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心学立德”“文学立言”的诗学批评观

崔致远在唐度过了十六年，其间他在长安国学系统学过中国的经典与文学。他后来的写作生涯和杰出的文学成就充分反映出他对中国文化的造诣和深刻理解。对他来说，在中国的十六年，是刻苦学习不断进取的十六年。作为外国人，要在人才济济、作家作品“如江河”的中国站稳脚跟，必须具备丰富的知识与超人的文才诗艺。为此他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后来终于在两淮许多文人墨客之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作为新罗入唐士子，在中国进取是一件不那么容易的事情。为了寻求一条立身之路，他离开淮北下淮南，打算在这里为应宏词科试做准备。这里有他的同窗旧友和诗坛新朋。后因一些原因，他没有应宏词科试，转而奔波于仕宦之事。为得一官半职，他曾通过朋友向淮南节度使高骈递过自荐书。书中写道:“伏以某译殊方之语言，学圣代之章句，舞态则难为短袖，辩士则未比长裾。舌无三寸之能，空缄壮气；肠有九回之恳，但恋深思。”他还在给高骈的《献诗启》中说道:“如某者迹自外方，艺唯下品。虽儒宫慕善，每尝颜冉之墙；而笔陈争雄，未得摩曹刘之垒。……但以幸游乐国，获观人风，久贮恳诚，冀伸歌咏。”从这些自荐的谦词中，隐约可以看出儒学者、诗文家崔致远的正规学历和当时所处的境况。

的确，崔致远是一位地道的儒学者，这对他的文学观有着直接影响。他在《桂苑笔耕集》卷十九的《与客将书》中说道:“伏蒙将军念以来自异乡，勤于儒道，曲垂提挈，得遂献投，指喻情深。”他一生自称“儒者”、“腐儒”，特别是归国以后，也经常自喻“儒门末学，海外凡才”。作为儒学者，他并没有排斥佛教和道教，他还主张儒、佛、道三教的调和。他在《智证大师碑铭》中写道:“麟圣(孔子)依仁仍据德，鹿仙(老子)知白能守黑，二教徒称天下式。螺髻真人(释迦)难确力。”由此可见，他把佛教放在最高位置上，而把儒、道二教置于其下。看起来，在崔致远思想的形成过程当中，佛教和道家的影响很大。但应该知道，儒、佛、道并重并对新罗来说，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崔致远身上。如前所述，在三国新罗真兴王时期的花郎徒这一民间团体身上早已出现过。其后，这一儒、佛、道混合思想长期在新罗的统治层、士大夫和民间活动中传承下去，为巩固国家政治、加强上下凝聚力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尽管在崔致远的思想中确实有一种三教并重的因素，但他主要还是一个“儒门赤子”。他“勤于儒道”，曾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制定《时务策》，提出整顿纪纲，“以君臣礼乐为宏规”。他以儒家的“名分”思想，提倡“三纲五伦”，批判违背“圣人之道”的时代政治，揭露了逐渐衰落下去的新罗末统治阶级的腐败和无能，反映了一个新兴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进取精神。他的这种儒学意识，早在淮南高骈幕下时已基本形成。他在《谢高秘书示长歌书》中写道:“弄才子之笔端，写忠臣之襟袍。在今行古，既为儒室之宗；忧国如家，固是德门之事。天有耳必当毁祸，云无心而亦可锁兵。一言自此兴危邦，六义于斯归正道。”这一书信明确地告诉我们，崔致远是一个地道的儒学者。他从儒家的君臣之义、德治之实、忧国忧民的观点出发，对高秘书的长歌赞扬备至。

儒家思想不仅影响了崔致远的社会、政治和哲学观念，而且对他文学观念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崔致远在《真鉴和尚碑铭并序》中强调，无论是学问还是文学，都有自己的特色和角度，“分流异体，圆凿方枘，互相矛盾，守滞一隅”，意思就是儒学与佛教根源不同，其说教的根本内容与含义互为向背，互相矛盾。所以，要评价他们，必须把握各自的本质和精髓。而评诗也不能“断章取义”而“以文害辞，以辞害志”，应该“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崔致远的这一段话来自于，这是孟子解答咸丘蒙有关“盛德之士”疑问时的一段话。崔致远在这篇碑铭中，把《孟子·万章上》中有关“文”与“志”、“志”与“文”关系的论述照搬过来，以说明谈论“诗之法”时，不仅不能一字而害一句之义，而且也不能因一句而害作品的思想内容，评论作品时必须实事求是，不能被表面的东西左右，失其真谛。

崔致远文学观念中的很多部分来源于儒家的文艺观，所以，儒家的审美意识与理想在他的文学观念中占有重要地位。即使是论辩佛理或评价佛教人物的场合，他也总是站在儒学者的立场，穿插儒学理论来论述或说理。他在《无染和尚碑铭并序》一文中云:

复惟之西学也，彼此具为之，而为师者何人，为役者何人?岂心学者高，口学者劳耶?故古之君子慎所学，抑心学者立德，口学者立言，则彼德也，或凭言而可称；是言也，或倚德而不朽。可称则心能远示乎来者，不朽则口亦无惭乎昔人。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复焉敢胶让乎篆刻?

