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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中叶的文学批评，是高丽诗话产生的更为直接的成因。经过二百年的发展，为捍卫朝鲜民族历史文化传统而进行的那些论辩和斗争，在汉文学及其观念不断的侵袭和官方制度的推动下已经逐趋衰微，原来开始已被士大夫文人看成正宗的汉文学随着日益繁荣的创作实践而逐渐在文坛上形成气候并占有绝对优势的地位。在中国两汉、魏晋南北朝和唐宋文学面前，高丽的文人士子们实在是叹为观止，无时无刻不在指望着把这些汉文学彻底掌握，使自己成为真正的汉文学家。

特别是实行科举制度以后，这些汉文学成了高丽士子飞黄腾达的基本技能和敲门砖。自此以后，与其他思想文化一起，高丽中期的汉文学在整个文艺界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汉文学在异国高丽彻底扎下了根，逐步进入了发展成熟的新阶段，一种清新刚健的海东汉诗日益走向繁荣，在文坛上逐渐形成气候。这种气候自然也培育出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诗人墨客，一时文坛出现了许多汉文学名家和名作，显示出文学的繁荣景象。这时期在汉文学的创作上成就卓著者数量甚多，仅其代表性的作家就有崔惟善、卢坦、朴仁亮、崔思让、金富轼、权适、金富辙、金富佾、洪瓘、印份、崔允仪、郑知常等。这些文人自小饱读中国的四书五经，练得一手好诗笔，此时正逢文教繁荣的文治时代，个个信心十足，想通过科举考试一显身手，夺得人生的功名利禄。

高丽中期是朝鲜古典文学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经过长达二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从中国引进的文学尤其是汉诗，其特征和要领越来越为广大的高丽文人所认识和掌握，从这时期开始真是迎来了一个名家辈出、名作不断的汉诗创作趋于成熟的阶段。这时期的高丽文学逐步摆脱吸收期的认识水平，这些人的作品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走向更加完美的发展阶段。这时期高丽文学的首要问题并不是如何学好中国文学，而是汉文学在思想内涵和艺术形式上如何实现民族化和张扬民族精神。

到了高丽中期，随着王朝对学校教育及其制度的日益完善，文学意识上出现了进一步注重儒家文学观念的倾向。高丽官学和私学所设的七斋或九斋中，专设中国“九经三史”的教育和诗赋的讲授科目，使得生徒们日益浸染于儒家思想和汉文学的技艺之中，许多人逐步成长为官场和文坛的重要人物。对当时的思想界和文坛情况，朝鲜朝前半期的徐居正在《东文选》中曾说:国初因为需要百废待兴，无暇顾及文教，汉文学逐渐流于“浮华无实”；自从崔冲等创办私学，注重儒学和文学教育以来，这种局面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文学逐步走向“正规”的道路；从而愿学生徒日益增加，“文章豪杰之士彬彬而出”，社会浮糜文风逐步得到遏制。实际上，这种文坛风气的扭转，与光宗、文宗、睿宗等“好文之主”的提倡与崔冲等一代名儒们积极创办儒学教育分不开。从高丽初“浮华无实”的文风到崔冲以后新的文风的兴起，意味着高丽的汉文学逐步被认可为国家必要的意识形态，被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与此同时，它也意味着高丽主流社会的文学意识由娱乐玩赏转变为以社会教化为中心的儒家功利主义文学观念。高丽仁宗时的文人金富轼在《进<三国史记>表》中借仁宗之口说道:

今之学士大夫，其于五经诸子之书，秦汉历代之史，或有淹通而详说之者。至于吾邦之事，却茫然，不知其始末，甚可叹也!……又其“古记”，文字芜拙，事迹阙亡，是以君后之善恶，臣子之忠邪，邦业之安危，人民之理乱，皆不得发露，以垂劝戒。宜得“三长”之才，克成一家之史，贻之万世，炳若日星。^[9]

