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三教“归一”的哲学思想
一、新罗的“末世征候”与崔致远东归以后的坎坷
崔致远是朝鲜新罗末期杰出的诗人和散文家，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同时他也发表了不少有关哲学的文章和见解，并在解决当时的一些具体思想问题方面颇有建树，为后人所熟知的著名的“三教归一”说，就是其哲学思想的一个基本亮点。所谓“三教归一”，即儒、释、老三教“发致虽殊，所归一揆”[1]的这种哲学观点，不仅准确地概括了整个新罗思想走向的本质方面，而且集中体现了崔致远哲学思想的核心所在。他的这种哲学思想与他的文艺审美观念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为我们深入研究他的文学世界提供了珍贵的思想前提。
崔致远所生活的时代，正是国运江河日下的新罗末世。此时的新罗政治腐败，经济衰退，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尖锐。但是，这时期人们的意识中有一点是没有改变的，那就是对唐王朝的向往之心和对中国文化的崇慕之情。在这种氛围之下，新罗王室和寺庙以及各个阶层中的年轻人陆续渡海至唐留学，学习唐朝的先进文明。崔致远出生于新罗庆州沙梁部的一个中下层官宦之家，带着父母的期望，抱着学成回国光耀祖脉的理想，也登上了西去的海船。此时的中国也已进入晚唐，末世的气息到处显现。他在唐以宾贡生竭力苦学，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在主考官礼部侍郎裴瓒主持的科考中得第，两年后被授江南道溧水县尉。此时的他“官闲禄厚”，多有诗、赋创作，著成《中山覆篑集》五卷。因是九品微官末职，届满四年任期以后，他毅然决定进试博学宏词科，遂入山修学。但因“书粮不及”，只能南下找旧友接济，偶然得到兵马都统高骈的赏识，任都统巡官兼掌书记。时值晚唐末年，宦寺和藩镇跋扈，国家纪纲紊乱，农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淮南的黄巢起义属其中最大者。高骈就是朝廷任命的镇淮南兵马都统，他看上了崔致远的文才，据文献记载崔致远替高骈所写的《讨黄巢檄文》闻名当时。后以“文功”卓著，得到僖宗皇帝的赏识，除承务郎、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并赐紫金鱼带。新罗宪康王十一年(884)，崔致远以唐僖宗使臣的身份持诏书荣归故国，留拜侍读兼翰林学士。还应该知道，崔致远的名气蜚声东亚，更是因为他这种传奇般的人生经历。
崔致远回国时已经处于王朝末世的新罗，各种社会矛盾纷呈。经过三国时期六七百年的分裂，到了统一新罗时期，半岛的一统局面日益巩固下来。从统一初期到八世纪中叶，新罗经历了一百多年的繁荣期。到了八世纪后半期，也就是大约从惠恭王(765—780在位)执政时期开始，新罗王朝出现了衰落的征兆。之后的一百多年，王朝政治混乱，天下动荡，灾难连绵，虽遇衰季而不断更替君王，但都无济于事。应该说，这种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是建立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也形成了典型的东方式的封建社会结构。这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国度，以农产品自产自销为经济生活方式，因而很自然地具有分散、闭塞的特征。各个朝代都“以农为命脉”，想尽一切方法保护这种农业自然经济。一方面，小生产者停滞、落后而无力，总希望朝廷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另一方面，小农经济主体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彼此隔离、分散，此种形态又为各个地方的割据势力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与王朝形成对立倾向。地方势力的日益滋长，又不能不深刻影响中央王朝的财政收入，使得统治阶级把经济负担转嫁给基层农民身上，这样各种弊病和矛盾纷至沓来。到了新罗末期各种社会矛盾日夜公开化，几乎达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特别是崔致远归国后不久登位的真圣王是个荒淫无度的女王，她把已经是满目疮痍的新罗引向了歧路。真圣女王“素与角干魏弘私通，至是常入内用事”，“及魏弘卒，追谥为惠成大王。此后，潜引少年美丈夫两三人淫乱，仍授其人以要职，委以国政。由是佞幸肆志，货赂公行，赏罚不公，纪纲坏弛”[2]。她还不理政事，纵容亲信，打击异己，肆造冤狱，结果统治阶级内部叛乱四起，地方豪族势力乘机扩张，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其中，对新罗王朝打击最大者为北原的弓裔和完山的甄萱。他们高举反旗，横扫新罗中南部一带，后逐渐建立后百济和泰封国，公开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特别是才华横溢并具一片爱国之情的崔致远，因耿直的品性而备受奸臣和同类的妒忌和排斥，被贬谪到地方任职，“衰季多疑忌，不能容，出为大山郡太守”[3]。面对这种现实，刚从唐朝抱着一片爱国之心回国的崔致远心事重重，失望之余，为了挽救这种“大厦将倾”的局面，于真圣王八年(894)作《时务策》十余条以进，被朝廷采纳，遂拜为阿湌。然而时当衰乱之世，一个人扭转不了乾坤，失望之余，他遂绝仕意，逍遥于山海之间，以书史与风月度日。最后，还是背对着黑暗的现实，带着家眷，入于伽耶山海印寺而不出。著有《中山覆篑集》五卷、《四六集》一卷、《桂苑笔耕》二十卷、《帝王年代历》及文集三十卷等，而其传于今者只有《桂苑笔耕》二十卷和一些金石文以及若干诗文。对此《三国史记》说:
致远自西事大唐，东归故国，皆遭乱世，屯邅蹇连，动辄得咎，自伤不遇，无复仕进意。逍遥自放，山林之下，江海之滨，营台榭，植松竹。枕藉史书，啸咏风月，若庆州南山、刚州冰山、陕州清凉寺、智异山双溪寺、合浦县别墅，此皆游焉之所。最后带家隐伽耶山海印寺，与母兄浮屠贤俊及定玄师结为道友，栖迟偃仰，以终老焉。[4]
与东方其他国家的昏君或暴君一样，昏暴的真德女王为了收拾残局，也搬出佛教，想以此来弥补自己的罪孽。她大量建寺、度僧，亲往寺庙开百座讲会，以期消除民愤，挽回自己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她还在执政的第八年，接受崔致远上奏的《时务策》，几年后又主动“禅位于太子”。
