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诗话得益于其前的文艺批评成果。这是高丽诗话产生和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的内在驱动力。从诗话的特性看，它不仅有文人故事、创作逸话、审美文化小品、考证沿革等，而且更有品诗、论诗、赏诗和考究流派等。无论何种情况，总离不开某种文学观念的指导和文学审美批评这个基本灵魂。这样它必然与当时和之前的文艺批评成果及现状有极密切的关联，也必然以这种成果及现状为自己存在和发展的依托。应该说，高丽时期是文艺批评开始发达并取得重要成果的时期。这时期出现的一系列重要文论家和文艺批评文章，为以后朝鲜古典文艺批评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如前所述，高丽时期的文艺批评前半期比较弱而后半期较强。有些人因此而认为高丽时期的文艺批评主要指其后半期的成果，并不概指其整个时期，从而基本否定其前期成果乃至前期成果对其后半期文艺批评思潮兴起的重要作用和贡献。

高丽王朝建立于新罗旧朝思想文化的基础之上，它意识形态中的很多方面自然直接承继了过去旧朝的东西。到了新罗末叶儒、佛、道及新罗传统的本土思想逐渐走向合流，但这一趋势挽救不了从根本上已经积弱成疾、日薄西山的新罗这近一千年王朝衰败的命运。社会处于重重矛盾之中，纪纲紊乱，生灵涂炭。新罗末代各朝的统治阶级为了挽救历史败局，格外崇佛和宠佛，终日沉浸于来世的祈祷之中。但纪纲将倾，百药不治，历史选择了一个新王朝。高丽王朝的建立，给因新罗旧朝的苟延残喘而长期处于沉滞状态的朝鲜半岛注入了一股新的政治、人文空气。高丽建国伊始，特别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也选择内外思想文化融合的道路。他们认为新罗灭亡的原因，在于社会腐朽、纪纲紊乱，“王者无能，气数已尽”，并不在于三教的合流之上。他们明确提出要振兴邦国社稷，必须构建新的思想文化体制，提倡儒、佛、道及传统民族思想文化走向综合的道路，为半岛一统和繁荣服务。高丽太祖决计实行文治主义政策的决心，充分反映在其《训要十条》之中，其后代也秉承太祖的这种政治遗愿多半走向文治主义的道路，出现了像光宗、成宗、显宗、文宗这些著名的“文治之君”。

高丽前半期的这些君王，都曾深受汉文学的熏陶，个个能文擅诗，经常与士大夫文人酬唱诗文，体现出了文治之君的个性风貌。一国君王尚且如此，更何况其士大夫和广大士人阶层。遗憾的是，由于文献记录的缺乏，很少能够看到高丽太祖以来有关文艺理论批评方面具体的资料，我们只能通过当时遗留下来的部分诗文作品和文人记录，来考察当时的文艺观念和审美取向。由于这些君王的励精图治，高丽前半期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空前深刻的变化，从而迎来了文学审美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的转型期。

高丽前期一百多年的确是一个“天翻地覆”的社会大转型期。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期的社会基本成分和力量得到了很大的改变和重组。从建国初开始，高丽王朝逐步摆脱和抵消旧朝新罗骨品制的影响，建立了一个由对建国有功的勋旧势力和从新罗依附过来的旧朝文人组成的新王朝。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庶族地主和贵族势力迅速成长起来，成为了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他们改变开国以来门阀世族一统天下的等级界限，逐步成为与门阀世族共享统治权力的社会主导力量。这为广大出身寒门的庶族地主和知识分子提供了进入最高统治层和各级官僚机构的机会，并大大提高了他们在国家政治、社会活动中的话语权。与此同时，高丽社会的整个意识形态也发生了变化。建国初期高丽王朝承继旧朝新罗的意识形态，也尊崇佛教，甚至视佛教为开国、建国的护国“佛神”，放在至高的位置。太祖王建的《训要十条》中的第一条第一句就说:“我国家大业，必资诸佛护卫之力。”足见其重视佛教的程度。不过，从稍后的第四代光宗时期开始，则大有复兴儒教的势头，儒教逐渐成为王朝明确提倡的官方哲学。这与寒门庶族的社会进出遥相呼应，使儒家思想从低谷中走出来，变成了王朝最重要的统治理念。王朝主流思想领域的这种转变，给整个审美时尚领域产生了一系列积极的变化。

高丽前期的审美文化，尽管仍然保留着罗末文化的胎记，但在新形势下还是形成了自己与众不同的趣向。在新的时代要求之下，逐渐出现了对儒、佛、道三教及朝鲜固有的传统文化进行新的评估、整合，以适应新的社会发展需要的思想文化倾向。在这种社会文化语境之下，过去许多想当然的问题都搬到桌面上来重新评估和整合，用新的观念和视点对新、旧问题和矛盾进行梳理和筛选。这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日益走向繁荣的社会大转换期，一切思想文化都在这个转型期中发生着变化。同时，这也是一个政治氛围比较宽松的社会大变革期，在这个时代里不仅儒、佛、道三教充分发展，而且朝鲜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也受到充分尊重，教育、宗教、文学、艺术等各种意识形态领域也都得到充分重视。就文学审美领域来说，其发展在这一阶段虽稍落后于文学创作本身，理论成果也远不及文学创作丰富，但也有一些较为深入的发现和思考。这时期的文学审美观念，基于当时文学创作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见解，如在诗歌独特的审美属性、文学的民族个性、地方特色、功能等等方面，都有新的建树。

