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诗话首先是高丽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高丽王朝建立在新罗旧朝的基础之上，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它的制度和资源，但王建作为一代开国“圣君”，从一开始就欲励精图治，进行一系列改革，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来使社会改观。王建的社会改革重点不仅在政治、经济上，而且也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里，其《训要十条》则充分体现了他对思想意识领域的重视。在文学上，高丽王朝也实行了宽松的人才政策，将愿意依附的新罗旧朝文人吸收，使其为新朝服务。这些文人大都经历过新罗末叶的动乱和折磨，受到过人生历练，有才、有学、有见识，智慧练达，成了高丽初期十分重要的社会阶层和文学力量。

太祖王建建国以后，逐步取消过去新罗王朝施行的“骨品制”，实行了不只是一味讲世袭、看出身的人才遴选政策，而是采取了重德唯才的原则。这样的人事政策给文人学子以广阔的人生出路，给他们为国为民为己施展才华提供了宽松的现实基础。对高丽太祖的文人劝奖政策，李仁老的《破闲集》记录道:

我太祖龙兴，以为古国遗风尚不替矣，冬月设“八关盛会”，选良家子四人，被霓衣列舞于庭。郭待制东珣代作贺表云:自伏羲氏之王天下，莫高太祖之三韩，邈姑射山之有神人，宛是月城之四子。东珣即郭处士(玙)之子也，少有才名，时处士入处大内山呼亭，东珣往谒，清谈从容，会日晚留宿焉。迨夜半月色如练，上步至山呼亭，处士命东珣出拜，上曰:“何人耶?”对曰:“臣兄子某，久不得面，今幸得叙，契阔及将远，而金轮已下。死罪，死罪。”上曰:“朕亦闻之久矣。”处士献寿口占云:“月影偏寻天子座。”命东珣续之，即跪奏云:“露花还湿侍臣衣。”上大加称赏曰:“有才如是，虽明皇岂忍放耶!”是夕入金门。^[1]

高丽太祖王建执政期间，极其重视发现文学人才，待制郭东珣逸话就是其中的一例。王建重用新罗旧朝诗人墨客，发现一个任用一个，真可称为开国文治之君。实际上，王建本身就是一位出色的散文家，他在统一大业前后所写的一系列“信书、训书、令文”，其义理之晓畅、文字之精微、胸怀之豁达深受后人称道。所以崔滋评价王建的散文道:“太祖文章笔法天纵多能……观其信书、训书及催远表，其盛德可知。”^[2]王建曾说过，天下当需以武功，而得天下之后当需以文治理国。果然，开国之后，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当时的文坛才俊。“士志于道”，对于当时的文人士子来说，高丽时期正是一个可“见”可“行”、机会四伏的好时代。诚然，一个新的时代无疑刺激那些文人墨客生发出一展宏图、建功立业的欲望和冲动。可以说他们是当时社会上最不甘寂寞的一群。从文学上讲，他们可以称为创作的主力军，也自然是文学审美创造活动最直接的担当者和阐释者。

文学，尤其是诗歌，对现实比其他意识形态要敏感得多，反映社会生活、士人心理和意识也要直接、迅捷得多。这时期的文人在王建儒、佛、道三教兼容并蓄和劝奖文艺的文治政策下，内在思想情绪、精神志气、审美激情等都被激发了出来，个个都谋划着实现自己的抱负和愿望。他们一改过去新罗旧朝时的那种“心向方外”、“困顿则退隐”的思维模式，也不只为“独善其身”，而是为了“兼济天下”，积极地介入现实，为新朝时刻准备着做点什么。他们这样的精神状态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就不是那种感时伤世的忧怨和悲怆，也没有那种醉生梦死的消沉和颓废之气，而是以清新生动、积极向上的心态面对生活。当然，也有不少作品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以个人小圈子为创作思维的空间。在宗法等级制社会体系中，他们心甘情愿地充当皇权意志的追随者，君主政治的依附者。他们的喜、怒、哀、乐和想象、愿望、希盼，几乎都系于王朝和国君身上。所以，这些人的文学创作不得不趋向歌功颂德或粉饰太平盛世之上。不过，这种文学倾向最终还是属于支流，在当时，那些生气勃勃、面向现实、充满自信的文学倾向还是占据着主流的地位。