崔致远三教合一的思想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有其深刻的主客观原因。同时，他的思想客观地反映了其前新罗意识形态发展的内在本质，体现了新罗国家和民族思想的演变轨迹。统一新罗时期思想文化发展的客观事实表明，这时期三教合一的思想适应了当时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结构的客观需要。崔致远所归纳的三教合一思想，正好建立在他所生活的这种客观基础之上，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哲学、思想文化、社会思潮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思想坐标和理论依据。
二、儒家思想东渐的历史与社会文化基础
新罗封建社会建立在用武力统一三国的基础之上，它认真总结三国时期由分裂带来的种种弊端和民族分裂之苦，加强了中央集权。为了建立一个强大的新罗王朝，它们不仅依靠政治经济手段，而且还利用思想文化的力量。对儒、佛、道思想的进一步吸收和整合，就是其中的重要方面。新罗人善于吸收一切对己有用的外来思想文化，融入自己固有文化之中，不断发展，走自己的道路。说是三教合一，实际上是除了外来的儒、佛、道以外，还应该包括本土传统的思想文化。事实上，外来的儒、佛、道文化传入朝鲜半岛以后，首先与本土的思想文化打成一片，通过传统信仰文化的过滤，获得本土群众的认可以后，才能落脚并扎下根来实现自己传布的目的。所以崔致远能够提出有关三教合一的理论观点，绝不是一个简单、偶然的现象，应该说有其深刻的社会现实基础。
统一新罗的前身是鼎立时期的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国，其意识形态也传承了三国的思想文化。所以它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朝鲜半岛上统一的封建王朝。在之前的三国，由于原始氏族制度和文化的大量留存，社会虽然已经进入了阶级国家时期，产生了阶级国家应有的种种制度和新的文化，不过这种制度和文化又依然与原有的氏族血缘关系的种种因素紧密地黏合在一起。其间，人与人的一切关系几乎都笼罩在氏族血缘关系之中。所以三国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沉浸在各种宗教信仰的热情里。在这一时期里，过去原始部落联盟时期的敬畏“天神”、相信鬼神、认为灵魂不灭等原始宗教观念仍然浓厚，国家和民间的各种祭祀仪式、巫术、占卜等信仰活动也还很盛行。一个新的国家形态需要一个新的意识形态。从中国传人的儒、佛、道三教正好迎合这样的需求，给朝鲜三国社会带来了生机。
在三教中，儒家思想是最先传进并与固有的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的外来思想文化。朝鲜三国的儒家文化无疑是伴随汉学的输入而得到传播的。公元372年[5]，佛教文化第一次到达高句丽时，高句丽已建立了儒学教育机关太学。这说明在此之前儒家文化早已传入高句丽。然后在百济和新罗毫无受阻地传播，并深受王室和统治阶级的欢迎。儒家思想之所以在三国能够很顺利地传播并深受其青睐，大概有以下几种原因:
首先，三国建立不久，相继进入了封建社会。建立在东方式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自然经济，需要一个刺激自身发展的精神力量，从中国传来的儒家思想文化正好适应这种客观需要，被三国人接受，变成了精神推动力。三国人先后接受这一外来的儒家文化，把它当作国家的精神支柱，制度的思想根底，教育的主要内容。三个国家都先后以儒家思想为依托，建立起了自己的教育机构。以太学、国学、乡党为名的教育机关先后出现，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内容，对贵族和平民子弟进行教育，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人才。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三纲五常。三纲五常所倡导的三纲思想和仁、义、礼、智、信观念以及忠君爱国意识，弥补了过去三国人所缺少的对现实人生的理性认识，加强了国家与社会的秩序机制，保证了王权的权威，使国家和民族更加凝聚在一起。
其次，初期的朝鲜三国虽没有像中国儒家思想充分发展了的伦理学，但在它们的宗教意识中原来就处处包含着大量的伦理成分，处于一种宗教与伦理水乳交融的状态之中。如祖先崇拜观念和仪礼，是从原始部落社会一直流传下来的观念、习俗和风尚，三国各个朝代的王室、统治阶层和民间一直传承着祭祖的制度和习尚。后来儒家文化输入并传播不久以后，三国纷纷接受儒家崇祖敬宗观念和仪礼制度，都先后设立宗庙和社稷之制，学儒家礼仪制度进行祭祀活动。因为在祭祖文化这一点上，中国和朝鲜都作为东方古国具有相类似的历史文化基础，只不过“宗庙”之制和“祭祖”制度，其发达的时间差异太大和其“文野”之别悬殊而已。所以在朝鲜三国，在几乎没有任何抵触的情况下，就接受了儒家文化。还有在三国都传承着自原始社会以来的讲信誉、讲道义的精神，极重视实践伦理。这种原有的思想和风尚，一旦遇到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伦思想，一拍即合，迅速融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新的民族思想形态，在之后的实践中发出了“万丈光芒”。特别是儒家攘夷、忠勇、信义等思想，成为三国之间相互征服与反征服战争的思想武器，解决现实问题的实用思想工具。的确，三国人都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儒家思想，在改变现实的斗争中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果。