这是崔致远于890年(真圣女王四年)任太山郡守时为当地的佛教高僧无染大师所作的碑铭。文中一再强调“立言”的重要性。他认为无论是心学(佛学)还是口学(儒学)，要把自己的理论或主张留给后世，必须依靠文字、文章记录下来，不然的话，过后什么也不存在了。此文虽然为纪念和尚而写，但其中的主要思想观念却来自儒家的经典《左传》。《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曰:“(孙叔)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是儒家所谓“三不朽”的观点，其中把“立言”列入“三不朽”，以肯定在上层建筑活动中的重要交际流传作用。崔致远在此碑铭中写进“顾腐儒之今作也”的段落，以显示自己为儒学者的身份。崔致远在《华严宗主贤首国师传》中也说:“麟史称:殁有令名者，三立焉。则法师之游学、削然、示灭三立德也，讲演、传译、著述三立言也，修身、济俗、垂训三立功也。”这里的“麟史”也就是儒家经典《春秋》。他用儒家“三立”的观点来评价已故佛教华严宗贤首国师之功绩。这样的情况在崔致远的文章里多处可见。

崔致远在中国的十六年间，经历了中国国学学习生活、宾贡及第以后以“笔作饭囊”的东渡游历生活、宣州溧水县任官生活和淮南高骈幕下的书记官生活等复杂的人生路程，在这过程中他不仅写了大量的诗文，读了大量的书籍。他所读过的书籍中，究竟有多少是文论书?在众多的中国文论家中，他主要受了哪些人的影响?因实际记录的缺乏，一时无法弄清楚。但在他留下的一系列文章的字里行间中，还是隐约可以看出他的文学观念的一些渊源关系。

如上所述，崔致远是一位地道的儒学者，在他现存的诗与散文中到处反映着他儒家的社会政治理想与原则，表露出的文学观念中，占比重最大的也是属于儒家的文学思想。《桂苑笔耕集》卷八有一篇题为《徐州时溥司空》的书函，这是崔致远在淮南代高骈而写的。其曰:

窃以誓于晋乘，则重其执资往来；讽以楚词，则愧彼随派上下。永言有义有礼，惟在知和而和，况乃仁境接邦之彦兮，善邻存国之宝也。始终相契，今古何殊?

崔致远认为“正德”之士不能随波逐流，应该坚守儒者的立场，对那些“随派上下”的人，《楚辞》早已讽刺批判过。他继而所说的诗歌要反映“义”和“礼”，并在基调上“知和而和”，也源自儒家的文学观。《毛诗序》曰:“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利义，先王之泽也。”这是儒家对诗歌创作和文学批评提出的要求。按此观念，诗歌“吟咏性情”，可以揭露现实的黑暗，讽刺统治者，但又不能超出统治阶级规定的礼法和道德标准。也就是说，诗歌可以怨刺、揭露，但其抒发的感情和讽刺，又不能偏激而失其正，不能违背封建的礼义道德。崔致远所说的“永言有义有礼”，就是继承了《毛诗序》的这些文艺思想本质。他还引申出了诗歌应“知和而和”的理论主张，其实质内涵也不过是诗歌反映现实问题应该“不偏不倚”，既可“美刺劝惩”，又不能违背封建礼义，应以传统意义上的“和”(和谐、适中)为贵。崔致远还在《幽州李可举大王》一文中说道:

然则荆轲《易水之歌》，徒矜壮气；召伯《甘棠》之诗，虚播政声。岂若博采圣人之书，用光君子之道?但怀钻仰，感觊切磋?