在朝鲜古代文学史上，高丽时期着实是一个文学繁荣的时期，特别是它把朝鲜古代诗歌推向了高峰。这种征兆在高丽初期便已形成，从中期开始值得纪念的重要作家和作品陆续出现，到了后半期，它的诗歌已经达到了成熟的发展阶段。在整个发展过程中，高丽诗歌始终伴随着每个时期的社会思潮和其他相邻的意识形态一起发展起来的。对高丽文学的发展盛况，崔滋在《补闲集》中概括道:“我本朝以人文化成，贤俊间出，赞扬风化。”崔滋遂举出六七十位诗坛大家，说其间“金石间作，星月交辉，汉文唐诗，于斯为圣。”崔滋所举仅为其中代表性作家，实际上汉诗在高丽极其普及，光是能够称得上诗人的不知有多少位。只是其中大部分人的作品早已失传，令我们看不到更多作家作品的实际面貌。对此崔滋也表示十分遗憾，他说:“然而古今诸名贤编成文集者，何止数十家，自余名章秀句，皆湮没无闻。”^[3]这是崔滋生活时代的文坛和文集流行情况，而如今的我们可看到的作家作品少之又少，主要是因为其后多次发生的战乱和人为破坏，使得很多文物和古籍流失几尽。不过从上述的事实中可知，高丽诗话产生之前，高丽的文学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积累了极其雄厚的文学审美创造的物质基础和宝贵的创作实践经验。

文学在审美文化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一个时代文学创作的兴起和发展，必然产生相应的文学观念，文学观念也必然指导和带动那个时代的文学创作的发展。二者处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内在联系之中。高丽时期的文艺实践表明，任何一种创作倾向或文艺思潮，都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文艺观念的积极作用和指导。高丽初的一段时间内，文学还延续着新罗末叶的风尚和观念，特别是在汉文学领域里，儒家的诗观还是占据着主要的位置。那是因为聚集在太祖王建周围的基本都是罗末鲜初有名的儒家文人，在百废待兴的当时，他们充当了国家的参谋和智囊。在文学上，这些儒家元老和在职文人个个都是饱读诗书而能文善诗者，很多高文大策和名篇佳句大都出自于他们之手。据《高丽史》列传，郭玙、洪儒、郭东珣、崔凝、王儒、崔知梦、泰评、王融、龚直、崔承老等都是当时在国政和文学方面辅佐太祖王建的儒臣，他们所留下的不多的诗章表明，他们表现的基本都是儒家的理念、审美意识和教化思想。因为他们的文学审美观念以儒家的“仁”为理论基础，偏重于个体与社会、“情”与伦理，要将文学引向社会、人事的层面上。不过，太祖王建所要构筑的文学观念并不止于此。面对刚刚建立的高丽王朝，他不只拘泥于儒家思维模式，而在理论上贯彻了一种兼容并蓄的原则。建国之际，他鉴于朝鲜半岛“山水灵奇，介在荒僻，土性好佛、神”的特点，在制定国家意识形态政策时充分考虑如何兼顾外来三教和本土思想文化的问题。据《补闲集》的记录，当时王建就已经指出:

欲资福利，方今兵草未息，安危未决，旦夕恓惶，不知所措，唯思佛神阴助，山水灵应，傥有效于姑息耳。岂以此为理国得民之大经也。待定乱居安，正可以移风俗、美教化。^[4]

开国之初，王建为了天下大局、笼络四方民心和树立国家权威，除了儒家思想以外，还吸收“阴阳、浮屠”的思想文化，以利用于自己的理国安民决策。不过，他也不排除如果天下大定，国家太平，可以以儒家思想文化“移风俗、美教化”。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高丽建国以后他即下令建开泰寺，以此为华严道场，求佛保佑王室。当时的王建力排众儒臣非议，坚决实行儒、佛和土俗神并举的思想文化政策，在政治、思想、文化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王建在《开泰寺发愿文》中写道:“证天有誓，刬平巨擘，拯涂炭之生民，恣农桑于乡里。上凭佛力，次仗玄(天)威。”足可以看到王建过人的气魄和思想上实行兼容并蓄策略的决心。这样，在王建那里，山川之神、浮屠之力、天神之威、孔圣之道结合在一起，从而构建了一个宏大的“天人感应”宇宙论图式和天人合一的话语系统。在这种宏大的话语系统中，潜藏着古代东方式的，乃至于上古朝鲜独特的审美感知活动模式。同样，我们在高丽太祖王建的这种思想文化政策中，也可清楚地看到高丽王朝在继承新罗护国信仰、三教合一思想趋势的基础之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本民族独特的思想文化的基本思路。太祖王建的这种思想倾向，在其943年去世之前写的《训要十条》、《开泰寺发愿文》和其他文字中，也表现得异常明显。可以说，他的这种深谋远虑、意象深邃的思维模式，与他开创一个新的王朝时期半岛内极其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息息相关。也就是说，它是这一江山易主时代的社会文化现实在王建美学意识世界中的反映。太祖王建在与文臣崔凝的对话中，同意并承诺“当乱修文，以得人心；王者虽当军旅之时，必修文德。”这些情况表明，作为三军统帅和新朝国君，朝鲜李氏王朝的建立者李成桂文思泉涌，能够写出一手好文章，绝非偶然。它充分显露了他秉持大美、认知自然、积极地占有世界的满腔豪情。应该说，他对大美境界的自觉倡扬和热情追求，是高丽初文学审美真正的主题和最强音。