还有，儒家“忠君爱国”、“以民为本”、“修己治人，治国平天下”等思想正合三国统治阶级之意，使他们迅速接受儒家的这些思想。这些思想，在朝鲜三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只不过尚未体系化或充分发展。在三国处于鼎足之势，武力冲突连续不断的历史环境下，三国的统治阶级需要一种能够使自己的国家团结一致、发展强盛的国家思想，儒家思想正符合他们的这种需要。在儒家思想的启发下，三国的君王经常巡视地方，体察民情，抚恤困顿者，奖赏忠君爱国绩效显著者。这方面的记载，可以在一些史书中经常看到。为了培养对国家有用人才，三国都积极办理以太学、国学、扃堂等为名的教育机构，给学子讲授儒家的四书五经和武艺，教之以“孝、悌、忠、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为了实行更加清明的政治，三国陆续实行诤谏和问责制度，法兴王时期还颁布律令，整备国家行政体制，这些制度和措施都得益于儒家有关典章制度的借鉴。一时间，忠君爱国，仁爱孝悌，武勇报国的精神成风。特别是在新罗涌现出了一大批用这种精神武装起来的花郎徒，为统一三国的伟大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到了统一新罗时期，对儒家思想文化的崇拜进一步加深，迎来了其振兴期。这时期的各代君王也深知儒家思想在王朝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从制度的角度加强儒家思想文化的普及和提高。他们不断扩大学校教育，加强博士制度，亲幸太学、国学等教育机关听讲儒学，并颁赐实物以奖励文教。为了培养更多人才，他们加强向唐派遣留学生的力度，一时儒教兴盛，硕学巨儒蔚然而起。统一新罗初期的薛聪不学佛而学儒，就是他认为佛教是“愚人间人”的“外教”，而“儒者之道”才是“有用于现世”之道。这时期的儒家思想作为“实用之学”，往往用以解决现实问题。在社会中儒家修己治人、治国平天下和礼仪廉耻等思想已相当深入人心，成为品评政治、评价人品的标准，我们在薛聪的《花王戒》所表现的“远奸邪，亲君子”的主题中，可见当时的这种社会风气。统一新罗时期的儒学很少训诂考证、思索穷理的成果，主要用于记诵词章、培养官吏等方面。这时期的庙祀制度，也学儒家之制，但还是与新罗传统的信仰制度相结合。惠恭王(765—780在位)时“始定五庙之制”，宣德王(780—785在位)时立社稷坛、修祀典，祭祀国内名山大川，说明儒家的庙祀之制与新罗原始的祭祀习俗已经得到融合，为王朝和王室的长久太平祝福。尽管儒家思想文化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日益占有重要地位，对国家政治和百姓生活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这还是在朝鲜半岛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条件之下，不能不受本土思想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同时，儒家思想文化在本土固有的传统宗教伦理和积极进取精神的认可、吸引下，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三、释迦、道家之学的东渐和本土化进程阐释
三国时期佛教传入的过程，就是一个异质的思想文化从外部向新的内部传播，并不断向这一内部纵深推进和扩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也处处受内部各种机制如政治、经济、文化的制约和影响。从本质上讲，这一接受的过程，就是一种社会消化另一种社会思想文化的过程，或两种思想文化双向选择的过程，其结果就是外来思想文化本土化的过程。佛教创始于印度，两汉时期输入中国。其后的佛教，在中国经历了漫长的中国化的过程，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建立了自己的体系。朝鲜的佛教自始就从中国传入，也就是说传入朝鲜的佛教大都为已成中国化的佛教。因为当时的三国正处于政权的巩固和经济文化的向上发展过程之中，需要一个能够辅助和刺激这种发展的意识形态，佛教恰逢这时从中国传进来，就顺应了这一时代的需求。
佛教从传入朝鲜三国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朝鲜化的步伐。所谓朝鲜化，说的是从中国或印度传入的佛教，在输入的过程中，使之与朝鲜固有的思想文化相融合，同时深入于三国社会生活之中，形成独具朝鲜特色的宗教文化形态。这样，被本土化的佛教逐渐与朝鲜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适应，并与之相融，显现出有别于中国或印度佛教的独特的思想体貌和朝鲜民族自身传统精神的特征。佛教应该是一个立体的存在物，它由内部思想结构和外部仪式结构来构成，它是这“一点两面”的统一体。它的思想、哲学、信仰属于内部结构的东西，它的制度、礼仪、修持方式等都是其外部结构，所以它的本土化并不只是思想信仰的本土化，应该包罗一系列属于外部结构的东西。那么，外来佛教是如何被朝鲜本土化了呢?实践证明，佛教是一个开放的宗教，它进入朝鲜以后很快就与其本土原始宗教打成一片，发挥了自己的威力。三国统治阶级发现佛教对其王权的维护和笼络人心大有用处，则大力提倡佛教的输入和布教。到了三国中期以后，新罗佛教逐步从外来佛教经典中精炼出能够适应本国社会的思想和精神，并在此基础之上发展出自己新的佛教理论观点。在当时的环境下大批僧侣和社会中的年轻人渡海到中国或印度的各个佛教圣地，精心学习佛教知识和学问。西去留学的大部分人回国成了朝鲜佛教领域的栋梁，从而三国高僧辈出，宗派林立，对佛教经典的翻译和注疏积极进行。高句丽的僧朗，百济的谦益、昙旭、惠仁、道藏，新罗的圆光、昙育、智明、慈藏、元晓、义湘等都是当时三国著名的僧侣和佛教学者。在这些佛教学者的带动下，佛教界进行了大量的佛经翻译和注疏。百济圣王四年(526)，早年到印度大律寺潜心学习律部的谦益归国时从印度请来了印度高僧倍远多三藏，还带回了梵本阿昙藏五部律，在兴轮寺聚集28名高僧翻译出了《律部》七十二卷。值得注意的是，以百济谦益等为首的佛教学者创立百济律宗，昙旭、惠仁等人还写出《律疏》三十六卷呈献给国王。百济律宗是百济僧侣学者们创建起来的百济佛教流派，具有百济本地的思想特色，它为百济社会的稳定和佛教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百济国王根据本土佛教发展需要，下旨撰写《毗昙新律序》，并提出指导性观点。统一新罗时期，佛教迎来了鼎盛期。这时期不仅涌现出了大量高僧，而且由佛教学者们对佛教经典进行了全面注疏，其中包括《法华经》、《金刚般若经》、《华严经》、《金刚三昧经》、《大般若波罗密多经》、《涅槃经》、《楞伽经》、大无量寿经》、《深解密经》、《成实论》、《中观论》、《唯识论》、《因明论》、《瑜伽论》、《中边分别论》、《大乘起信论》等等。这时期的圆测、元晓、义湘等佛教学者从事佛教理论的研究和著述事业，留下了大量理论文字，而且还以他们为中心形成了诸多佛教流派。