在这个社会转型期中，值得一提的还有对现实问题的一些反省气氛。这种社会反省气氛，到头来还是与文学批评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的高丽社会尽管正在走上升的道路，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系列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其中引起一些文人学子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国家的文化政策和社会审美倾向上，过分重视中国文化和文学，而相对忽视高丽本土文化和文学的“媚外”的倾向。当时的高丽王朝从国家制度开始，到思想、教育、人生礼仪、伦常习俗和其他诸多领域里大都借鉴中国文化，本土的思想文化逐渐被人们疏远。文学领域更是如此，高丽的文人士大夫们动辄“汉文唐诗”，只以传承中国文学为正宗，忽视对本民族文学遗产的继承，甚至把本民族的文学遗产视为非正统的、“卑陋”的“野史、稗说和俗歌”，把它们当作上不了“大雅之堂”的编外文学。特别是当时诗坛上流行的基本上都是晚唐诗风，这与当时中国晚唐和罗末崔致远们的创作活动时期比较接近不无关系，但更为直接的原因，应该是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审美意识。文学上存在的这种“媚外”倾向，引起了当时一些具有浓厚民族感情的文人学子们的注意和警觉。

高丽王朝崇尚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倾向由来已久。新罗人统一半岛以后，一向实行亲唐政策，并日益吸收唐代文物制度和诸种思想文化，其中包括文学和艺术。高丽建国以后在很大程度上继承新罗文化余绪，继续奉行亲中国、借用中国思想文化的政策。所以一直以汉文学为正宗，以晚唐文学为学习和创作的典范，这在当时的高丽文坛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另一方面，高丽太祖王建在离世前所作的《训要十条》第四条中训示:“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尊其制。”后代君王们更放心大胆地奉行跟随中国的制度文明、思想文化以及文学、艺术的政策。所以在高丽，跟随中国文明走是有制度保障和政策推动的，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必然。加上高丽新旧士大夫势力的热心推动，中国文化得到了较充分的传播并深入人心。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化在高丽被吸收和传播的过程中，与朝鲜固有的本土思想文化相结合，产生出了一种卓有特色的新的朝鲜思想文化。那些生搬硬套、盲目崇外或否定本民族传统的思想文化倾向和文学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学界和文艺界的批评和否定。在盲目跟随中国文化和模仿晚唐诗的风潮中，一些有民族文化良知的文人学子举起了批判的大旗，为建立民族文学精神和平台发表了一系列新的见解。

的确，高丽初期出现了一股学习和吸纳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新潮。与社会力量的重组、思想文化的综合同步进行的这一新潮，给刚刚起步走向繁荣的高丽封建社会带来了不少新的活力。但是，高丽人在中国强势文化和文学面前，未免忘乎所以，过分痴迷于“一边倒”，忘记或忽视继承新罗以来本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从历史时空上看，学习和吸纳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新潮起步于第四代光宗(950—975)时期。光宗登位离高丽太祖的去世只有五年的光景，其间的惠宗和定宗各执政一年和四年，都是短命的君主。光宗是朝鲜历史上闻名的“文治贤君”，继位之后高举复兴儒学的大旗，模仿唐制实行科举制度，为中国文化和文学得到空前的普及和深入铺平了道路。此后，高丽整体的汉文化和汉文学水平大大提高，但难免出现过分中国化和汉文学化的局面。考虑到这种局面的出现，高丽太祖早已预示并警告后代子孙君王们。《训要十条》第四条明确训示道:“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尊其制。殊方异土，人性各异，不又苟同。契丹是禽兽之国，风俗不同，言语亦异，衣冠制度，慎勿效焉。”王建明示，即使是“旧慕唐风”、“悉尊其制”，绝不能亦步亦趋、生搬硬套，必须走出一条适合于本国本民族的吸收、变化之路。因为“殊放异土，人性各异”，诸般特点、特性截然不同，所以学习人家不必步人后尘，什么都“苟同”。同时，王建特别警戒提防邻近民族契丹文化的渗透，从朝鲜传统的华夷观念出发，他把中国北方的契丹民族看作是“禽兽”民族，警告子孙决不能学习和浸染其任何文化成分。朝鲜自古认定自己是东方礼义之国，是华夏文明在东方的继承者，正宗的儒教之国度。所以与周边其他北方民族划清界线，以明确自己在儒家文化圈中的“正宗”地位。即便是这样，王建明确要求学习和吸收中国文化时，必须以批判的态度，有所选择地借鉴，决不能忘记本土、本民族这一主体及其主体精神。在此，王建辩证地解决了文化传播与吸收中存在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也为审美文化的继承与批判，作出了正确的示范性论辨，开了一代审美文化批判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