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高丽时期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
在高丽文化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事情莫过于科举制度的实施。科举制度不仅改变了高丽的选举制度，还对高丽的政治、教育、文化和人文思想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如同物质变化演进的促媒剂，对社会的繁荣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对社会稳定、凝聚人心、提升王权的权威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它在士大夫文人阶层的思想心理、儒家思想的深入人心、汉文化的进一步普及等方面，无疑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不过科举制度的实施更重要的和直接的一个历史作用，莫过于对高丽的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发展的促进。从而可以说，在科举制度促进文学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同样也促进了文学批评意识的勃兴和批评理论的发展。
高丽的科举制度是在崇儒尚文的思想文化政策和积极吸收汉文化的社会氛围下实施的。高丽第四代光宗王继承太祖的建国遗训，久酝强国梦，重视制度改革。光宗王久慕唐风，登位以后试图重振儒学，命百官衣冠、仪仗悉尊华制。在他执政期间，有个后周人双冀者，原来是随其国使来高丽，不幸生病留在开京治疗，病愈后光宗爱其才不顾时议留住他，并任命为翰林学士。双冀进谏改革选举制度，提议仿唐制实行科举制度。于是光宗第九年始设科举，以考试选取进士、明经、医卜等科人才。高丽的科举制度，在其基本原则与核心体制方面吸收中国唐朝的科举之法，传承了其基本思路和精神，但在基本科种、科目、考试内容等方面依本土具体情况作了许多创新。高丽的科举制度从本质上摆脱了罗末丽初骨品制和荐举制的影响，改变了过去主要依靠门阀或门第入官的模式，给更多阶层人家子弟和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较为平等的竞争入仕机会。也就是说，科举制度的实行，使高丽知识分子进入王朝统治集团成员群体提供了制度上的支持，也使高丽官僚集团的整体素质得以全面提升有了制度上的保障。科举的开放性突破了血缘关系对权力的垄断，以新的选举方式为媒介，使择优取士入官这一重大事情变得更加公平、公正、合理。
从理论上讲，高丽的科举制度打破了过去“贵者以势托”的出身门第观念，实现了文章面前人人平等的选举原则。这种原则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依靠自己“苦读圣贤书”，去求得荣华富贵的价值取向。过去在中国“朝为田舍儿，暮登天子堂”的情况，如今在另一个农业民族国家高丽重演，只要你本人肯努力，就可能有出人头地的机会。这样，科举制度调动了士子们学习的积极性和目的性，也使儒家“学而优则仕”的人生观得到了具体的体现。但是在过去的朝鲜封建社会中，每次的科举考试都能够作到公平、公正、合理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封建社会越往后越趋向腐朽，社会的法律机制严重失衡，围绕科考出现了无穷的舞弊案和不公正现象。高丽时期的科举考试每三四年进行一次，而且每次的录取数量只有二三十个人，其他无数同考者大都落第。有些落榜生的命运极其悲惨，荡尽家财、衣食无保障先不说，身心备受折磨，抱着贤官厚禄的梦想沦落为“文乞”的人比比皆是。在高丽，如此“没齿而不登者甚众”。这种科举制度被后来的朝鲜王朝继承，在日益加剧的选举舞弊和腐败制度之下，无数的良家子弟抱着“荣达之空梦”虚度人生。