在传入朝鲜半岛重要的外来思想文化中，中国的道家思想文化也占有一席之地。道家思想文化何时传入朝鲜，很难指出准确的时间。据《三国史记》载，道家思想文化在三国前期已广泛流传于百济国，也参与到百济封建王朝的意识形态之中。百济第十三代近肖古王(346—375在位)时高句丽国冈王率大军来犯百济国境，近肖古王命太子还击。太子破敌阵以后乘胜追击至北部边境水谷城，此时将军莫古解进言制止曰:“尝闻道家之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所得多矣，何必求多?”[6]“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是道家所倡导的道德品质和智慧境界。老子曰:“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恒足矣。”[7]老子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追求某一方面达到了极点，就会走向反面，因此要避免反面结果，就不要走向极端。人们对功名、利禄和效应等等的追求要适可而止。所谓“知足”，即是“知止”。如果无限制地去追求，必然招致祸害或失败。古代海东一隅百济的一个军中将领如此熟练地说出道家之言，而且理解得如此深刻，足以说明道家思想早已在百济流传，并被人们欣赏和掌握。在三国之间的军事斗争中，道家的哲理之言成为具有指导意义的军事思想。思想是智慧的源泉，它高度集约着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它可以演变成一个国家、民族和军事集团克敌制胜的精神武器。
道家思想文化何时传入高句丽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考证，《三国史记》多处记载着道家思想文化从中国传入之事，其中典型的一例如高句丽荣留王七年(624)唐高祖派刑部尚书沈叔安策封荣留王为“上柱国辽东郡公高句丽国王”，同时“命道士以天尊像及道法，住为之讲老子。王及国人听之”。[8]同样的记录也见于《旧唐书·高句丽传》:“(武德)七年(624)，遣前刑部尚书沈叔安往册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乃将天尊像及道士往彼。为之讲《老子》，其王及道俗等观听者数千人。”两个文献说的是同一个事情。还有宝藏王二年(643)根据权臣渊盖苏文的奏请向唐高宗“陈请”送道教，“太宗遣道士叔达等八人，兼赐老子《道德经》。王喜取僧寺馆之”[9]。新罗输入道家思想为何时，也很难把握，但估计起码法兴、真兴二王时期道家思想已传入其境内，这可以以花郎道的诞生为证。花郎道又称“风流道”、“仙道”，以郎徒们游览名山大川、逍遥自适、磨砺意志为主旨，其中道家思想的影响历然可见。中国唐朝道教受到广泛尊崇，一贯实行亲唐政策的新罗王朝自然也受其影响。新罗孝成王二年(738)，唐玄宗派遣邢瓙使新罗:“瓙将发，帝谓瓙曰: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国。以卿惇儒故持节往，宜演经义，使知大国儒教之盛。’……夏四月，唐使臣邢瓙以老子《道德经》等文书献于王。”[10]唐玄宗盛赞新罗为“君子之国”，文物制度“有类中国”。他派邢瓙使往新罗是因为邢瓙精通儒学，想通过这样的大儒弘扬大唐学术，但他又是笃信道教的帝王，没有忘记同时送很多有关道教的书籍。新罗派遣的留学生中，也有一些人在中国信奉道家和研究道家学说。如唐大中年间(827—835)的新罗留学生金可纪，在唐登进士，但他酷信道家之说，成为道教信徒，传最后在终南山“得道成仙”。
四、对东土三教的相互濡染与融合的认识
任何一种思想文化的传播都有其特殊的历史机遇和文化原因。如同水向低处流，先进的、高一级的文化往往向后进的、低一级的文化那里流动传播，这是一条人类历史上文化交流的自然规律。一种更先进的、高一级的文化一旦传播到新的地域、民族和国家那里，它所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地适应其本土社会，渗透到人们的精神世界里去，并解决本土的现实问题。三国时期的高句丽、百济、新罗都来自于其前的原始部落联盟体国家，都有其自身的历史过程和独立的特色。不过，随着自身社会的发展，它们都共同面临着求生存、图发展的新问题。随着政治、经济的进步，它们都一致地需要一个新的思想文化来支持这个新的发展要求。正好这个时候儒、佛、道思想文化从中国适时地传入朝鲜半岛，三国社会纷纷主动或被动地吸收它们，作为自己意识形态中的新的活化素。
儒、佛、道思想文化从中国传入以后，深受朝鲜本土各个阶层的青睐，从各个角度与本土思想文化结合，促使三国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儒、佛、道三教并没有形成鼎足之势，各自独立发展，而是被三国人及其本土的思想文化因时因地地融合在一起，成为面对现实问题的新的思想要素。特别是儒、佛、道三教都得到三国封建王朝的提倡，在朝鲜这个异域土壤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高句丽的西部大人权臣渊盖苏文在本国日益受到新罗和唐的武力威胁的情况下，进谏宝藏王:“三教比如鼎足，缺一不可。”[11]可知三国人已经领会到儒、佛、道三教不同的思想特色及其不同的社会功能，并认识到它们对各自的王朝和社会有积极作用。
儒家思想传入朝鲜三国时，三国社会都已进入封建社会。它一旦进入三国社会，迅速被各个王朝所接受，但它并没有像中国某个朝代那样取得独尊的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三国都逐步把它当作治理国家的至宝，纷纷纳入制度建设和思想控制领域。朝鲜封建社会具有浓厚的封建宗法特色，也是以父系家长为本位结构的封建制度。因为三国都来自于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联盟制国家，它们所经历的奴隶制社会也是奴隶宗法制。三国进入封建社会的时间，按先后顺序应该是高句丽在先，百济次之，新罗在后。三国先后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它们也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了多等级的封建统治秩序。