这是金富轼于仁宗二十三年(1145)依王命而写的进《三国史记》的表文。当时的金富轼身兼太保门下侍中、判尚书事兼集贤殿太学士、监修国史等多种“文任”要职。作为高丽文治政治顶峰时期的文官之首，金富轼的儒家治史观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个表文里，他的创新之处在于一心想把儒家思想运用和贯穿到编撰本国历史的过程中。当时高丽的士大夫文人们对中国的儒家经典和历史著述非常熟悉，不过对本国的思想文化和历史“却茫然”，这是一件可叹可悲的事情。即使是过去新罗的前辈们为后世留下了一系列历史文字，但其大都不是“文字芜拙”，就是“事迹阙亡”，更没有贯彻儒家的治史精神，那些“君后之善恶，臣子之忠邪，邦业之安危，人民之理乱，皆不得发露，以垂劝戒”。要使历史文字达到儒家所提倡的那种社会历史功用的境界，史家必须具备“三长之才”，所谓的“三长之才”就是“才、学、识”三个方面的才华，而这三个方面的才华则以儒家经典的熏陶为基本前提。一个治史之人，能够掌握些“三长之才”，才能写出“一家之史”，并能“贻之万世，炳若日星”。金富轼的这种治史观和写作精神，在其他文章里也表现得很明显。如他在《仲尼赋》中表达了继承孔孟遗风，要成为坚持儒家原则的文章家的意愿。他写道:

仲尼乃人伦之杰，凤鸟则羽族之王。……似有文章，夫子志在春秋。道屈季孟，如非仁智之物，孰肖中和之性。相彼凤矣，有一时瑞世之称。此良人何，作百世为师之圣。于以其文炳也，吾道贯之，扬德毛而出类，掀礼翼而聘时；金相玉振之嘉声，八音逸响；河目龟文之伟表，五彩雄姿。斯乃祖述宪章。东西南北，跄跄乎仁义之薮，翙翙乎诗书之域。……小儒青毡早传，镂管未梦。少年攻章句之雕篆，壮齿好典谟而吟讽。钻仰遗风，孜孜深期于附凤。

他以凤凰为“羽族之王”、孔子为“人伦之杰”，也就是说孔子是人伦之杰、人中之凤。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孔子是人伦万世之典范，“道”之不可逾越的创基者。至于文章，孔子一向以编订《春秋》为达到预期的最高目标。仲尼以“道”垂香后世，如凤凰预示瑞兆，指明了人伦之“道”发展之方向，成为“仁智”之象征、圣人中的圣人。儒家的文章之道以“吾道”贯穿，“扬德毛而出类，掀礼翼而聘时”，也正因为如此，儒家之文如同“河目龟文之伟表”，成为“金相玉振之嘉声”和天下文章之标范。儒家如此熏陶的结果，满天下“跄跄乎仁义之薮，翙翙乎诗书之域”，变成了人伦和文学两兴旺的局面。这些文字充分表明，作者金富轼是多么地崇拜孔子及其儒家思想，并以海东朝鲜能够继承孔孟之道而无比骄傲。同时，在此也充分反映出他对儒家文学观念的深刻理解和因高丽王朝能够变成“跄跄乎仁义之薮，翙翙乎诗书之域”而感到无上的荣耀。他认为儒家文学思想的关键在于能够以“吾道贯之”于整个创作过程，以“嘉声”、“逸响”教化天下苍生，使世界充满“仁、义、礼、智、信”之余香。最后金富轼说，虽继承祖训，少小就练得一身笔墨功底，在诗书文章方面早有名气，但到了壮年则主要吟讽典谟，钻研并仰慕仲尼之遗风，才懂得了儒家及其文学思想的真谛，从而决心跟着其遗风写作和生活下去。整个文章充满着热情和对儒家文学精神的解构意识，体现着金富轼本人牢固的儒家文学观念和执意要沿着这条道路走的决心。

高丽前半期，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社会处于升平景象之中，文学也随之而出现了歌功颂德和以雕虫篆刻为之能事的倾向。通过科考出仕的金富轼，年轻时也免不了沉浸于这种浮艳的文风之中，但中年以后刻苦攻读儒家经典，逐渐受其熏陶，开始懂得了如何成为对王朝对社会有用的文人。中年以后的他，自拔于雕虫篆刻的狭隘视阈，开始思考创作如何为君为民和如何有补于风化的问题，从而站在反对形式主义“浮文”的立场上，主张文学体现“圣人之旨”。他在这时期的多篇文章中都表达了自己的这种观点，《谢魏枢密称誉启》就是其中的一篇。与金富轼同一时期姓魏的一个文人曾经撰文称誉他的文才，不久他便给这位枢密副使回信，一是表感谢之意，二是发表自己的文学观。其曰:

伏念某少好学问，粗攻简编，当役役于时文，雕虫篆刻，实伥伥于大道，擿埴索涂。洎乎钝根少开，养性内照，知学求为君子，不敢沽名。耻道不如古人，居常责己。誓无反圣，拟不随流。独以饥寒之忧，难抛名利之学。翻然背驰圣人之趣，斐然狂简小子之裁。适值国家严甲乙之科，取雄杰之士。拔出寒地，置之青云，去辱得荣。积时累月，日加慵惰。时复趋驰，旧学忽忘，初心缺落。括囊谁誉，弊帚自怜。但惧没世无称，岂望在家必达。伏惟枢密相公，经纶之寄，宰相之才，高历前贤，杰立当世。故自立扬之始，常居清要之班，为朝廷之羽仪，作文章之宗匠。申甫就列，周政几于中兴；韩柳挥毫，唐文至于三变。天下想望其风彩，士流郑重其品题。诋诃一开，白日若无光景；眄睐所指，寒谷变为阳和。奈何行能，得此推许。昔智伯遇豫让以国士，叔向贤鬷蔑以一言。此皆触焉而始知，试焉而后誉。如某者，文卷未甞渎明公之鉴，议论未尝发明公之前。今此之言，从何而出?柳子厚之言曰:“古之知己者，不待来求而后施德，举能而已。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后拜赐，感知而已。”昔读其文，今见其实，自顾不肖，何克承当。谨当棰策驽慵，琢磨顽钝，自强文学之务，无辱吹嘘之恩。过此以还，未知所措。^[10]

文中说，作者年轻时酷爱学问，粗攻经籍，追随“时文”，从事雕虫篆刻之能事，这样不仅害了“大道”，也害了自己，徒劳无功。可是步入中年以后，一心学习君子之道，“养性内照”，开启茅塞，自耻不如古人，经常自责鞭策，发誓决不盲目跟随俗流，终生决不偏离圣人之道。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时迫于饥寒，不得不重拾名利之学，背着圣人之趣去参与裁断丹青之能事。加上适值国家实施的科举制度，靠诗才和学问，“拔出寒地，置之青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日加慵惰”、“初心缺落”，从而“但惧没世无称”，振奋精神，积极理政，倡导文学正道。自己虽掌管朝廷之文柄，写出了一些受别人称道之文，但与中国的唐宋大家相比还差距甚远，每听别人的称誉之词，无法面对，倍感惭愧。唐代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高举文风改革的大旗，主张为道而学文，反对六朝的骈体，写文章必须贯通儒家之道，从三代两汉的散体中吸收营养。自是“唐文至于三变，天下想望其风彩，士流郑重其品题”，到了宋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曾巩等人继起，将古文运动推向了高峰。这一古文运动及其散文的艺术精神传入高丽，对高丽散文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可影响毕竟是影响，金富轼认为自己即使是一个可称道的像样的文章家，与唐宋古文大家及散文高手相比还是略逊一筹，从而指出魏枢密称誉的不当，表示万万不能接受。他还引用柳宗元的话，“古之知己者，不待来求而后施德，举能而已。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后拜赐，感知而已”，自感不敢承当，莫不如自己奋勇努力，提高创作水平，更上一层楼。也就是说“谨当棰策驽慵，琢磨顽钝，自强文学之务，无辱吹嘘之恩”，这才是务实可行的文学正路。

这一封信告诉我们以下几个问题:(1)金富轼坚决否定高丽前半期形成的浮艳淫靡文风，对自己当初“役于时文”、从事“雕虫篆刻”之能事深表遗憾。(2)金富轼旗帜鲜明地反对高丽前期还在流行的骈文体，主张为道而学文，写文章必须贯通儒家之道，从三代两汉的散体中吸收营养。(3)文章家应学习古人精华，“养性内照”，以圣人之道武装自己，才能写出符合“吾道”的好文章。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以谦虚、勤奋的创作态度，树立高远的文学境界，不偏离圣人之道，“自强于文学之务”。(4)金富轼热情赞扬中国唐代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认为他们以复古为革新，不仅为唐以后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道路，而且也对高丽散文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决心认真学习唐宋古文大家们成功的创作经验，开创自己的创新之路。(5)金富轼警告作家，不能为了名利而从事文学创作活动，这样肯定写不出有用于世的好作品。高丽文坛上的许多雕虫之作都是不纯的创作动机的产物，这种创作活动只能是害人害己，终究会受到文学自身规律的惩罚和社会的唾弃。