在朝鲜历史上，高丽朝是思想文化政策相对宽松、自由的时期。与思想文化上儒、释、道三教继续走向融合之路、重视对传统世俗信仰的尊奉、各种思想和宗教观念并发的社会意识形态一样，高丽的文学也逐渐迎来了各种体裁齐放、各类作家争相表演、各色文学倾向间出的大好发展时期。这一阶段的文学语境较之新罗和丽末鲜初之际，已有明显的新的转变，在创作活动和审美思考上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倾向和动态。这时期诗歌、散文、小说(志怪、传奇类)等，无论是在其量的幅度还是质的深度方面，都远远超过以前的任何一个时期。同时，这时期的文学，无论在其审美内涵还是艺术形式上，都有了划时代的发展。特别是这时期的诗歌，随着中国汉诗在社会上的广泛普及和深入，一些民族传统的诗歌样式如乡歌、别曲之类，逐步走向衰微。代之而起的汉诗，着实引起国人的喜爱和接受，日益走向兴盛。这时期高丽的汉诗，按体裁分有五七言古体诗、五七言格律诗、绝句、词、赋、乐府等，按内容题材分有山水诗、田园诗、社会批判诗、政论诗、讽刺诗、闲适诗、论诗诗、题画诗等，按艺术形态分有七步诗、五步诗、回文诗、长歌、短篇、打油诗等，大凡后代文学所有的基本诗体形态，这时期大致都已经出现，并渐臻于成熟。对全身心地追求诗赋美的文人学子来说，高丽时期是一个难得的可积极进取的时代，这时期风行的“尚文尊士”的风气，给知识分子提供了绝好的施展才华的机会。从历史进程来讲，高丽文学可分前、中、后三个时期。从整体来说，高丽文学的发展展现出前期相对弱而中后期强的特点，但即使是前期，也出现了一系列诗坛大家，如太祖时的崔凝、郭玙、郭东珣等，光宗时的金策、赵翼、双冀等，景、显时期的郑倍杰、李蒙游、崔冲等，文宗时的崔惟善、文政、李灵干、卢坦等人都是能文善诗的文学高士。特别是稍后的朴寅亮、郑知常、陈澕、金黄元、河千旦、郑袭明、金富轼、印分、金富仪、咸子真、俞升旦、安淳之等和“六才俊”、“海左七贤”诸诗人都是高丽中后期诗坛上的佼佼者。他们的诗歌成就为丰富和发展高丽文学增添了不少光彩，后来的高丽诗话都较详细记录和点评了他们在诗歌艺术上所探索过的足迹和取得的艺术成就。遗憾的是正如崔滋所慨叹的那样，高丽前期的诗文作品以印刷或其他形式所保存下来的极其有限，如今看不到当时诗坛的整体面貌。不过就诗歌文学来讲，高丽时期无疑是一个名家辈出、佳作频现、流派纷呈的时代。

高丽前、中期文学如此雄厚的艺术成就和创造性发展过程，无疑是后来诗话产生、发展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和艺术精神元素。自高丽文学的最初发端至其第一部诗话作品的诞生，高丽社会经历了近三百年的历史行程，其间所创造的所有文学成就，都成了高丽诗话探讨的对象和赖以生存的肥沃土壤。也就是说，高丽诗话的形成、发展绝不是凭空的和“移花接木”的结果，而是深深扎根在本土审美文化的沃土里，是认真总结文学创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之上结出的硕果。

高丽是一个诗的国度。高丽在自己472年的历史行程中，经历了无数次的内忧外患。契丹、女真、蒙古等外寇侵略的铁蹄曾经多次地光顾过高丽全境，王朝的尊严、民族的自尊也曾经受到过无数次的蹂躏和践踏，但他们在精神上始终没有对武力强权屈服过，为了保全王朝政权的完好、为了保证民族独立，他们忍受过常人难以承受的屈辱和打击，克服过一次又一次常人难以忍耐的压力和困难。他们用自己的机智和勇敢，一次又一次地绕过急流险滩，终于保住了国土的完整，捍卫了民族的独立。尽管它的中后期是处于多灾多难的时期，但高丽人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艺术天赋，没有停止过诗歌创作。诗歌在他们那里是离不开的灵魂，是整个生命的一部分。他们为了酿出一首好诗句而苦苦冥思，为了别人的一个好句子而感叹不已，久久品味不完，甚至为了一首诗歌而深陷文狱，为了对诗歌的追求而离开官场，置身山林；他们往往因诗歌而扬名海外，有时甚至用诗歌来解开外交难题。学诗写诗是高丽士人学子的日常之课，斟酌佳句，探讨技艺是高丽文人的普遍爱好，品诗论辨也几乎成了高丽文坛的风气。真是不愧为“君子国之后嗣”，东方诗国。

从上可知，后来高丽诗话的产生和发展绝不是偶然的，它是高丽自身诗歌传统进一步的延伸和发展，更是其诗歌艺术发展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