它们纷纷自寻发展之路时，中国儒家思想文化适时来到它们的国度里，对其各个方面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儒家思想使它们的王权升华为“天授”的绝对权威，儒家思想充当了稳定封建等级制度最有力的思想工具，儒家思想更为聚合上下人心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三国都先后建立太学、国学等儒家的教育机构，实行博士制度，力求以儒家教育为立国之本；三国先后逐渐制定国号，起用年号，仿用历法，甚至在“色服”、“车骑”、“器用”、“屋舍”等方面也都规定了一定的等级差别。新罗统一三国以后，进一步完善了儒家思想文化的吸收体系。于788年，新罗封建政府实行了以儒家经典和汉文学作为选拔人才主要考试科目的所谓“读书三品科”。这种考试法以“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若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起擢用之。”[12]自此，新罗的人才起用制度用法律固定下来。这样的结果，儒学在新罗的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并进一步渗入到新罗社会的细胞里边，变成了贵族子弟和士子们追求的主要知识体系。新罗统治阶级历来标榜“仁政”和“德治”，新罗人的社会实践力行“忠”、“孝”、“信”、“义”和“礼义廉耻之仪”，所以唐玄宗盛赞新罗为“衣冠知奉礼，忠信识尊儒”的“礼仪之国”。
如上所述，儒家思想在朝鲜三国及其以后的统一新罗受到如此的青睐并起到如此大的社会作用，绝不是偶然的。它在朝鲜三国和统一新罗时期，虽没有占据独尊的地位，但各个统治阶级都离不开它，它是建立或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和等级制度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的工具。特别是在统一新罗时期，除了国王和王室以外，门阀士族地主阶级为了更好地巩固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利益，倡导儒道，抓住儒家思想中有利于显示等级秩序观念的礼制、丧服等经义来进行宣传。借助于这样的社会需求，儒家思想在新罗以不可替代的思想力量，得以更加深入地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儒家思想一直与王权和贵族势力结合在一起，并获得如此重要的地位，当时的佛教也不得不与它攀亲、献媚。
实际上，佛教自进入朝鲜三国以后，就走上了与儒家思想靠拢，甚至依附于其体的道路。维护封建君权和巩固封建秩序的“三纲”和“五伦”已深得三国封建王朝的赏识和信赖。稍后传来的佛教为了得到三国封建王朝的青睐和信任，也不得不与这一先到的儒教建立某种联系，研究它的思想内核，以便利用它的影响来使自己站稳脚跟。在当时，许多有名望的僧人，也研究起儒家经典，发表了一系列儒、佛思想相结合的新的思想见解。新罗圆光是一位闻名当世的高僧、佛学者，他曾游学中国十一年，博通三藏和诸释论，“故名望横流，播于岭表”，“宣誉京皋”，“披榛负橐而至者，相接如鳞。”归国后，他培养学生，讲论佛典，迎合王事，服务现实，深受新罗王室和黎民的崇敬。当时的新罗国难多事，他深感人人出家避世与时无补，必要时应参酌儒道涉及现实。当时有沙梁部人贵山和箒项，二人自小为好友，为了与士君子游而不被人招辱问道于贤者，乃诣圆光之门曰:“俗士颛蒙无所知识，愿赐一言，以为终身之诫。”圆光答曰:“佛教有菩萨戒，其别有十，若等为人臣子，恐不能堪。今有世俗五戒，一曰事君以忠，二曰事亲以孝，三曰交友以信，四曰临战无退，五曰杀生有择。若等行之无忽。”[13]这是圆光于真平王二十二年(600)从中国游学回国以后，住持加悉寺时所发表的“世俗五戒”。作为佛教僧侣，圆光并没有以佛家的教义来否定现世和劝人出家，而是以儒家的忠、孝、信、勇等德目来劝导人家积极进取，而且劝人家“行之无忽”。甚至这“五戒”中的第五戒“杀生有择”的观点，过去都认为是从“禁杀生”的佛教语中来的，但实际上它也是来自于儒家思想。当贵山和箒项问及这一戒时，圆光法师答曰:“六斋日、春夏月，不杀是择时也。不杀使畜，谓马、牛、鸡、犬，不杀细物，谓肉不足一脔，是择物也。此亦唯其所用，不求多杀，此可谓世俗之善戒也。”圆光的这一言论看似佛家语，实际上依托的是儒家经典。《礼记·月令》曰:“孟春之月……牺牲毋用牝……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母麋、母卵。”“仲春之月，祀不用牺牲。”《礼记·王制》篇道:“田(猎)不以礼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国语·鲁语上》也说:“鸟兽孕，水虫成，兽虞，于是乎禁苴罗……以为夏槁，助生阜也。”这些记录告诉我们，先秦儒家早已主张爱护宇宙生灵，它绝不乱捕乱杀无辜生命，即使是杀生的场合，也要择时择物，更不杀细物，以助长生物，保护自然。传统佛家无论何时何地都严禁杀生，以杀生为十恶之一，圆光法师不可能不知道佛教的这一教规。可以判断，他的“杀生有择”之语，无疑是借鉴于儒家上述《礼记》、《国语》等原初经典之中。他的“世俗五戒”观点充分表明，他不仅博通佛教的三藏和众释典，而且也兼学儒家经典，对儒家思想也有深入的研究。可以看出，作为极高级别的佛教徒和佛教学者，他并没有只徘徊于“色空”世界，排斥儒家等其他思想文化，而是立足于现实，为王事着想，为国家立言。上记贵山和箒项，常以圆光法师的这一“世俗五戒”自勉，时时磨砺意志和才能，国家危难时刻(在与百济的作战中)双双为国英勇捐躯。后来高句丽对新罗屡侵不止，真平王欲请中国隋朝军队以征讨高句丽，要求圆光写乞师表，此时圆光说:“求自存而灭他，非沙门之行也。贫道在大王之土地，食大王之水草，敢不惟命是从?”[14]然后“乃述以闻”。圆光如此地顺应时代，迎合现实，但他还是佛教界的大德高僧，在全国拥有崇高的名望。
五、外来三教与本土思想文化的融和足迹回顾