这是崔致远替高骈而写的书函。函中把战国时荆轲之《易水之歌》说成“徒矜壮气”，把称颂召伯恩德的《甘棠》之诗说成“虚播政声”。在他看来，写文章应该“博采圣人之书，用光君子之道”，这纯粹是一个儒家的文章观。此文虽是他为比人代笔，但也深含着执笔者的思想。

同样的文学观在崔致远的另一篇文章《谢高秘书示长歌书》中也表现得很明显。他把儒家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文学观提到很高的位置上:

但如青莲居士，唯夸散诞之词；白石山人，只骋荒唐之作。但以风月琴樽为胜概，不以君臣礼乐为宏规，遂使千年万年所流传，皆嗟《大雅》、《小雅》之沦弊……。

文中提到的“青莲居士”为大诗豪李白。李白的诗雄气豪放，思想极其丰富，他极欲超脱传统束缚，塑造出一个又一个个性鲜明、美丽生动的诗的形象，还善于从民歌与神话中汲取营养和素材，构成其特有的瑰伟的色彩，放射出浪漫主义的光芒。如此一个李白的诗，在崔致远笔下竟然说成“唯夸散诞之词”，“不以君臣礼乐为宏规”。在他看来，这只能嗟叹“遂使千年万年所流传，皆嗟《大雅》、《小雅》之沦弊”。这完全是儒家文学效用观的翻版。他认为，诗人创作不应该过于施展想象，自由发挥，而应该以圣人的“君臣礼乐”去“宏规”创作过程，使诗歌不入“散诞”之境而体现礼乐的“正声”。当然，此文是崔致远为答谢高秘书向他赠送《长歌》而写的，并无附和或迎合之意。作为年轻的外国人，在唐朝的官场过日子，必须得到一些有力人物的支持和知遇。考虑到这些，他的文章中所反映的这些儒家的文学观，是可以理解的。对当时的处境，他在《与客将书》中坦率地谈到:

但以某无媒进取，有志退居，以诗篇为养性之资，以书卷为立身之本。却缘虽曾食禄，未免忧贫，赵囊则到处长空，饭甑则何时暂熟?况乃家遥四郡，路隔十州，穷愁则终夜煎熬，远信则经年阻绝。时情冷淡，俗态浇讹。买笑金则易求，读书粮则难致。天高莫问，日暮何归?始知学者之心，须托至公之力……。^[46]

在异国他乡本打算“以诗篇为养性之资，以书卷为立身之本”，但无熟知荐举之人而无法“进取”。在宣州的四年间曾做过县官，吃过公家的俸禄，但“未免忧贫”，如同东汉赵壹《刺世疾邪赋》“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及《后汉书·独行传》“甑中生尘范史云”所述穷苦。到淮南以后这种生活也没有改善，面对“冷淡”的“时情”和“浇讹”的“俗态”，他只能过上“买笑金则易求，读书粮则难致”的生活。他正如此“穷愁煎熬”之时，许多友人伸出了友谊之手，给予他一系列的帮助。高秘书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特意写一首诗给崔致远，以表达对他的尊重和信任。对崔致远来说，这种礼遇当然是感激不尽的，从而才有了他给高秘书的这封感谢信。

从上述的记录中可以看出，崔致远不太欣赏那些歌颂自然山水和自由抒发个人情感的诗歌，而把《大雅》、《小雅》当作诗之最高典范，从而认为诗歌应该一“君臣礼乐为宏规”，表达有益于教化的雅正的内容。那些“以风月琴樽为胜概”的诗人和吟咏自然与个人情感的诗，与《大雅》、《小雅》之典范大相径庭，背离了儒家的“诗道”。他的这些观念，与儒家的诗教观是一脉相承的。其实这并不奇怪。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经提倡“风雅”，反对背离政教的“空文”，也贬低李白、谢朓的诗歌创作，屏斥写景诗的价值。大文豪韩愈在文学上则高举复兴儒道的旗帜，提倡古文，认为传道是目的，文辞是手段；道是内容，文是形式，提倡“古道”、古文。其后更多的著名文人，在文学观上也都把诗与文当作“明道”、“传道”、“载道”的工具，反对缺乏政教内容的所谓“华文”“丽句”、“空文”“虚章”。他们文学观念中的这些内容，基本上都是从儒家的诗教观出发的，是儒家文学观的进一步延伸或阐扬，其中有正确有用的一面，也有偏误、对文学的发展有害的一面。这种局限性是他们的时代造成的，是历史的必然产物。

