三史，而这些经史记录的是儒家思想文化，学习经书就是掌握儒家思想文化。掌握了儒家思想，写出来的文章就八九不离十，不会离经叛道。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由于科举的设计理念与高丽国家思想的走向是一致的，考生面对的也离不开儒家的基本观点、立场和理论体系。最终考试合格与否，就看你将儒家思想理解和掌握得怎么样，它发挥得怎么样，这将直接关系到你能不能顺利进入仕途，能不能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这样的结果，一个原本纯朴无瑕的年轻人，到头来转变成地地道道的恪守儒家经义原则、行使儒家规范的文人或读书人。

在高丽，经学和辞赋是考前必须苦修的基本内容，经学事关治国平天下之大事，而辞赋事关能不能考取制述(进士)科的至关要务。因为高丽的科举制度学习唐宋之法，看中的是制述(进士)科。而制述(进士)科考试看重的又是关于辞赋的基本实力。高丽的制述(进士)科出身，录取的比重大，入官以后担任王朝要职的概率也很高，所以在高丽的读书人那里，最理想的结果就是考取制述(进士)科。正因为考取制述(进士)科在社会上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所以广大读书人一辈子为练就一身诗赋之功，竟日苦吟而“不知老之将至者”不知其数。以上探讨的都是高丽科举制度给高丽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积极影响和作用。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高丽的科举制度也存在或带有诸多弊病。如上所述，高丽的科举制度促进了儒家思想的国家化和国家思想的儒家化。儒家思想文化正统地位的确立，是建立在压抑和牺牲其他种类思想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在朝鲜历史上，高丽王朝是一个思想文化相对开放的时期，在这里传统的佛教、道家和本土思想文化，与儒家思想文化一起，都受到当权者的认可和接受。不过自从实行科举制度以来，儒家思想文化进一步确立为国家正统思想。佛、道和本土思想文化虽有时仍被受到尊崇与利用，但逐渐处于只有附和儒家思想文化、结缘王室及文人士大夫才能生存的尴尬处境。在日益标榜文治主义的当时，科举制度文化的地位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几乎左右着整个权力系统和士子阶层的灵魂，而科举制度的儒家思想化，自然导致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独占地位。广大知识阶层对科举制的追随，导致对儒家思想文化的追捧，只有熟练地掌握儒家思想文化知识，才能在科举考试中有良好的表现；只有突破科举考试的关卡，才能挤进可以富贵荣华的殿堂。名额极其有限而竞争对手如云，但天下出路只有此一途。这种极其单一的价值观和出路，压抑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灵魂，导致了文人士子知识结构的单一性和畸形化，制约了人才的全面发展，从而也磨灭了高丽知识分子的学术独创精神和对科学技术的理性认识。还有，对绝大部分人来说，科举考试像鬼门关，年复一年屡战屡败，但为了荣华富贵，老之将至也不肯放弃。最后他们所学到的和掌握的都是些无补于现实的无用的东西，即使是通过科考进入官界，处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极其有限，往往受到政界的否定和批评。在科举制度的指挥棒下，除了造成士子目光短浅、胸襟狭隘和精神面貌猥琐之外，对国计民生、眼前即事麻木不仁者大有人在。他们关心的是与科举有关的那些诗赋、经书及相关知识，却无力应付除科举以外的世事甚至个人生活。科举制度所带来的这种弊端和缺陷，到了朝鲜朝进一步加剧。加上人为造成的科举考试及取人不公的现象，成了重要的社会问题，引起了进步文人、改革家格外的注意和严肃的批评。在朝鲜各个朝代的小说和民间故事中出现的落魄文人、迂腐两班，无一不是科举制度的可怜产物和牺牲品。中国清代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所刻画的那些范进们，在中世纪朝鲜的各个时代中也照样可以找到很多，因为两国科举制度的形态和本质属于同一个类型，其所产生的社会恶果也基本雷同。科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高丽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同样，它也不可避免地危害了社会精神和个体灵魂，戕害了许多知识分子，使他们在浑噩麻木中度过一生。在腐败的封建体制之下，产生的无数个因考试不公而混迹天涯的落魄士子，谱写了一个个因科举制度所造成的悲切怨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