当时的新罗正处于上升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气象，黎民生活也比以往得到很大的改善。这时期新罗的国防也大大加强，真兴王以来的对外扩境事业得到显著成效，领土已扩张到汉江北岸流域。新罗的发展和领土扩张触及高句丽和百济的切身利益，引起了两国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强烈猜忌和不满。于是朝鲜半岛出现了高句丽和百济联合对付新罗的新格局。三国之间政治和外交斗争异常激烈，大小战争和边界冲突不断，这些都给新罗造成了极大的外部压力。新罗王朝需要一个安定的内部环境，急需国力的强盛和民心的凝聚以及国民素质的提高。圆光法师的上述“世俗五戒”，正好顺应了这样的国内外环境和现实要求。尽管当时的新罗佛教也获得国家的大力提倡和保护，但它绝不能慢待儒教。因为当时的佛教徒们知道，儒家思想不仅有治国理民的现实功效，而且已经在王室、统治阶级内部和意识形态领域里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所以与它鼎峙或对立是不明智的。特别是在当时三国形成鼎足之势，在政治、经济、外交上矛盾重重的现实环境和连年战争不断的情况下，与儒家走上融合的道路是最明智的爱国之举。
在当时的新罗佛教界，像圆光一样熟悉儒、道的僧侣大有人在。他们身在山寺，却不忘世上有儒家之术，有时也宣讲君臣之道、父子之仪。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新罗末，形成了一股儒佛合流的趋势。一然的《三国遗事》记录了一个兼顾儒道的佛教僧侣忠谈师的《安民歌》:
三月三日，王御归正门楼上，谓左右曰:“谁能途中得一员荣服僧来?”于是适有一大德，威仪鲜洁，徜徉而行。左右望而引见之。王曰:“非吾所谓荣僧也。”退之。更有一僧，被衲衣，负樱筒，从南而来。王喜见之，邀致楼上，视其筒中，盛茶具已。曰:“汝为谁耶?”僧曰:“忠谈。”曰:“何所归来?”僧曰:“僧每重三重九之日，烹茶饷南山三花岭弥勒世尊。今兹既献而还矣。“王曰:“寡人亦一瓯茶有分乎?”僧乃煎茶献至，茶之气味异常，瓯中异香郁烈。王曰:“朕尝闻师《赞耆婆郎词脑歌》，其意甚高，是其果乎?”对曰:“然。”王曰:“然则为朕作理《安民歌》?”僧应时奉敕，歌呈之。王佳之，封王师焉。僧再拜固辞不受。其《安民歌》曰:(译文)“君王有如严父，臣下有如慈母，百姓好比年幼儿。如是，百姓方知其恩。初生儿有如轮回轮盘的轴，要让他们温衣饱食!如是，他们将不再颠沛流离，并懂得爱国。啊!君不愧为君，臣守臣本分。太平世界从此更加昌盛。”[15]
这是忠谈师《安民歌》的沿革及其内容，《安民歌》是新罗景德王时的著名乡歌。《安民歌》的内容原本是用新罗当时的乡札表记法写的，这里引用的是笔者的意译，因乡札表记法本身的难解，想必意译在艺术上和文字上远远达不到原诗的水平和境界。但是，从中我们可以把握它的大体内容，看得出它与儒家思想的密切联系。很明显，全诗宣扬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秩序观和爱民的民本思想。歌诗极力劝导国王如严父慈母爱护幼子般爱护百姓，必须严格君、臣、民的阶梯秩序，守分勤政，才能永保江山，过上太平盛代般的日子。这种爱民如子、忠孝守分和营造太平盛代的思想观念，无疑都出自儒家的民本思想和忠孝观。忠谈师是景德王坐在城门楼上任选的过路和尚，他应邀现场即兴吟诵了乡歌《安民歌》，内容充满了儒家思想。作为山寺的佛教徒，忠谈师如此地谙熟儒家的三纲、仁政爱民和忠孝等思想观念，足见他对儒术的平时功底。可以认为，忠谈师现象决非偶然，他只是代表了众多僧侣阶层中的一分子。这一现象表明，当时的新罗佛教早已走上了与儒教融合的道路，以顺应时代的要求，迎合现实的王朝政治。历史事实表明，当时的佛教也确实为新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佛教传入朝鲜三国以后，为了在三国站住脚跟，先与本地的宗教巫术相融合，获得了本地民众和统治阶级的认可和信赖。而本地的民众和统治阶级，也逐渐用看待本地宗教和巫术的眼光来看待佛教。如百济的阿辛王于392年即位时，曾下令崇信佛法并以此求福。从此以后百济用佛法求福成风，从而百济佛教变成了乞求因果报应的祈祷佛教。在百济人看来，最初把佛教传达给百济的胡僧摩罗难陀就是异域之神，相信佛教有神异的感通力，它具有给人看病、预言、可得来世等功效，从这个意义上人们把佛教等同于朝鲜传统的巫术，甚至把佛教看成神通广大，变化无穷，无所不入，魔力无比的异域神。在三国社会的一般人眼中，佛教不过如此而已。虽然三国时期的各国都已出现了像僧郎、谦益、昙旭、惠仁、道藏、明观、觉德、惠亮、圆光、昙育、智明、慈藏、元晓、义湘等著名于世的佛教理论家，而且佛教教义在当时已有较系统的介绍，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它还是与本土巫术差不多的带有神格和迷信含义的外来宗教。不过在三国各个王朝的发展中，与儒教一起，佛教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到后来的统一新罗时期，“佛”早已成为朝鲜的“至上神”，与孔子并称“二圣”，充当了朝鲜上下的精神支柱，各自从不同的角度为现实服务。
与儒教一样，佛教自三国初期传入朝鲜以后，不断接受朝鲜三国封建的宗法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挑战。它虚心接受本土的制度和传统思想文化，君臣和父子、心愿和护国，甚至儒家的仁政和忠孝之类，也都成了它们宣讲的内容。应该指出的是，佛教在朝鲜三国的传播中产生了许多新的宗派，渗进了许多本土思想文化。如去印度大律寺学习律部回国的慊益请来了印度高僧倍远多三藏，并带回了梵本阿昙藏五部律，在兴轮寺组织二十八名高僧翻译出了律部七十二卷，在此基础之上创立了百济律宗。惠仁、昙旭等高僧，还写出律疏三十六卷献给国王，国王又命他们撰写《毗昙新律序》。这种百济律宗和律学，后来传到日本，日益繁盛起来。可以认为，佛教在朝鲜三国及其后来新罗能够扎下根并日益昌盛起来，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它善于与本土的制度和宗教打成一片，还能够与早已扎下根的儒家思想文化融合在一起。