高丽的科举制度大大扩大选人范围，基本改变了过去新罗以血缘为中心的骨品体制下的读书三品科的影响。新罗人于公元7世纪中叶统一三国以后，进一步加强与唐的友好关系，引进大量的唐朝文物制度，科举文化亦包括在其中。元圣王四年(788)开始的读书三品科，就是受其影响而实施的选举制度。不过，当时的新罗尚处于以骨品制和六头品制为基本形态的森严的等级社会制度之下，即使是实行读书三品科，中央一级的官位还是受骨品的影响。不过读书三品科的实行，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新罗人选拔国家官吏以射箭能力选取的方法:
始定读书三品，以出身。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若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前只以弓箭选人，至是改之。[1]
这种读书三品科的选拔制度以学识高低当作选人的标准，比原来只以射箭高低来选人进步了一大截，但它还没有用严格而多方面的考试来选拔人才，衡量标准也粗疏且模糊，即使是得到采用，其官位还受骨品制度的限制。王建建立高丽王朝初期，一时还没有更好的选举之法，只能沿用新罗人的这种读书三品科的选人之法。第四代光宗王学习唐朝的科举之法，定立严格的考试科目和考试制度，将参试资格也扩大到地方最基层的官吏及其子弟，这不能不说是选举制度上一场大改革。
高丽的科举制度也以儒家的社会理想和价值标准选拔人才。从政治上讲，它的实施为进一步巩固王朝的统治、凝结人心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高丽，科举考试制度的平等、公正吸引了各阶层人家子弟，使他们为之而苦读寒窗，“头悬梁，锥刺骨”，“奔命于科场”。甚至可以说，科举制度的吸引力，创造出一个空前的社会激励动能和精神奋斗之力量。高丽学习汉文化的风潮由此而被激起。可以说，科举制度使得高丽的汉文化普及率大为扩大，也使高丽汉文化水平大大提高，它为其后高丽的文官政治制度的实施铺设了一条顺畅的大道。高丽的科举制度参照了中国唐代的科举之法，将王朝的中央集权、广大儒生阶层、儒家思想结合为三位一体，以实施“栋梁之材”的选拔。这样，考试科目主要以儒家经典与学说作为基本内容，将王朝政治的实用性与儒家意识形态的灌输顺势融为一体，为社会成员思想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对渴望通过科举考试这一唯一的“正途”，实现人生最高目标的各阶层士子来说，只有按照王朝政权规定的以儒家经典所主导的价值标准来应试才有机会获取功名利禄。于是，高丽的士子学人无不沉浸在对儒家经典基本要义的学习和领会之中，儒家的治世史和“齐国均民”之术，也就成了考生们必须熟练掌握的内容。高丽是一个自建国初开始就实行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思想政策，不过王朝的正统思想还是儒家思想，治理国家依靠的也是儒家的那一套思想、制度原则，科举制度的实施从制度的层面上起到了巩固和加强这一原则的作用。高丽的士子学人为了应试而沉浸于儒家经典，儒家“修身齐家”的成人标准便潜移默化地融进他们的意识世界，变成了他们个人行为目标的活化剂。
在高丽，科举制度的实施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兴盛，而学校教育反过来又加强了科举制度的健康发展。显然，科举制度极大地激发了学子们勤奋读书的热情，读书人的队伍急速扩大，读书人急切需要正规的教育和指导。这样，在高丽各级学校教育也很快兴起，国学、州县学、书院及各种私学空前发展，王朝的学风由此走向兴盛。光宗之后的成宗王也是一位崇儒学、重教育的君王。成宗认为要复兴儒学应推动周孔之教，兴周孔之教的关键在于兴办教育。于是他下令加修太学，广募州、郡、县子弟到京城习业。高丽全国各地，学子闻风云集，在经学或诗经博士和助教的教导之下，学习儒家经典和诗赋。后来又根据培养的需要，在全国十二牧设立学校，朝廷派博士和助教教导学生，其中教授效果优异者给予实际的奖励。同时，成宗王择胜地，广修太学之书斋、学舍，并配给良田，以充学粮。成宗王还命有司在西京平壤建修书院，在开京设国子监，为王朝的文治政策加大力度。