儒家一向注重音乐的风化作用，这种乐教观始终成为文艺观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儒家看来，音乐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吕氏春秋》说“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观其音而知其俗矣，观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古代帝王所到之处，地方官员除了迎燕述职之外，还须展示当地民歌，帝王根据其民歌内容、格调与愉悦与否，来判断该地为政之得失。这就是儒家所谓“观音知政”。儒家的这种乐教传统，对海东高丽王朝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以儒家思想为治理国家正统思想的高丽王朝，在国家生活中也离不开音乐的参与，所以非常重视乐制建设，具有完备的礼乐系统。为了音乐制度的常态化，高丽王朝极其重视音乐教育。对音乐的风化作用和现实生活中的乐教，金富轼亦有很深的认识，他在《谢二学听讲兼观大成乐表》中写道:

窃以天下之才，待教育而后用。圣人之说，须讲习而乃明。故先王立学以作人，而四海承风而迁善。去圣逾远，逮德下衰。书焚于秦，道杂于汉；虚无之说，盛于晋宋；声律之文，煽于隋唐。方术几至于沦胥，习俗久恬于卑近。至于我宋，复振斯文，恭惟皇帝，挺神圣之姿，述祖宗之志，兴百年之礼乐，复三代之泮雍。在彼中阿，乐育才之有道；于此菑亩，欣采芑之无方。见多士之汇征，肆小子之有造。弦歌之咏，周遍四方，学校之修，若无前古。^[11]

再好的人才，经过教育而后才能用，再崇高的圣人之说，认真讲解以后才能更明白。所以历代君王必先立学以培养人才，有了儒家教育，从而四海之内即“承风而迁善”。可是离圣人的时代愈远，道德就愈下衰，秦始皇武断焚书，汉代儒道杂糅失去儒家之纯真，隋唐擅于方术和声律之文而儒学不振，惟有宋代复兴儒道，复振斯文。特别是宋儒们重振传统礼乐，付之于学校教育，复现出三代之气象。从这种儒家教育观出发，金富轼认为在学校教育中不能没有音乐，因为音乐关乎政、关乎道德修养、关乎美好情操的树立，而且“弦歌之咏，周遍四方”，对社会精神意识的净化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金富轼所生活的12世纪，中国宋代周敦颐(1017—1073)、程颐(1033—1107)、程颢(1032—1085)倡导的理学已经开始形成。从上述记录看，中年以后的金富轼已经知道并接触到了北宋理学及其乐教理论，而且金富轼的这篇表文是欣赏有关儒家经典的讲义和大成乐表演以后写的。当时高丽所拥有的大成乐是从宋朝引进的，朝鲜朝的大学者韩致奫曰:“睿宗十一年六月，王字之还自宋，诏赐大晟乐。冬十月戊辰，(上)阅大晟乐于乾德殿。癸丑(上)亲祼太庙焉，大晟乐并奏新制九室登歌。此即乐志歌辞，率本大晟乐谱者也。”^[12]“表”是古代文体奏章的一种，用于较重大的事件，而这篇文章写于金富轼欣赏经籍讲义和宫廷大成乐表演以后，还大发议论和感慨，可知他是多么地重视欣赏宫廷音乐。从文中还可知，他坚决主张在国学和私学中进行音乐教育，因为音乐有感人、化人的功能，而且“乐育才之有道”。他的这种乐教观念，在他整个文艺思想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他说明文艺的社会功能极有说服力的理论根据。

金富轼论文人强调其社会干预精神。在他看来，文人应多一点儒家积极进取精神，认真对待自己的社会责任。这样的文人才能写出有意义的文章。他在《哑溪赋》中曰:

国风思其君子，叹风雨而不已。今可鸣而反嘿默，岂不违其天理?与夫狗知盗而不吠，猫见鼠而不追。校不才之一揆，虽屠之而亦宜。惟圣人之教诫，以不杀而为仁。倘有心而知感，可悔过而自新。^[13]