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是“仁”。这种“仁”，主要表现为“爱人”。它不仅体现了孔子多方面的伦理道德原则，而且还高度概括了各种美德。孔子说:“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6]孟子继承孔子“仁爱”的思想，说“恻隐之心，仁也”[17]。这种“仁”，延伸到政治上就是仁政。孔子主张改善政治，使民以时，减轻徭役，让农民安心生产。孟子发挥孔子的思想，说:“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如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18]儒家的这种“仁”或“仁政”思想，以“爱人”、“恻隐之心”为根本，触及人最根本的天性本质。还有，“三纲五常”是儒家的思想核心。它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实际上，这是封建时代所提倡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规范。君权思想强调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威，父权和夫权有利于树立自然经济环境中男性家长的地位。从中国传来的儒家的这种思想，也完全适合于朝鲜的封建社会，因此特别引起朝鲜各个朝代的兴趣和重视。作为外来宗教，佛教宣扬世界虚幻不实，人生充满苦难，劝导人“出家”。它以“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为基本教义，认为只有依三藏，修持三学，改变世俗欲望，超脱生死轮回，才能达到涅槃境界。尽管如此，它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能脱离现实的制度和本土意识形态。只有接受现实，适应现实，顺应现实，才能在朝鲜本土生根、开花、结果。而且佛教思想中的“善”，与儒家思想中的“仁”在本质上是可以互通的，有很多潜在的可沟通潜质。这也为两者走上融合的道路提供了积极的条件。
在儒家和佛教思想文化身上尝到甜头的朝鲜三国，也主动表达了对道家思想文化的兴趣和意愿。《三国史记》载，高句丽宝藏王(642—668在位)二年，西部大人渊盖苏文建议引进中国的道家思想文化:“三教比如鼎足，缺一不可，今儒、释并兴，而道教未胜，非所谓备天下之道术者也。伏请遣使于唐，求道教以训国人。大王深然之，奉表陈请。太宗遣道士叔达等八人，兼赐老子《道德经》。王喜取僧寺馆之。”[19]可见，高句丽人主动要求引进道教，认为“三教比如鼎足，缺一不可”。仔细考察有关文献可知，西部大人渊盖苏文恳请宝藏王引进道教是有其主客观原因的。公元六世纪末叶以后，朝鲜三国进入了其“末世”。这时期三国间的矛盾进一步恶化，加上中国唐朝有倾向性地关注半岛形势，从前的三国鼎立状态已开始产生变化。经过励精图治，已变成半岛强国的新罗，为了侵吞高句丽和百济，一边进一步发展自己、强化军备，一边背后与唐联手，图谋夹攻高句丽和百济。面对这种腹背受敌的严重形势，高句丽和百济也想积极应对。原先，高句丽和百济也都想争霸整个朝鲜，而且为之奋斗了几个世纪。进入七世纪以来，高句丽新兴的上层贵族阶级与有激进倾向的地方土豪势力相结合，重拾对外扩张的强硬政策。642年，西部大人渊盖苏文作为这一强硬路线的代表，发动政变，杀荣留王(建武)及文武官员八十余人，立建武之侄宝藏为王。掌握实权的渊盖苏文，为了消除老牌贵族阶层的反对和以“三纲五常”为天伦之法的儒家以及以“善”、“慈悲”为怀的佛教的非难，主张引进道教。他知道，道教讲神仙，讲长生，宣传兴国广嗣之术，对本土的国王和上层贵族以及王室有很大的吸引力。同时，道教宣称符水治病，有某些自助自救的功能，所以为下层人民所欢迎。他认为在社会民生困苦，国难当头的情况下，道教一定有利于新政，有助于提振或挽救现实。渊盖苏文提倡引进道教的另一个原因，无非是为自己弑前王发动政变寻找思想依据。儒家一贯主张“君权神授”、“三纲五常”来维护王权永恒，而道家则提出“道”这一最高哲学范畴，主张“无为而治”，来冲击儒家传统的“天”和“王道政治”。道家的这些思想主张，给以渊盖苏文为首的新兴贵族势力的革新和强硬路线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这样，其后的宝藏王时期极其重视道教，在佛寺安置道观，把道教置于佛教之上，使得许多佛僧逃往百济和新罗。道家思想与朝鲜三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的这一过程显示，与儒、佛思想文化不同，三国统治阶级是根据现实需要，主动引进它的。而作为三教之一的道家思想，一旦传入三国以后，随即适应本土的现实环境，为本土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服务。但是道家思想在高句丽的发展中究竟起了多大作用，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老子主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20]，认为“道”作为宇宙本体自然而然地生成天地万物，就其“自然而然”来说，就是无意志、无作为的“无为”，就其生成万物来说，又称之为“无不为”。从而要求人效法“大道”，顺应自然，否则“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在政治上，老子提倡“无为而治”。他的这种“无为”思想过于排斥“有为”，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很容易产生虚无主义和逃避现实的思想情绪，对高句丽人的价值观产生了消极影响。不管是什么原因，权臣渊盖苏文当政的宝藏王时期只延续了二十七年，于唐高宗李治总章元年(668)被唐罗联军消灭。这应该是与当时高句丽国内的诸种政治矛盾和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三国间的矛盾纠葛等因素有着直接联系。至于这种结果与高句丽的思想路线究竟有多大关系，这有待我们今后进一步研究。
从诸多历史文献中我们不难发现，道家思想传入朝鲜三国以后，也走上了与本土的传统思想和儒、佛两家思想文化相融合的道路。首先，朝鲜三国的固有思想文化中原来就有崇尚自然、归依自然的思想和可称为“神圣”、“神仙”的东西。这些思想文化早已在本土形成并与巫觋信仰结合在一起，成了人们世界观中的重要方面。道家思想文化传进以后，立即被三国人认可并接受，这可能是与两者的内在本质上的类同因素有密切关联。其次，道家思想传入朝鲜三国以后，为了适应本土，拉近了与已受统治阶级全盘接受的儒家思想的距离，努力挤进统治阶级的视野之中。有些道家之人甚至吸收“三纲”说，研究名教，以图引起“上层”的青睐。它号称“出世”，实际上与现实政治十分靠近。还有，朝鲜三国的道教也积极靠拢已成功地在本土扎根的佛教，吸收佛教成功的布教经验，努力与儒、佛一起，充当朝鲜上下层青睐的三教之一。它还吸引各地佛教徒们的注意和兴趣，许多佛教僧侣虽身在佛寺，也关注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变化动态。朝鲜早期的道教起步晚于儒、佛两家，但它虚心学习儒、佛在本土成功的经验，密切关注上层的动态，结交上层人物，注重道教教义的阐发，笼络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加入其队伍。经过长期细致的努力，道教也真正成了朝鲜半岛名副其实的三教中之一教。
