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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亚古代文化史上，新罗是一个别具特色的国家。它发源于朝鲜半岛东南部的辰韩之地，历经初创和一统三国的沧桑，最终成为统治朝鲜半岛全境的东亚强国。它的思想文化也经历了由原始本土文化的急速发展到大陆异质文化的冲击，从两种不同文化摩擦的痛苦到本土文化加外来儒、佛、道文化混合而成的新的思想文化鼎盛的过程。花郎道产生并活跃于新罗由弱转强的六七世纪。对它的起源问题，学界曾经有过多种疑问，但至少在真兴王三十七年(576)前后已对它进行了改编。

进入公元六世纪以后，三国新罗逐步走向自己的繁荣期，一跃成为了可以与高句丽和百济争霸的半岛强国。智证王(500—514在位)和法兴王(514—539在位)父子继承祖业整备国家行政体制和土地制度，劝奖农业，废除殉葬，改革人才机制和文化政策，使国家逐步强盛起来，成为一代中兴之主。到了真兴王(540—576在位)执政时期，大兴内治外征。他整备内政、发展经济的同时，发兵与高句丽和百济争夺领土，扩张疆界，抵御倭寇，征伐大加耶。结果，洛东江以西和汉江流域土地肥沃的广大地区被并入新罗，一跃成为了半岛南部的一大强国。在文化上，真兴王接纳异斯夫奏请令居柒夫等文士编纂《国史》，整理音乐制度，改编花郎道，大兴佛教，开设八关会，往中国派遣留学生，从中国引进大量书籍等，确立了自主的民族文化。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上的这些伟业，使真兴王确立了一代英主的历史地位。

然而，历史并不是直线上升的。真兴王不能完全解决当时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的各种矛盾。新罗的领土扩张更加激化了与高句丽和百济的矛盾关系，三国之间扩张与反扩张的斗争日益尖锐。随着对外用兵的增多，国内各种矛盾也逐步显现，真平王末年伊湌柒宿、阿湌石品的叛乱和善德女王初年毗昙、廉宗的兵乱就足以说明当时新罗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是多么地激烈。还有，新罗得到洛东江以西和汉江流域广大的肥沃领土以后，国家经济发展迅速，水上交通大为便利，打开了通过西海岸与中国的海上交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出现的这些新变化，促使新罗不得不进行一系列改革，以应付新的形势。新罗顺应新的环境进行了国家行政体制改革，增设和加强了位和府(人事)、执事部(行政)、调府(贡赋)、兵部(国防)、礼部(仪礼)、船府署(造船、水运)、乘府(车乘)、领客府(外宾)等机构，以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此外，新罗还不断更新中央和地方的人事安排，调整边防和地方州郡的行政机构，以加强中央集权和国家安全。

的确，六世纪的新罗正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复杂的对外关系，人们对社会文化进步的要求，这些都直接刺激新罗国家整体的向上发展。一个整体向上的国家，一个充满领土扩张野心的君主，急需一大批有能的人才集团来支持他的事业。这是一个充满机会的时代，也是一个急需人才的发展中国家。花郎道正是迎合这样的时代要求而应运而生。为国家培养、积蓄和提供人才，这是新罗花郎道首要的创建目的和时代价值。“君臣病无以知人，欲使类聚群游，以观其行义，然后举而用之。”^[4]以真兴王为首的新罗统治层如此有意图地扶持和推动花郎道的形成和成长，使这一半官半民的组织形态逐渐发展壮大，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何为人才?对此历来有不同的标准。因各个国家、民族和阶级都有自己不同的处境和目的，所以对人才的评判标准和认同维度也各有不同。应该认为，如何掌握对人才的评价标准和认同维度，其中无不体现着评价主体的立场、世界观和审美理想。同样，正因为评价主体对人才的评价标准和认同维度不同，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和标准也不同。由于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和目的不同，所以培养主体对培养过程和内容的要求也不一样，其中也体现着培养主体的目的性和审美理想。各种资料显示，新罗人所需要的人才就是能够适应正处于急速发展阶段的国家需求的人才。具体来讲，新罗所需要的人才是用“道义”“磨练”出来的人才，是拥有外貌美和高强武艺的人才，是富有团结协作精神和高尚的审美情趣的人才。随着花郎道的发展，朝野之间一股人物品藻之风在新罗悄然兴起。