所谓的修书院，即似今天之图书馆，国子监就像如今的综合大学，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光、成二王之后的各代君王，也都悉尊前代之法，力行崇儒重教的政策。到了第十一代文宗王时期，官学逐渐消退，私学开始隆盛，京城范围内出现了许多私学。在众多私塾中，规模、质量和影响都优秀者有如侍中崔冲等创办的十二徒。所谓十二徒，即侍中崔冲创立的文宪公徒、参政卢旦创立的匡宪公徒、侍中郑倍杰创立的弘文公徒、祭酒金尚宾创立的南山徒、仆射金无滞创立的西园徒等，都是根据创办人的谥号、姓氏、职名、地名而定的名称，“徒”则是学徒群聚习业之私塾之意。这些私塾招募后进，教诲不倦，四方学徒闻风云集，办得有声有色，大有压倒官学之势。当时的私学如此之盛，是由于朝廷的真正目的在于振兴科举取士制度，而不计较官学和私学的区别，应举者以实力竞争，朝廷只选拔出类拔萃者。由此，高丽王朝大兴教育，在于扩充参加科举考试者队伍，提高士子学人的学问水平，为国家培养出更高档次的文官。科举考试是为国家取士的制度，学校教育则是养士的地方。取士依靠养士，养士依赖于教育，二者互为前提，不可分割。从上述事实中我们可以知道，高丽王朝将官、私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直接连接起来，学校科举化，科举学校化。这样，在高丽，文化教育得到了空前的普及和提高。同时，高丽王朝的科举考试以汉文为考试语种，学校教育也以儒家经典、诗赋和汉语文为主，这就为高丽学子汉语文水平的提高和成熟奠定了极其重要的基础。科举制度吸引无数良家子弟投入汉文化的学习，学习人数的不断上升也使高丽的官、私学空前兴盛，而教育的兴盛也反过来推动了社会群体文化水平的提高。
高丽科举考试的分类和内容，与学校教育中的分类和教授内容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各种文献资料，高丽的科举制度分进士科、明经科、杂科等三种类型。所谓的进士科，在高丽也叫制述科，其初考试内容主要为诗赋颂策，即考生要过诗、赋及时务策三道关。也就是说，与唐朝的科举制一样，高丽的进士科也主要以诗赋取士，只要考生在考场上根据所出韵脚，写出好的诗和赋，就能实现金榜提名的荣耀。而且在各科中，进士科所录取的名额最多，一般每次都占整个名额的百分之六七十左右。明经科考试的内容，主要有《周易》、《尚书》、《毛诗》、《春秋》等，录取比例远少于进士。最后一种科类是医、卜等业，在朝鲜的儒家社会风气中，这种杂业受歧视，在各个朝代的科举史上，它的录取比例一向最少。在高丽，这样的科举类别和考试内容，对其学校教育和学子的习业内容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高丽的科举制度，使读书、考试、做官联为一体，这就大大刺激了学子读书的热情，从而也促进了学校教育的进程。正因为如此，科举考试的类别与内容就决定了学校教育的整个配制和内容。高丽文宗前后兴隆的私学之所以能够压倒官学吸引各阶层学子，关键在于除了教授质量优良外，更重要的是教育程式多样化、教学内容充实。如在十二徒中办学最优胜者当推侍中崔冲创办的文宪公徒。这所私立学校力求教育学生程式与内容的立体化和丰富化。它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分设造道、大和、进德、乐圣、大中、诚明、敬业、率性、待聘等九斋，这九斋基本都是儒家教育的内容，是私立学校学子学习的次第。九斋中，“率性”、“诚明”之语则出自《中庸》。在中国儒家哲学史上，对《中庸》思想要义的特别重视，可谓始于宋朝儒家哲学家程氏兄弟，而高丽的侍中崔冲早于生程氏兄弟近50年，乃以此名斋并以此为内容教育学生，可见高丽儒家学问的发达程度，甚至在某些方面领先于中国。高丽的官学与私学都格外重视其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高丽官、私学校教育，教学内容以九经三史为主，但也非常重视训诂、记诵、词章。所谓的“九经”，历代所包涉的内容有所区别，唐代的“九经”包括:《易》、《诗》、《书》和“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而唐代的“三史”主要是指:《汉书》、《史记》、《后汉书》。因高丽王朝主要是继承了唐代的科举制度，其所指“九经”、“三史”应该就是这些。与唐王朝一样，高丽的“九经”、“三史”，也立于官、私学馆，用于取士。