六、三教在朝鲜走向融合是历史必然
如前所述，“三教”一词出现于高句丽末期，但渊盖苏文“三教比如鼎足，缺一不可”一句，充分说明当时的人们早已熟知世上有儒、佛、道三教和此三教“比如鼎足”的情况，只不过对其中道教的引进和了解稍晚于儒、佛二教。公元四世纪后半期以来，朝鲜三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各王朝为了寻求加速发展的捷径，纷纷接受并利用儒、佛、道等外来思想文化。在这样的朝鲜本土环境中，儒、佛、道思想文化较顺利地扎下根，从不同的角度服务于三国封建王朝，同时也悄悄地改变和丰富着朝鲜本土人的世界观。在朝鲜三国三教虽然形成鼎足之势，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有过一些矛盾和磨擦，但并没有尖锐地对立过。相反，三教先后传入朝鲜三国以后，在很短的时间内与本土的传统思想文化结合在一起，并在三教之间相互吸附、包容，走上了融合的道路。佛教名家圆光的“世俗五戒”、忠谈的《安民歌》等，都充分证明朝鲜古代佛教是如何地走上与儒教融合道路的。有一篇《庆州甘山寺弥勒菩萨造像记》记载了一位佛教僧侣的日常生活，其中说:“性谐山水，慕老庄之逍遥，志重真宗，希无着之玄寂，年六十七，致王事于清潮，遂归田于间野，披阅五千言之《道德》。”作为庆州甘山寺的一个佛教徒，这位和尚身系佛寺，但“性谐山水，慕老庄之逍遥”。同时，他也感染于儒家的入世之道，乃“致王事于清潮”，务尽无事时“归田于间野，披阅五千言之《道德》”。这一记录如实地揭示出古代朝鲜的一个佛教徒平时既事王政，又逍遥于老庄式“无着之玄寂”的真实的生活面貌。特别是这一事例体现了当时的佛教包容三教的典型事实，同时也集中反映了那个时代三教走向融合的历史文化过程。
在争霸半岛的复杂的现实斗争中，三国的统治阶级不断总结历史经验，以加强中央集权。在政治上它们不断地进行改革，逐步削弱地方割据势力，把一切财力、军力和任免权集中于中央。试图以尽可能强大的国力，来保存自己，抗衡威胁自己的敌国，乃至争霸整个朝鲜半岛。至于强化自己的意识形态，三国都主要依赖于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宗教和哲学思想。从历史状况看，三教虽门户俨然，各成体系，个个力图吸收其他二教，把其他二教吸入自家的体系之中，但实际上，谁都办不到这一点。由于统治阶级政治建设的需要，儒教占据着主流地位，佛、道二教则扮演了依附的角色。即使是这样，佛、道二教也以其强大的感染力，感召天下之人，影响了各个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应该说，儒、佛、道三教都从不同的角度为相应的王朝和现实服务，而此三教的合一或融合无疑为三国的发展增添了精神力量。当时的许多儒学者，几乎都受过佛、道二教的影响，同样当时的许多佛、道学者也大都受过儒家思想文化的熏染。这种情况经统一新罗，一直延续到高丽时期，如统一新罗时期的崔承佑、元晓、崔致远等和高丽时期的李仁老、一然、李奎报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在朝鲜三国，儒、佛、道三教之所以能够走上合一的道路，是与其主客观的因素合力作用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儒、佛、道三教进入半岛以后，受到三国王室和贵族阶级的普遍欢迎，并被他们根据具体需要往往同时或合而利用之。四世纪以后的朝鲜三国都处在急速发展阶段，相互间的竞争异常激烈，政治矛盾、外交纷争、军事冲突持续不断，强化国力、凝聚民心、为生存和发展而奋斗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在这种时代环境和社会需要之下，外来的三教都为三国加强中央集权，凝聚国力，团结人民，充当了至关重要的精神力量。另一方面，这是儒、佛、道三教根据自身需要主观努力的结果。三教传入朝鲜三国以后，首先为了落脚，主动与本土宗教打成一片，互相研究和吸取别的两教成功的经验，巴结各个封建王朝。在这个过程中，三教之间互取对方若干个对己有用的思想或教义，补充自己的不足。可以认为，在朝鲜三国，儒、佛、道三教走向融合的道路，是迎合了时代发展需要的结果，也是三教遵循了自身自谋图存原则的必然结果。
在那个为了争霸或为了图存而纷争的年代里，融合的三教确实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三国中，最后的赢家还是新罗。而新罗的崛起和取得最后的胜利，当然取决于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各种因素的作用，但是与其有意识地培养了花郎道这一信仰实体是绝对分不开的。新罗的花郎道，就是当时社会中三教融合为一的典型例子。《三国史记》记录花郎道一事说:“徒众云集，或相磨以道义，或相悦以歌乐，游娱山水，无远不至。因此，知其人邪正，择其善者，荐之于朝。故金大问《花郎世纪》曰:‘贤佐忠臣从此而秀，良将勇卒由是而生。’”[21]崔致远认为这个花郎道的思想“实乃包含三教”，其中“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为儒家之旨、“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是道家之宗、“诸恶莫作，诸善奉行”乃佛家之化。崔致远在这里准确地概括了新罗花郎道的思想内涵，并深刻地揭示了花郎道融合三教充当国家危难时中坚力量的历史作用。的确，三国末期的多事之秋，在战争的动员、谋略、作战等过程中，新罗花郎徒们始终以“忠君报国”、“临战无退”、“誓守信义”来鼓舞、鞭策和勉励将士，使其在战争中总是发挥超常的意志和能力。在新罗统一半岛的伟业中，花郎徒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不可磨灭的作用，金庾信、官昌、金歆运等核心将领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一种新的思想或一种新的思想组合，一旦被一种政治力量所掌握和正确地运用，往往就会产生不可估量的精神力量和政治效果。我们似乎在新罗花郎道的身上，看到了这种精神力量和政治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