新罗的人才制度以内在的和外在的人才美为选拔前提，这在古代东方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现象。花郎道这一独特的存在样式，成为了培育人物之美，品藻人物之资质，选拔德、才、体、艺全面发展的人才的宝库。人的美以空前的热情进入了新罗人评价人才、选拔人才的视野和考察体系之中，此正是新罗时代文化主题中“人的觉醒”的重要体现。新罗时代以人美为美，以人的美为选拔人才的标准，在古代东方这无疑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从美学角度考虑，新罗人以人美为用人的尺度，有以下几点美学发现:

首先，新罗人的花郎道重容貌、重外在美。他们把外在貌美看作人美的重要方面，这是最能包含美学色彩的重要方面。查朝鲜文献，在这以前并没有发现谈论容貌的记录，朝廷用人和品人都以品行和才能为要。真兴王时期第一次公开地把人物的容貌纳入选拔花郎的条件之中，这是新罗朝廷空前的举动。516年，新罗人“始奉源花”时，挑选貌美姿丽的南毛和俊贞当源花团体的领袖，“遂简美女二人”，“欲使类聚群游，以观其行义，然后举而用之。”然而不久，二位美女“争娟相妒”，俊贞杀害南毛，“徒人失和罢散”。经历这一事件以后，新罗人改变方式，重新从年轻美貌男子中选拔俊才任领袖人物，“更取美貌男子”，“名花郎以奉之”，从而“徒众云集”，花郎道之风日益鼎盛。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新罗人已经看重外貌化妆，不仅女人涂脂抹粉，男人必要时也要这样。从记录中看，新选出的花郎不仅脸上化妆，而且还讲究衣饰打扮。《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说:重新选取美貌男子，“妆饰之”，使其成为“花主”，“率徒众”。唐顾愔的《新罗国记》也说:“择贵人子弟之美者，傅粉妆饰之，名曰花郎，国人皆尊事之也”^[5]。在新罗，重视人的貌美似乎已成为一种风尚，从中我们足可以领略到新罗人对人的重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的容貌美坦率地追求。

其次，新罗人的花郎道更重视人的内在美。注重人的道德品质，这是新罗花郎道最重要的选拔准则，也是其中每一个个体必须遵从的原则。在这样的原则下，历代花郎都不仅是才貌出众的人，而且更是“有德行者”和道德品质高尚而“受人尊捧者”。真兴王时的薛原郎、真智王时的未尸郎和真平王时的龙华香徒首领兼统一新罗元勋金庾信等都是道德高尚而“众望所归”者。前边所说徒众云集，“相磨以道义”的“道义”，当然有儒家道德内容以外的许多成份，但不能否认其中首要的含义就是与伦理道德规范有关的内含。所以花郎一般在人们的心目中具有崇高的道德地位，其手下的郎徒们也在社会上受到信任和尊重。花郎道的这种美德，在新罗社会上引起了良好的正面影响。一然的《三国遗事》说:“自此使人悛恶更善，上敬下顺。五常、六艺，三师、六正，广行于代。”^[6]花郎徒们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德行美举、高尚的人格修养，得到人们的肯定和推崇。他们在人们的心目中树起了榜样，产生了良好的正面影响。因此，花郎道盛行于天下以后，新罗社会出现了“悛恶更善，上敬下顺”的良好的社会风气。花郎道的正面影响甚至波及管理阶层，从朝臣到一般胥吏广行“五常、六艺、三师、六正”，使政风人气大为好转。这里所说的“五常”即指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或指五伦中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三师”指辅佐国王的最高官职“太师、太傅、太保”，“六正”指“六正臣”，即“圣臣、良臣、忠臣、智臣、贞臣、直臣”。这些都是儒家正规的思想行为规范或朝廷理想的人事框架范例，花郎道极盛时期的统一三国前后，新罗王朝儒家式的治国体制很可能已开始形成。上述记录显示，花郎徒们所表现出的道义美、内在美，为社会良好的道德风尚和审美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还有，花郎道提倡人格美、精神美。这也是新罗花郎道所表现的重要的审美范畴。人格是人的本质力量体现得最集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审美不可排斥人格美、精神美的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人的人格美、精神美的注重就是对人的内在美的重视，也是对人的审美潜能的注重。新罗花郎道不仅充分肯定了人自身的独立发展，而且还提倡人的正常人格的充分展现和精神美的发扬。新罗真平王(580—632)时的郎徒剑君就是众多精神品质优秀的郎徒中的一分子。《三国史记》专门为他立传，其曰:

剑君，仇文大舍之子，为沙梁宫舍人。建福四十四年丁亥秋八月，陨霜杀诸谷。明年春、夏大饥，民卖子而食。于时宫中诸舍人同谋，盗唱翳仓谷分之。剑君独不受。诸舍人曰:“众人皆受，君独却之，何也?若嫌少，请更加之。”剑君笑曰:“仆编名于近郎之徒，修行于风月之庭，苟非其义，虽千金之利，不动心焉。”时大日伊湌之子为花郎，号近郎，故云尔。剑君出，至近郎之门，舍人等密议:“不杀此人，必有漏言。”遂召之。剑君知其谋杀，辞近郎曰:“今日之后，不复相见。”郎问之，剑君不言。再三问之，乃略言其由。郎曰:“胡不言于有司?”剑君曰:“畏己死，使众人入罪，情所不忍也。”“然则盖逃乎。”曰:“彼曲我直，而反自逃，非丈夫也。”遂往。诸舍人置酒谢之，密以药置食，剑君知而强食，乃死。^[7]

剑君是新罗真平王时期的沙梁宫舍人，这里的舍人就是守仓库之人。628年，新罗遭霜灾颗粒未收，次年春夏闹凶年饥荒，百姓卖子而食。宫库舍人之中盗库米之事经常发生，而正直的剑君忠于职守，廉洁奉公，粒米不沾。有一次诸舍人共谋，盗库米分之，唯独剑君不受赃米。诸舍人疑其嫌少，欲再加给时，剑君笑着说:“仆编名于近郎之徒，修行于风月之庭，苟非其义，虽千金之利，不动心焉。”众舍人怕剑君揭发他们，起杀意，而摆宴投毒，剑君也知道他们的阴谋，遂去告别近郎，近郎劝他告于有司，他说:“畏己死，使众人入罪，情所不忍也。”近郎又劝他逃避，剑君又说:“彼曲我直，而反自逃，非丈夫也。”剑君遂赴宴，喝毒酒而死。面对众舍人的盗窃行为，剑君在方法上可以采取一些更机智而积极的态度，但作为花郎徒他决没有与盗国库的众舍人同流合污，严正指出修行于风月之庭的郎徒决不会动心于逐利而行非义之事。因饥荒之年，他也不忍心使众舍人入罪，因“彼曲我直”，逃避不是大丈夫所为，他慷慨赴死。剑君在私利面前清正自洁，一心奉公，在死亡的阴谋面前刚正不阿，宁死不屈，他身上充分体现出了一个花郎徒应有的人格美和精神美。

儒家创始人孔子曾经提倡过人格美和精神美。他在《论语·雍也》中说过:“贤哉，回也!一簟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的学生颜渊贫居陋巷，簟食瓢饮，而不改其乐。孔子赞美他的德行，“不迁怒，不贰过”，“其心三月不违仁”。新罗花郎徒剑君在人格和精神上的美举，与中国春秋时期颜渊安贫乐道的精神美是多么相似。《论语·阳货》也反对为人处事上的“油滑”和“乡愿”，说:“乡愿，德之贼也”，厌恶那些貌似忠诚谨慎，而实际上欺世盗名的人。新罗的剑君在饥荒之时身处行盗的诸舍人之中而不同流合污，固守人格良心，遇生命危险而誓不改志的美好品德，也吻合孔子对人格美的思想和要求。

还有，新罗花郎道积极追求歌乐之欢和自然山水之美。正因为如此，时人把花郎道又称之为“风月道”。可以说，新罗人对人的重视不仅表现在对人的外貌美和内在美的强调上，也表现在对人的意志的修炼和对人生的享受上。花郎道在新罗全国范围内，有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国家有花主，统管全国各地有关花郎道的事务，各地都有花郎，领导手下的众郎徒。平时，这些郎徒们除了“相磨以道义”、练武、守职或劳动以外，经常三三五五结伴“相乐以歌乐”或“游娱山水”，“无远不至”。在东亚文化史上，此前此后，均未出现过如此以歌乐和游山玩水为磨练意志和培养情趣手段的一个组织团体。