到了高丽第16代睿宗王执政时期，鉴于官学的萧条，进行一系列教育改革，力争扶持官学。其第四年，广招学生入国学，置七斋于其中，安排得力的博士和助教开展生动活跃的教学。从此官学得到重振，可以与私学抗衡，逐步趋于恢复状态。所谓的“七斋”，即指:丽择(《周易》)、待聘(《尚书》)、经德(《毛诗》)、求仁(《周礼》)、服膺(《戴礼》)、养正(《春秋》)、讲艺(武学)等。实际上，各斋都是一种专门的讲座，除了最后一条外，全部是有关儒家学说的内容。第17代仁宗也是一位崇文好学之主，他亲自主持拟定学制，进一步整顿开京的六学制度，振兴地方各州、郡、县的乡学，并把《孝经》、《论语》等书颁给闾巷儿童，以图普及儒家教育。
可是从本质上讲，这时期的官学在对待学科和入学资格上，实行了并不平等的等级差别制度。这时期的京师六学，即包括国子学、大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这些学科都属于国子监。问题在于各学科的入学资格，高丽政府根据身份的不同就设了不同的选择权限。当时的高丽政府规定，国子学限定文武官三品以上的子弟才有资格入学，大学则规定只收文武官五品、正从三品以上的子孙，其下四门学只收文武七品官以上子弟，律学则放宽为文武八品官以上子弟和一般庶民子弟入学，其余书学和算学实行与律学同样的政策。各学科入学资格上的这种差异，充分说明了高丽统治阶级只重视儒家学说而轻视其他科学技术方面知识的立场和态度。
尽管高丽前半期各朝对科举考试的科目和内容进行了一些改进，但以儒家经典及其精神为基本前提这一点始终没有动摇。高丽的衣冠子弟和各流学子要参加科举考试并想入围，必须先入其“徒”，认真学习基本科目。可以说，高丽的官、私学校，从本质上讲就是为科举考试而存在，是科举考试的准备学校。尽管如此当时的学校教育确实促进了社会思想的活跃和进步，也为文化的普及和提高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高丽初实施的这一科举制度，为其后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科举制度使得每个社会成员都有了获取功名、地位、权力的可能，在高丽这的确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勤奋读书的热情，从而读书人数急剧上升。高丽的科举制度不仅重经重策，而且更重诗赋。它参照唐代科举模式，重进士，而次明经，而且入选名额以进士为最多，虽然二者都是选拔国家栋梁的主要科目，但高丽社会加以人为区分。高丽的进士科以训诂、策、记诵、词章为主，而其中词章为最重要的考试科目，也就是说，要想在科举考试中一鸣惊人，就得要练得一手诗功，写出比别人好得多的诗歌。这样，大多数学子把主要精力和时间都放在背诵经书和磨练诗艺上。科举考试是一种规定性很强的考试模式，考生必须在规定的环境和时间内完成试题，所以参加进士考试者得练出一手质量和速度兼佳的写诗功底。高丽的学子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几乎天天秉烛赋诗，并模拟科场情景而练写诗题。为了扬名科场，学子们殚精竭虑，“设酌竞日酬唱”。
高丽的学子在科举登榜之前，已经具备相当的文学基础。除了科举制度本身之外，这与他们在学校所受教育有密切关系。如上所述，高丽京师六学根据学子身份等级的差异分学科，国子学、大学、四门学是由文武五品和正从三品以上子弟才能读，学习的科目以经学为主。这些品官子弟和在官学子都是参加制术科(进士科)和明经科考试的后备军，其中准备参加制述科考试的诸生要想考的理想，除了学好诸经科目以外，还得掌握《文选》、汉文、唐诗、名家诗文集、韵律学等有关文学的知识以及有关作诗方面的技巧。在各科中，虽然制述科的录取率比较高，但参加者比例更多，还得通过不同级别的考试关才算最后成功。高丽的科举制度自光宗朝以来，越往后越完备和成熟，科目也经历了多次的变动和改革。越改革，制述科的地位越突出，而明经科和杂科(医、卜、地理、律、算、书、三礼、三传、何论等)的地位越变得一般。考试各以其所学所愿参加，制述科考诗、赋、颂、策及经义，明经则考诸经，开考间隔为每两年或三年一次，录取人数也没有定员。