崔致远一生写了很多诗文，也读了很多书。从他的现存文集中，我们可以知道，除了通常的儒家的文学思想外，他还深受中国文论家们的影响。其中对他的影响最大的有魏晋时期的陆机和南北朝时期的刘勰。他在《再献启》中写道:“空劳宁戚之悲歌，莫继陆机之安寝。”根据《楚辞》王逸注，宁戚为春秋时卫国人，他有才德而不得志，后至齐国得到桓公的知遇，授上卿。后一句中的陆机为魏晋时期的重要诗人、文艺理论名著《文赋》的作者。“安寝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余辉，揽之不盈手。”崔致远引用“安寝”一语，以示自己因处境的穷愁潦倒，无法像陆机那样享受月夜“北堂安寝”的悠闲安逸的生活。又如《桂苑笔耕》卷十《别纸》有《振武赫连铎尚书谢马狗》一文，其中云:“无庾亮的颅马之害，有陆机黄耳之能。”这是答谢赫连铎尚书赠送马和狗的一封信。《晋书·庾亮传》说:“初，亮所乘马有的颅，殷浩以为不利于主，劝亮卖之。”又同书《陆机传》曰:“陆机有骏犬，名曰‘黄耳’，甚爱之。”崔致远引用此二典故，其意就是答谢赫连铎尚书为他赠送了好马与好狗。又如《桂苑笔耕集》卷十七《初投献太尉启》一文写道:“课日攻诗，虞讷之诋诃无避；积年著赋，陆机之哂笑何惭?”据《晋书》卷九十二《左思》记载:“初，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左思作之，拊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及思赋出，机绝叹伏，以为不能加也。”崔致远通过陆机对左思写《三都赋》先讥后佩服的典故，表示对自己写诗著赋的自负心。

公元890年是新罗第五十一代真圣女王即位第四年，时任翰林学士的崔致远奉女王之命撰写了当时著名的佛僧无染大师的碑铭。在此碑铭中，他多处引用陆机的《文赋》。《无染和尚碑铭并序》曰:

殿下恕粟绕浮秕，念桂饱余香，俾报德以文，固多天行。第大师于有为浇世，演无为秘宗。小臣以有限幺才，纪无限景行。弱辕载重，短绠汲深。其或石有异言，鬼无善顾，决叵使“山辉川媚”，反赢得林惭涧愧。请笔路斯避。

“决叵使‘山辉川媚’”一句，即来自陆机《文赋》“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李善注曰:“虽无佳偶，因而留之，譬若水石之藏珠玉，山川为之辉媚也。”陆机此语，可在《荀子·劝学》寻其源头，其云:“玉在山而草木涧，渊生珠而崖不枯。”陆机此二句把作品中好的句子比喻成玉与珠，而把作品全体的文字比喻为山与川，以说明洗练而恰到好处的文句在整个诗篇中理想的艺术效果。崔致远引用此句在于向真圣女王表明自己“无才”，怕写不出“珠玉”般足以“山辉川媚”的文章。这当然是谦词。很多时候，他是对自己的诗文才华非常自负的。

崔致远在言及诗文的取舍选择与修改时，也从陆机的《文赋》中汲取了营养。他在《智证和尚碑铭并序》一文中写道:“事譬采花，文难消蒿。遂同榛楛勿翦，有惭糠秕在前。”第二句亦来自《文赋》。上引“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的下一句就是“彼榛楛之勿翦，亦蒙荣于集翠”。榛楛喻庸音。翠，青羽雀。其意就是榛楛恶木，若佳禽来集亦能增光。李善注云:“以珠玉之句既存，故榛楛之辞亦美。”崔致远在此“碑铭注”中把“遂同榛楛勿翦”解释为“言善恶同归于美”，以说明在创作诗文时须“取舍剪裁”，做到“不剽袭前人”、“不拘泥于定法”，要根据作品实际可以“去其所爱”或“存其所不爱”，这样，“翠鸟集榛楛”，榛楛亦因此而生辉。

崔致远的一些文章中，还出现了与中国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有关的一些文字。《无染和尚碑铭并序》中又道:

上曰:“弟子不佞，少好属文。尝揽刘勰《文心》有语云:‘滞有守无，徒锐偏解。欲诣真源，其般若之绝境。’则境之绝者，或可闻乎?”大师对曰:“境无绝矣，斯印也，默行耳。”

如前所述，《无染和尚碑铭并序》为崔致远奉新罗真圣女王之命于890年所作。此引文中的“上”是真圣女王之祖父，其先大王景文王。文中如实地记录了景文王与无染和尚的谈话内容。“滞有守无，徒锐偏解。欲诣真源，其般若之绝境”出自刘勰《文心雕龙·论说》:“滞有者全繁于形用，贵无者专守于寂寥。徒锐偏解，莫诣正理。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魏晋南北朝事情崇尚才性与玄理，其时的理论界围绕着“滞有”与“贵无”这一哲学问题进行过针锋相对的争论，刘勰是想就这一此争论发表自己的看法，主张“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以图融汇“有”“无”二极。崔致远的《无染和尚碑铭并序》中新罗景文王与佛僧无染和尚专门讨论《文心雕龙·论说》中的这一学术问题，说明刘勰写出《文心雕龙》三百六十多年以后，海东新罗末期才出现了其影响的记录。虽然时间上相隔很久，但考虑到高丽以前的朝鲜，文学思想极不发达的实际情况，应该认为崔致远的这一记录是极其宝贵的。当然，其中已包含了崔致远对刘勰《文心雕龙》的积极态度，同时也多少反映出了他的文学观的一端。