追求歌乐之欢和游娱山水的确也是新罗花郎道审美风尚的另一个特点。新罗人热爱音乐舞蹈，而花郎徒们更是如此。朝鲜朝时期的文人李承休在其《帝王韵记·新罗》中，记述新罗社会上盛行歌乐的情形:“花朝月夕携手游，别曲歌词随意制。”这一记录极其生动地描绘了新罗人三五成群地游玩自然，随时随意创作歌乐而唱的情景。应该说这里所说的“新罗人”，当以花郎道中的花郎徒“徒众”为主，因为“相悦以歌乐，游娱山水”是他们磨练意志，修养心性的重要手段。花郎徒们游历全国名山大川的记录多见于朝鲜古代官方和个人文献之中，如《三国遗事》第五卷记录新罗花郎徒第五居烈郎、第六实处郎、第七宝同郎等三花之徒，同游枫岳而遇“彗星犯心大星”的故事。记录中的居烈郎、实处郎、宝同郎等“三花之徒”一看“彗星犯心大星”就觉得国家有变故，返回原地，果然岛国的倭寇入侵，他们与新罗军一起击退了侵略者。从一些资料上看，花郎徒们的游览山水往往与国土巡礼结合在一起。高丽睿宗(1106—1122)时期发现的江源道东海岸江陵、金刚山、三日浦一带的新罗永郎、述郎、安详郎、南郎等4花郎遗迹，就说明了这一点。

再有，新罗花郎道以忠勇、爱国为美。花郎道不仅是群聚“相磨以道义”、以歌乐和游娱自然山水为磨练意志和修养个人性情的组织团体，而且也是国家危难时冲锋陷阵的一个战斗组织。它一贯主张郎徒们精忠爱国，战争时“临战无退”。它以为国为胜利而牺牲个人的生命为荣，关键时刻为“忠”、为“义”、为“信”而死为英雄。这样，它处处充分肯定人的精神力量和人格美，从美学意义上说，这是对人的内在精神美的充分注重。如前所述，花郎道的存续过程与新罗内治外征的时代环境密不可分。当时的新罗不仅处于积极向上的历史阶段，而且也经历着极其复杂的周边环境的考验。它陆续征服周边小国，不断与邻近强国高句丽和百济发生局部战争，还经常用兵击退倭寇的入侵。因此，花郎道的战斗组织性质和它所提倡和发扬的爱国、忠勇的精神力量及内在人格美，具有很强的美学功用和现实意义。在这样的精神美和人格力量的作用下，新罗各地的花郎道组织中出现了无数忠于国家、战时骁勇善战、为国献出生命的郎徒们，这种力量一直发挥到统一三国的伟业上，使新罗一跃成为了主宰朝鲜半岛的统一大国。的确，肯定人的精神力量和忠勇之美，强调精忠爱国、临战无退，也是新罗花郎道的审美取向和精神文化的重要特色。文献对这方面的记载比较多。下面仅举《三国史记·列传》中的几个例子:

金令胤，沙梁人，级湌盘曲之子，祖钦春角干，真平王时为花郎。仁深信厚，能得众心。及壮，文武大王陟为冢宰。……唐高宗命大将军苏定方伐百济，钦春受王命，与将军庾信等，率精兵五万以应之。秋七月，至黄山之原，值百济将军阶伯，战不利，钦春召子盘曲曰:“为臣莫若忠，为子莫若孝，见危致命，忠孝两全。”盘曲曰:“唯!”乃入贼阵，力战死。令胤生长世家，以名节自许。神文大王时，高句丽残贼悉伏，以报德城叛。王命讨之，以令胤为黄衿誓幢步骑监。……出椵岑城南七里，结阵以待之……令胤曰:“临阵无勇，《礼经》之所诫；有进无退，士卒之常分也。丈夫临事自决，何必从众?”遂赴敌阵，格斗而死。王闻之凄恸流涕。^[8]

冢宰钦春是真平王时期的花郎，他与金庾信一起率军与百济军交战时，正好遇上百济名将阶伯。在“战不利”的危急时刻，他号召儿子盘曲为忠为孝去冲锋，说:“见危致命，忠孝两全。”盘曲即从父命，入敌阵，力战而死。其孙金令胤继承祖父的忠义精神，在战场上英勇牺牲，特别是他所说的将士“临阵而勇”、“有进无退”的一段话，反映了钦春后代人身上闪光的花郎道精神。《三国史记·列传》中还记录了花郎官昌为新罗军的胜利而在战场上英勇战死的情形。其曰:

官昌，新罗将军品日之子，仪表都雅。少而为花郎，善与人交，年十六，能骑马弯弓。……王出师，与唐将军侵百济，以官昌为副将。至黄山之野，两兵相对，父品日谓曰:“尔虽幼年，有志气，今日是立功名、取富贵之时，岂可无勇乎!”官昌曰:“唯!”即上马横枪，直捣敌阵，驰杀数人，而彼众我寡，为贼所掳。……阶伯俾脱胄，爱其少且勇，不忍加害，乃叹曰:“新罗多奇士。少年尚如此，况壮士乎!”乃许生还。官昌曰:“向吾入贼中，不能斩将搴旗，深所恨也，再入必能成功。”以手掬井水，饮讫，再突贼阵疾斗。阶伯擒斩首，系马鞍送之。品日执其首，袖拭血曰:“吾儿面目如生，能死于王事，无所悔矣。”三军见之，慷慨有立志，鼓噪进击，百济大败。^[9]

这是公元660年，新罗太宗金春秋登位第五年，也就是新罗联合唐军灭百济那一年发生的事。作为花郎，官昌在战场的死亡面前毫无惧色，英勇杀敌，以为国死在战场上为荣。他曾二度驰杀在战场上，出入生死线，视死如归，显示出花郎道的英勇奉献精神。官昌之父在临战时鼓励儿子发扬花郎志气，英勇杀敌，而儿子牺牲后，他说“能死于王事，无所悔”，继而激励全军慷慨振勇，顺势取得了胜利。这种为国尽忠、慷慨捐子的品德，正好与新罗花郎道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三国史记·列传》也记载了新罗贵族出身的花郎金歆运在别人看不到的夜间，不图名利，临战奋勇，慷慨捐躯的壮举。其曰:

金歆运，奈密(勿)王八世孙也。父达福迊湌。歆运少游花郎文努之门，时徒众言及某战死，留名至今，歆运慨然流涕，有激励忠齐之貌。同门僧转密曰:“此人若赴敌，必不还也。”永徽六年，太宗大王愤百济与高句丽梗边，谋伐之。及出师，以歆运为郎幢大监。于是不宿于家，风梳雨沐，与士卒同甘苦。抵百济之地，营阳山下，欲进攻助川城，百济人乘夜疾驱。黎明缘垒而入，我军警骇，颠沛不能定。贼因乱急击，飞矢雨集，歆运横马握槊待敌。大舍诠知说曰:“今贼起暗中，咫尺不相辨，公虽死，人无识者，况公新罗之贵骨，大王之半子，若死贼人手，则百济所夸诧，而吾人之所深羞者矣。”歆运曰:“大丈夫既以身许国，人知之与不知一也，岂敢求名乎。”强立不动，从者握辔劝还，歆运拔剑挥之，与贼斗，杀数人而死。……时人闻之，作《阳山歌》以伤之。^[10]

金歆运于新罗太宗年间活跃于花郎徒之中。他是新罗第十七代奈勿尼师今八世孙，父达福官至迊湌。他是属新罗圣骨血统的贵族子弟，又是国王的“半子”，是一个出身高贵、前途无量的人，但他从小仰慕英雄，加入花郎道，以花郎道精神进取。当他被百济军夜袭情况危急时，部下诠知劝他夜黑虽死“人无识者，况公新罗之贵骨，大王之半子”，不值得一死，但他毅然决然地说:“大丈夫既以身许国，人知之与不知一也，岂敢求名乎!”乃拔剑冲入敌阵，格斗杀数人而死。这样他终于实现了自己当花郎英雄的愿望，他的这种大无畏的人格力量鼓舞新罗军将卒取得了最后胜利。《三国史记》的作者金富轼论其曰:“若歆运者，亦郎徒也，能致命于王事，可谓不辱其名者也。”

新罗花郎道的这种处危不惧、临战无退的勇武精神，在当时的朝鲜半岛极为普遍，这是一种整个社会所推崇的新的人格美和精神力量。它与中国古代贫富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为理想而“杀身成仁”的精神是极其相似的。这种思想从正面肯定和赞赏人的自由力量的本质，为铸造中国伟大的民族精神奠定了理论基础。新罗的花郎道精神也一样，作为一种人格力量和精神美，历史上它逐渐成为外征内治的核心的精神力量，为走向强盛乃至统一大业立下了不朽的贡献。