要取得最后成功，得到红牌(登榜证书类)，得过三道关:第一道关是京师的土贡和州、县的乡贡；第二道关是土贡和乡贡会于国子监参加第二次考试，叫作监试，国学生徒入学满三年者允许赴监试；第三道关是帘前重试，对监试过关者，国王亲自以诗、赋、论三题考核。几道关顺利通过者，国王亲自赐予红牌并授官。广大学子为了通过这三道关努力奋斗，其中过关斩将荣夺红牌者的文学能力和经学知识应该是属于上乘，即使是落第失败者，他们对文学和经学的普遍水平应该也不会过低。高丽国俗“贵制述(进士)，贱明经”，其结果是“制述盛”而明经弱，其他各业就更不用提了。这就是说高丽王室和社会主要认可以文学实力获得官位的文人士子，给予他们以最高的荣誉和利禄。显然，科举考试竞争的激烈，不仅促进了高丽社会思想文化的活跃和发展，也使得高丽王朝的政治制度更加完善、人才质量得到大幅提升，而且还自然培育出了广泛的文学人才队伍。
值得一提的是高丽王朝的这种科举制度，要求一般文人学子普遍掌握诗歌艺术形式的内在规律，重视诗歌艺术技巧的训练，树立正确的文艺美学观念，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将国家的文化教育制度措施和文学自然而然地连接起来，个人荣辱与诗歌艺术技巧必然地衔接在一起，这就是东方人伟大的文化创造，也是一千多年来东方文学生生不息、脉脉相承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高丽王朝，科举考试与诗赋似乎结下了永远分不开的因缘，它不但赋予文学发展的活力，成就了一批又一批有为的文人墨客，同时也使人们产生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助长了模拟之气和形式主义的浮糜文风的蔓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永远抹不去的伤痛。
高丽的政治是文官政治，它的政策倾斜于文治主义，它的官僚大都是文学出身或诗人墨客，文学在这个国度里是国是，是每个人的立身之本。成为这种文治主义走向极端的结果，高丽王朝遭遇了1170年的武臣政变。然而即使是武臣发动政变掌握政权，他们也离不开文人、文治、文学，这如同历史的游戏，让人琢磨不透。一个国家的这种情形，决定了它自己的审美形象，这种审美形象又建立在其整体的审美观念之上。这种审美观念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诗人墨客。与唐朝一样，高丽也把自己塑造成了东方诗的国度。在这个过程中，科举制度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高丽的科举制度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种影响是由制度层面、社会心理、士子的科举实践和文学本身的审美驱动力共同构成的。它是高丽文学特别是诗歌艺术达到繁荣境地的催化剂，也是滋生历代浮华诗风最大的温床。高丽的科举制度与唐朝的科举之法一样，逐一走过了重策、重经、重词赋的过程，最后成为每个时期文学出现正反两方面倾向的重要根源。应该说科举制度对高丽文学发展的影响是直接的和深刻的。
首先，高丽的科举制度大大提高了文学的社会地位。早在新罗末叶，社会大动荡，统治阶级和各类士大夫文人日益沉溺于禅宗，为了现世的太平和来世的安宁，陷于佛事而不能自拔，虽有像崔致远这样的大诗人，但文学还是只被视为弄臣之事和茶余饭后之余技。王建统一后三国而建立高丽王朝，决心励精图治建设一个政治统一、意识形态发达的文治主义的封建王朝，但由于国初政权建设和改革事宜极其繁重，没能将文学放在主要的位置上来处理。到了第四代光宗朝，社会基本得到稳定，有条件实行科举制度，经过几代“贤君”的努力，科举制度逐步成熟，科举成了国家生活和秩序极其重要的推进器。如上所述，高丽的科举考试重诗赋而轻经学，明经科的地位低于制述(进士)科就是明证。即使是制述科考试，词赋首重而帖经次之，这在当时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自古世人多以“竞取功利”为习，文人士大夫亦如此，以科举及第登上荣达之门为目的的科考学子更不能免于此。