在此，作者辛辣地讽刺了那些不遵循儒家之道、不履行自己职责的无能的和自私的文人。他认为公鸡拂晓不打鸣儿而反“嘿默”，这是有违天理的；家狗知盗而不吠不逐，阿猫见老鼠而不追不捕，这是有违于其责。这三者都是同样的一个本质，处以极刑也不过分。由于这些人的不作为，圣人之道日衰，王朝大业不振，但圣人之道还是宽恕这种人，以仁款待他们，如果这些人有一点“心而知感”，应悔过自新，变成勇于进取之人。作者在此利用《诗经·郑风·风雨》的内容，讽刺和否定那些文人中不作为乃至消极怠慢的人，断定这些人写不出好作品，成不了文坛所需要的好作家。

金富轼也是一位极富民族意识的文人，这种民族意识在他的作品和理论品评文字中有较充分的体现。不过过去的一些学者认为，他是一个具有浓厚的事大主义思想的文人，而这主要体现在他的代表性成果《三国史记》之中。但是也有很多学者认为，金富轼的创作活动功多于过，他在以《三国史记》为首的成果中为本民族的历史学和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笔者认为金富轼的一生功过兼有，但在历史学或文学方面来说，他的功还是远大于过。就《三国史记》来说，它不仅是朝鲜现存最早的官方史乘，而且也是内容极其丰富、写法上虚心学习中国司马迁《史记》，而且条序分明、创意十足，是资料价值和文学价值无与伦比的历史著作。如果没有《三国史记》，后人将无法了解朝鲜上古、三国和统一新罗时期的历史和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更不可能把握这些历史时段朝鲜民族的生活、精神面貌和与外部交流的足迹。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三国史记》是一部旷世的历史文化名著，金富轼是一位组织和编写它的大史学家和文化名人。

中国汉代司马迁“发愤著述”《史记》，与他的个人遭际有密切关系，而金富轼编写《三国史记》却缘于截然不同的原因。晚年的金富轼由于优异的政绩和文学成就官高禄厚，集朝野声望于一身。当时出访高丽的宋朝使节路允迪及其副使徐兢见了以馆伴身份接待他们的金富轼以后，对其学识和文学才华十分欣赏，钦佩不已。后来徐兢撰写《奉使高丽图经》，专门设有《富轼世家》，高度赞赏其才品。《高丽史》在《列传·金富轼》中记录道:

(富轼)以文章名世。宋使路允迪来，富轼为馆伴。其介徐兢，见富轼善属文，通古今，乐其为人。著《高丽图经》，载《富轼世家》，又图形以归，奏于帝。乃诏司局镂板，以广其传。由是名闻天下。

徐兢的这一评价，足以说明金富轼当时在高丽的名望。正是因为这样的知名度和声望，仁宗王一再要求他负责编写过去的古史，而这个难得的机会更加成全他青史留名。实际上金富轼并非徒有虚名之人，从现存的有关他的记录、诗文及《三国史记》等遗作来看，他的确是一位极富学术造诣的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更不愧为是一位主导当时文风的文坛宿将之一。

对《三国史记》的写作目的，金富轼在其“序”中借仁宗之口具体表白道:如今的学士大夫，对于五经诸子之书，秦汉历代之史，都很熟悉，“有淹通而详说之者”。但对于本邦之事，“却茫然，不知其始末，甚可叹也!”紧接着他还说:“况惟新罗氏、高句丽氏、百济氏，开基鼎峙，能以礼通于中国。故范晔《后汉书》、宋祁《唐书》皆有列传，而详内略外，不以具载。”一方面，当今的高丽文人对中国的五经诸子和秦汉以来的各代之史都非常熟悉，甚至达到滚瓜烂熟的地步，但是对本国之事却茫然，不知其始末。对这样的现状，他慨叹不已，给予了痛心的批评之语；而另一方面，朝鲜三国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都经历过鼎盛时期，都以高度的文明与中国进行过频繁的文化交流，都曾创造过辉煌的历史文化，对此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宋祁的《唐书》等都有一定的记载，但是这些中国史家们对中国历史记述详实，而对朝鲜史实则记录得简略平淡，很多重要的史迹都一笔带过或根本没有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他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一是在于一些中国文人的大国主义或天子国观念作怪，二是在于朝鲜文人自身不争气，没能够写出自己像样的正史。《三国史记》序文中的这些话，字里行间充溢着金富轼这位高丽文人心中的民族情绪、历史自觉和爱国感情，同时也洋溢着整理出自己的民族历史，为国家民族树碑立传的爱国爱族的理性精神。