904年是新罗第五十二代孝恭王八年，此时的新罗开始出现“末世征候”，半岛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这一年崔致远为“避寇养屙(疴)”，遂入伽倻山海印寺，他写了《华严宗主贤首国师传》。在此传的序文中，他专门论述了传体文的写作方法:“古来为传之体不同，或先统其致后铺所因，或首标姓名尾绾功烈。故太史公每为大贤如夷、齐、孟轲辈立传，必前冠以所闻，然后始著其行事。此无他，德行既峻，谱录宜异故尔。”他对司马迁的《史记》在传体文发展中的重大贡献，表示了极大的赞颂和推崇。继而他在正文中写道:

傍冱诃者引《文心》云:“旧史所无，我书则博，欲伟其事。此讹滥之本源，述远之巨蠹也。”子无近之乎!虽多爰为?以少是贵。愚鎀焉曰:“敬佩良箴。然立定哀之时，书隐元之事。信以传信，疑以传疑，自古常规，非今妄作。况此皆凭旧说，其炫新闻?且记藏公之才之美也，实得面无怍色，口无愧辞。顾起信多小之诠，譔成行广略之录，一传一碑。又史者使也，集笔左右使之记也。传者转也，转授经旨，使广碑略，使授于后。”

这是崔致远与某个人物(或许是假设的人物)围绕写人物传记时如何处理好人物历史真实与写作技巧的问题所进行的争论内容。引文的引号部分与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刘勰说道:

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起也。……转授经旨，以授于后。……欲伟其事，……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

刘勰论述从轩辕之世至当时的中国史传文体的演变问题。他专门批评了那些写远人之传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的错误写作倾向。两相对照，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影响关系。崔致远周围的某些人拿刘勰《文心雕龙》里的观点指责崔致远，而崔致远也以《文心雕龙》中的有关史传文体的思想观点来反驳。特别是崔致远有关史传文体的“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写作原则，是他长期以来写人物史传所坚持的基本原则，它无疑是正确的。

刘勰写《文心雕龙》离陆机的《文赋》200多年时间，它是总结中国南齐以前丰富的创作经验写成的一部文学理论专著。在《序志》篇中刘勰自述写作《文心雕龙》的目的在于阐明儒家经典的写作原则，并以之为准则指导创作，纠正当时各种不良文风。他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刘勰多处言及陆机及其《文赋》。如《序志》中说“陆赋巧而碎乱”，《论说》篇中又云:“陆机《辩亡》，效《过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又《史传》曰:“陆机肇始而未备”，指出了陆机所撰《晋纪》四卷的缺陷。然而在更多的地方，刘勰则继承了陆机的《文赋》及其他理论成果的精华，更将其作为自己撰写《文心雕龙》时的“立论的基础”。

崔致远是一位极富民族自主意识的诗人和学者。他在中国留学、游历和任官时期写的一系列诗篇，都非常真实地表达出了一位离国离乡多年的爱国赤子的思乡之情、“回归之心”。回国以后写的很多闪耀着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诗篇和一系列散文、论著与外交文书，更体现了他坚定的改革意识和民族自主精神。如他说:“夫道不远人，人无异国，是以东人之子，为释为儒。”以批判当时在新罗士大夫阶层中存在的小国自卑论，认为在“正道”、文学和学术面前，不应有大国小国之分，应一律平等，应该以真理和实力论人的高低。他又在《遣宿卫学生首领等入朝状》一文中曰:“可证人无异国，臣窃以东人西学，惟礼与乐，至使攻文以余力。”作为新罗人西学中国，勤奋学习，与中国文人一样学儒学文，写诗做官，回国以后也是公务之余探讨儒学与佛道二教，写的也就是汉文、汉诗，实现了自我主体的开发与学问自由。中国的思想文化，一旦被东亚各国所掌握，它就变成了各个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不能以国界为界，牢笼思想文化的传播。崔致远一生自称“腐儒”、“末儒”、“儒门末学”，特别是回国以后精进于儒佛道三教的研究工作，留下了很多究明其哲学意蕴和思想特色的文字。在外交上，他也为唐罗友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新罗朝廷的很多外交文书都出自他的手中。崔致远是朝鲜古代汉文学的奠基人，也是中国文化的积极传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