高丽实际以诗赋取士为主要内容的科举制度，直接地，也必然地激发了人们对文学的追求和喜好。在科举考试中，能否出类拔萃优于他人，就看你能不能写出好诗，从而形成了高丽全社会重视诗歌、爱好诗歌新风尚。在科举这个“荣辱之门”的诱惑之下，轻经术而重文学成为高丽士子读书作文的普遍倾向，这种倾向又深刻影响了他们处世待物的基本的价值取向。自从开创科举考试以来，苦读中国历代文学及相关文献，探究唐人名篇佳作之奥秘，磨练诗歌的艺术技巧，便成了高丽社会再自然不过的一种社会风尚。科举制度确实促进了高丽诗歌的发展，促成了其诗歌辉煌的艺术成就。在人们的心灵中，文学就是出仕之必由途径，驶向功名的希望之舟。
其次，高丽的科举制度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和繁荣。自高丽初实行科举制度以来，朝鲜文学审美实践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就是文人士子们对中国文学的惊叹和文学形式特别是诗歌技巧的全力追求。高丽前期思想相对自由，文人见重，重文学的风气开始兴起。在科举考试的影响下，这时期的文人士子以研习诗赋文章为习尚和要务，文学的整体水平普遍提升。科举登榜拿到红牌并被授予官职，文学能力优异者备受重视和重用，经常有机会接近君王之侧而受宠。在这种社会风尚之下，也出现了不少非功利而重在抒写情怀的诗歌作品，当然这时期也出现了大量情感浮躁、内容华而不实的诗歌倾向。尽管如此，这时期大量感情真实、个性鲜明、语言纯美的作品，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文学的自觉。高丽文宗执政前后，也是由于社会文化环境宽松，思想活跃，精神空间开放，文学得到很大的发展。这时期的文学比从前大有成熟之势，汉文学的各种体式尤其是汉诗几乎所有的体裁都为文人们掌握或试验过，各种诗歌表现手段也纷纷被尝试并趋于成熟，从而为其后高丽文学的繁荣作出了多方面的准备。
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高丽文人士子的创作是在热烈向往并下意识地吸收中国文学的精华，甚至模仿中国各个朝代特别是唐代诗歌文学的情势之下进行的。无论怎么说，中国文学像长江大河滚滚发展而来，特别是诗歌和散文几乎达到了当时人类文学的顶峰，艺术性达到了极致。在创作上，有异国这么伟大的文学成就和经验成为参照系，这当然是好事，值得庆幸。不过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文学如何创新，如何达到个性化、民族化的境界，是摆在每个高丽文人面前的重要问题。那些一心想通过科试摘得桂冠，实现光宗耀祖梦的士子来说，倾慕、追随甚至模仿中国文学便成了最容易犯的毛病。一些士子，登科之心急切，为走捷径尽寻模拟之妙法，一旦得手即沾沾自喜。在高丽的各个时期，这种士子所占比例不少。这样“科诗时风”普遍蔓延，模拟与袭承之习泛滥成灾，这就是当时与后来文坛上慨叹不已的“场屋之习”。进步的文人，深感这种文风的危害性，对之口诛笔伐了几百年。但是科举考试关系到一个士子的人生前程，在切身利害的驱使之下，他们只能坚持考试第一、创新次之的个人原则，所以八股之气和模仿之风成了实难回避、不可克服的顽症。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这些问题都代表不了高丽文学发展的主流。在这种“场屋之习”绵延泛滥、屡禁不止的状况之下，高丽前半期的文学主潮还是在严肃的批评声中得到了应有的发展，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就，为中后期文学繁荣的到来作好了准备。