金富轼文学创作上的民族自觉意识，还体现在对自己民族语言的热爱与运用。到了高丽，人们普遍推戴新罗的文学大家崔致远，把他推为朝鲜的汉文学初祖和东国儒宗，显宗十一年将他陪享文庙，十四年又赐谥文昌侯，以示尊奉。当然，金富轼也在其列，对崔致远无比尊崇，不过他并没有采取盲目跟随的态度，往往以自己独立的眼光看待学问上的事情。如他在对待有关崔致远历史著述时，就对其所采用的词语汉化问题提出了异议和批评。他在《三国史记·智证麻立干》中，以激烈的口吻议论道:

新罗王，称“居西干”者一，“次次雄”者一，“尼师今”者十六，“麻立干”者四。罗末名儒崔致远，作《帝王年代历》，皆称“某王”，不言“居西干”等，岂以其言鄙野，不足称也?曰:《左》《汉》，中国史也，犹存楚语“毂於菟”，匈奴语“撑犁孤涂”等。今记新罗事，其存方言，亦宜矣。^[14]

在创作或学术活动中，一个作家或学者的语言观格外重要。一个作家或学者的语言观关系到他的创作思想或民族自主意识。尽管崔致远是朝鲜民族杰出的文学家和学者，具有不可撼动的文学和学问上的地位，特别是高丽人对他推崇不已，但在金富轼看来，崔致远的总体成就与局部存在的问题还是应该区别对待。崔致远在著述《帝王年代历》时，的确把“居西干”、“次次雄”、“尼师今”、“麻立干”等古代新罗国君的民族固有语称谓法改换成“某某王”来记录，对此金富轼采取了严肃批评的态度。一个作家或史家，因自己民族历史上使用的某些称谓或语言觉得“鄙野”而直用外国式的用法，那是极其不当的。像中国古代《左传》、《汉书》这样的经典和史书，也都尊重和直用各个民族民间的语言，何况崇尚中国学术文化的朝鲜呢?从这种语言观出发，他明确地表示“今记新罗事，其存方言亦宜矣”。作为一个崇奉儒家思想的高丽文人，在当时能够具有如此进步的语言观念是难能可贵的。

金富轼在自己的一生中，曾任过许多重要官职，晚年写《三国史记》时身兼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保门下侍中、判尚书事、吏礼部事、集贤殿太学士、监修国史上柱国等高官职。作为朝廷重臣，他曾处理过许多重要事情，期间也因公私之务得罪过一些人，受到后人的非难。如曾因迁都问题，西京和开京的政治势力矛盾角逐，后来西京的妙清等人起兵要以武力解决问题，朝廷遂派金富轼领大军去讨平。在镇压的过程中，金富轼以谋反罪下令斩杀持有迁都观点的郑知常、金安、白寿翰等西京的两班文人，但实际上这些人与“妙清乱”有多大的关系，历史上一向有不同的意见。因这些人都是当时著名的文人，后人对金富轼的这种极端的裁断多有批评之声。根据一些记录，之前金、郑二人围绕诗歌创作和文坛排序，曾有过纠葛。但是后来其中的郑知常，作为当世卓越的诗人，在社会和文坛上具有崇高的声望，对他的被杀，人们都觉得可惜。从“叛臣该诛”的传统观念出发，高丽后期和朝鲜朝的官方文献中都禁止或忌讳直接记录郑知常的名字。但文坛的不少文人把这件事情归咎于金富轼，认为当时他是从嫉妒心理或报复心理出发以叛乱罪杀害郑知常的。而且随着郑知常的诗歌作品以清华俊逸、洒脱清新之气深受后人喜爱，人们对金富轼所作所为的不满也逐渐增加。