任何一种审美观念或美学思想，都有其之所以产生的哲学根基或思想基础。新罗花郎道的审美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无疑也有其当时流行的社会思想根源。《三国史记》卷四十五有段贵山问贤于道的记载，其曰:

贵山，沙梁部人也，父武殷阿干。贵山少与部人箒项为友，二人相谓曰:“我等期与士君子游，而不先正心修身，则恐不免于招辱，盖闻道于贤者之侧乎?”时圆光法师入隋游学，还居加悉寺，为时人所尊礼。贵山等诣门，抠衣进告曰:“俗士颛蒙，无所知识，愿赐一言，以为终身之诫。”法师曰:“佛戒有菩萨戒，其别有十，若等为人臣子，恐不能堪。今有世俗五戒:一曰事君以忠，二曰事亲以孝，三曰交友以信，四曰临战无退，五曰杀生有择。”^[11]

贵山认为:“不先正心修身，则恐不免于招辱。”所以“期与士君子游”。从而可知，儒家的人生哲学已深入人心，成了新罗人做人行事的原则。当贵山、箒项二人问道时，佛教大师圆光认为他们是王朝的臣子，佛教之十戒之类“恐不能堪”，所以教之以“世俗五戒”。圆光法师提出的“世俗五戒”，头三条都是儒家的忠、孝、信，第四条是新罗人崇奉的“临战不退”，第五条才是与佛家之戒律有关的条目。有意思的是，儒家有关忠、孝、信、义的思想在新罗人那里，被利用于树立爱国、尊王、武勇的思想意识，变成了整固人心，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取得决胜的思想武器。上记金令胤之祖父、真平王时的花郎、新罗太宗王时期的贤相钦春，率兵与百济阶伯将军大战于黄山之原，战不利于新罗军时，召子盘曲大喊:“为臣莫若忠，为子莫若孝，见危致命，忠孝两全!”这是儒家的忠孝观念化为新罗克敌制胜的思想动力的一个例子。上记引文中的贵山和箒项是不是花郎徒，文中没有交代，但圆光法师指点以后，贵山所说的“他者即受命矣”等迹象来看，他们极有可能也是花郎徒。因为一然的《三国遗事》第三卷《弥勒仙花》说过:“择人家娘子美艳者，捧为原花。要聚徒选士，教之以孝、悌、忠、信。”从而可以推测，贵山和箒项他们也早已在花郎道中学过儒家的此类教导。通过上述的种种迹象我们可以知道，儒家忠勇、孝悌、信义的思想，对新罗花郎道的人生审美意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实，新罗花郎道的思想性格或审美意识的哲学根源、思想基础，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研究系统。生活于新罗花郎道鼎盛时期稍后的崔致远，根据诸多资料对此作出了一个精辟的概括，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可靠的参照系。他在《鸾郎碑序》中指出:

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设教之源，备详《仙史》。实乃包含三教。接化群生，且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鲁司寇之旨也。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12]

崔致远(857—?)生活于9世纪后半期，离花郎道的存续年代不过200余年，他肯定掌握有很多与花郎道有关的资料，从而可以认为他的结论是可靠的。在此他所举的《仙史》为什么样的书，现在很难辨定，但它与花郎道有直接关系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这篇《鸾郎碑序》中，崔致远根据此《仙史》指风流道(花郎道)的“设教之源”“实乃包含三教”，此三教就是儒、佛、道。有关花郎道的众多资料显示，花郎徒们心存忠、孝、仁、义、信，崇佛拜佛而奉遵诸善，行不言之教而游娱于自然山水而“无远不至”，从而可谓崔致远之花郎道“实乃包含三教”之论是符合实际的和中肯的。

从中国传入的儒、佛、道文化，自三国中期至统一新罗前后时期，经历了一个由消化吸收到逐步自己化的过程。这些异国的多元文化，在与朝鲜固有传统文化相融和的过程中，并没有相互排斥，而是相互容解、补充，形成了融合集圆的格局。这反映在花郎道及其审美意识，传统意识与儒、佛、道互补，多元综合，圆融统一。花郎道的审美意识融人格力量与伦理精神于其中，又超越伦理精神，升华至人与自然合一的境界。花郎道审美意识的主旋律是自然生命与人的生命的交互融会，是对自然界的体察和艺术感悟的交相渗透，是理性与感性的相互对立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