尽管高丽时期的“场屋之习”屡禁不止，但在文学领域中还是正气占上风。值得注意的是，高丽前半期乃至整个高丽时期的无数进步文学家大都经历过科举考试的洗礼，几乎所有的文人都是制述举子或科场出身。登榜入官之前，他们长期在官学或私学里苦读中国的经典，苦练汉文诗赋的艺术技巧，对文学规律有所认识，加上入官前后艰难的人生经历和勤奋创作，个个都成长为真正的文学家了。其中不乏大家，如郭玙、郭东珣、崔冲、崔惟善、卢坦、朴寅亮、金富轼、权适、金富佾、洪瓘、印份、郑知常等，都是高丽各朝的制述科出身，虽然他们的文学创作各有千秋，但都为高丽汉文学的发展作出过贡献。同时他们中的一些人，根据自己的创作经验和现实中的文学流弊现象，都多多少少发表了一些有关文学批评的言论，为扼制、肃清科诗之风的余毒和形式主义的浮华文风起到过重要作用。他们的文学批评，深受儒家文学观念的影响，重伦理，尚形质，讲功用，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科诗之气和模拟之风的泛滥。高丽前半期的科举制度不仅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过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也为文学和文学观念的发展预备了良好的现实基础。也就是说，它为提高文学的地位，普及文学知识，探索文学规律，扩大文学队伍，孕育文学大家，起到了直接的或间接的促进作用。
的确，高丽王朝实行科举制度以来，科考登第便成了读书人价值取向最为重要的认同形式，从而演绎出对社会文化发展方面许多积极的影响。但是因为它本身的局限性和种种弊端，同样也演绎出了一系列不可避免的严重负面影响。
首先，随着科举制度的日渐完善和考试科目的增减，高丽的教育制度也随之发展，所教授课程也作了相应的改变和调整，但以儒家经典为中心，只灌输儒家思想的内容却始终没有得到改变。这在很大程度上钳制了读书人的思想，所培养的人才只会背诵儒家教条，不懂得实用，严重脱离现实生活。大部分科举士子只求考试入格，读书只为做官，其他的东西很少去关心。这样他们的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和迂腐的诗文套路所束缚，无论是视野、独立思考能力，还是社会实践能力，都受到严重的限制。
其次，科举考试教条的内容和人为不公现象日益严重，导致良莠不分、非才滥进和人才埋没现象。由于科举考试的内容大都以教条式的考题来考学生，而且存在一系列弊端，很多杰出的饱读翰墨之士不得不失意于科场，以布衣终生。高丽中叶的大诗人林椿、吴世才等人就是其中的例子，他们博学多才，也都是文坛公认的著名诗人，但每次科试都落榜，始终疏离于官界，度过了怀才不遇的一生。在高丽王朝的科举史上，有多少各类精英人士被困科场，埋没一生。
还有，高丽的科举制度引发出严重的浮华文风，成为产生文坛拟古主义、形式主义风气的重要根源。高丽的科诗按照事先规定的题目、格律作诗，而且它有自己特殊的要求。也就是说它大都是雅颂之体，主要采取赋颂的形式。从命题的原则和内容表达的要求来看，它近乎庙堂文学的一种形式，每篇都有歌颂升平的痕迹。它因按一定的形式要求创作，所以处处受到限制和拘束，根本发挥不出士子应有的水平。在当时的环境下，京、乡无数士子每天都沉浸在这种科诗的磨练氛围之中，根本无暇顾及文学自身规律和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这样年复一年，头脑僵化，满脑子充塞了诗歌形式上的东西和应考的绝对念头。除了一些优秀文人之外，他们中的很多人即使是科考登榜，也摆脱不了这种形式的牢笼，所写的诗歌作品与现实格格不入，逐渐投入形式主义和拟古主义文风的怀抱之中。这种科诗之风的危害，涉及整个文学领域，成了后来文学发展中各个时期浮靡文风的温床，其余毒一直延伸到李朝末叶科举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之时。
实际上，高丽时期科举与文学的关系较为复杂，在当时科举对文学发展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也有较大的促进作用。那么在高丽，科举制度是如何制约文学，而又如何促进文学的呢?这些问题有待我们做具体的研究，得出一个既符合历史事实，也能够给予我们一些启迪和教训的结论。无论如何，科举制度毕竟是社会进步的产物，它的弊端和衰退也是历史过程所造成的。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深入研究其中的来龙去脉、因果关系和理论经验，无疑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