不管怎么样，与郑知常一起，金富轼也是当时文坛上的佼佼者。从很多历史文献中可知，高丽睿宗、仁宗朝的很多高文大册就出自于金富轼之手，而且他与其弟金富仪一起，同为高丽中期诗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诗意品格高逸、辞思精微，深受人们的喜爱，后世的诗评家都把他列为高丽中期诗坛大家。后来的李奎报在《白云小说》中曾认为:“侍中金富轼，学士郑知常文章齐名一时。”这足以说明，金富轼与郑知常一起，都是叱咤当时文坛的盟主。值得一提的是，他领导编写了如今可看到的朝鲜历史上最早、最系统的官方正史《三国史记》50卷。他考虑朝鲜古代先辈留下的历史记录“文字芜拙，事迹阙亡”，“君后之善恶，臣子之忠邪，邦业之安危，人民之理乱，皆不得发露，以垂劝戒”，所以决心重新编写三国及以前的历史，以突出历史之教训，图垂思想劝戒之功效。在编写过程中，他克服三国习俗的差异和过去文化的复杂性，精心整理散逸的文献资料，继承儒家的劝戒精神，系统地写出了这部旷世的历史名著。《三国史记》的出现，弥补了朝鲜古代史承文字的严重空缺，如果没有金富轼们的重要努力，后世对自己古代史的深入了解将会变成一种幻想。《三国史记》的诞生，是朝鲜史承史上的一件盛事，它不仅有着重要的历史学价值，而且更有难得的文学意义。尽管《三国史记》中也存在从儒家史观出发写神话、传说等的缺陷，但其中大量的本纪、列传等都具有很强的文学性质，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朝鲜三国及其以前时期文学的阙失，为后世文学发展奠定了无比坚实的基础。

金富轼的文学观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高丽士大夫的文学思想，并标志着这种文学思想趋于成熟，以后这种文学思想在一些儒学者身上进一步体现。高丽士大夫的文学观念，基本上以儒家审美观为主干，不同程度地吸收佛教、道家等其他各家的审美观念。在当时，高丽王朝的士大夫内部，围绕一些切身利益、权力转接和重要外交事务等问题，各个地域、政治派系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和斗争。结果，文人阶层深受震动，出现了身份的分化。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士大夫文人的审美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分化和变动。那些官场上得意文人的文学思想和虽有所失意但仍混迹官场的文人知识分子的文学意识，与基本上归属于隐逸阶层的在野知识分子的文学观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朝鲜，封建士大夫阶层以文学观念为中心的审美思想，从高丽前期开始就已形成，王融、龚直、崔承老、郭玙、洪儒、郭东珣、王儒等堪称其代表。到高丽中叶，则有金富轼三兄弟、郑知常、权适、洪瓘、林宗庇、崔允仪等著名文人都发表过自己独立的文学批评观点，其思想发展脉络很清晰。

不过从文学理论的角度考察，与文学创作的逐步走向繁荣相比，这时期的文学批评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展。与汉文学的发展同时产生的一系列弊端也早已在文坛开始抬头，特别是只讲求形式套路的科考诗风、创作中侧重讲究辞藻的唯美倾向也日益严重，并最终成为后世文人所长期诟病的形式主义华艳文风。到了高丽后半期，这种文风并没有减缓的迹象，反而出现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趋势。不过宋诗话的传入与影响，李仁老、李奎报、崔滋、李齐贤等一批文学理论批评家的出现，给沉寂了一段时间的高丽文艺批评界注入了新鲜空气。如果说，之前金富轼等人的文学批评活动给高丽中期有些寂寞的文学批评界增添了不少活力，他们以儒家审美观为核心的文学思想，为以后高丽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高丽后半期李奎报们的文学理论批评成果则为朝鲜文学批评的发展成熟做出了直接的贡献。

高丽的文学批评主要是诗歌理论批评，这是值得注意的一大特点。如前所述，高丽是一个诗的国度，国中才子们的兴趣与精力，基本倾注于诗歌创作。高丽自建国以来蓬勃向上的社会氛围，中国唐代诗歌的直接影响，形成了一种爱诗、崇诗的社会风尚，孕育出了一个个诗人群体，为高丽跻身诗的王国准备了条件。遗憾的是这个时期却很少能够看得到小说和其他叙事文学发展的势头。这种情景，不得不造就诗歌一边倒的文学批评局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格局呢?原因很多，其中的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与科举制度文化的兴盛密切相关。

[5]张鸿在《高丽时代诗话批评研究》，亚细亚文化社1987年版，39页所引《均如传序》。

[6]《高丽史·志》(二)卷二十四《乐一》，平壤:朝鲜劳动新闻出版社1958年版，443页。

[10]《东文选》IV卷四十五《启》，民族文化促进会1989年版，868页。

[12]《海东绎史》卷二十二《乐志》，朝鲜光文会1912年版，本志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