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统一新罗时期花郎道的思想特色及其审美趋向

花郎道产生自朝鲜古代三国时期的新罗。作为一种独特的思想文化形态，它的存在历来引起人们的关注。我们分析它的思想文化基因时可以发现，它既继承了朝鲜上古时期的意识形态，又吸收了从中国传进的儒、佛、道文化成分，呈现出多元一体的内在结构特色。它的这种思想文化形态上的结构特色与当时新罗的包括思想、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社会环境，以及这一环境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考察这种联系，使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新罗花郎道思想文化特色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

在朝鲜古代三国中，新罗建国最早。新罗是在原有的部落联盟体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朝鲜半岛上的一个崭新的国家。它地处太白山脉的南段，东南两面环海，是自然环境优美，物产丰富，“天性纯厚”的国度。在这种十分优越的人文地理环境下，新罗人就开始演绎自己独特的文化史。

新罗发源于三韩中的辰韩之地，它逐步统合周边的其他部落国家而建立起来，是社会人文条件十分独特的古代国家。起初，以朴赫居世为中心的新的社会力量凝聚各方势力，逐步确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王国。国初，新罗的意识形态仍然沿袭其前部族联盟体时期的思想文化，那些天神、日月神、海神、山神、祖上神等多神崇拜和巫祝信仰还在广泛流行，成为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后来，新罗统治阶级为了适应日益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和提高国人的凝聚力，实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和政策措施。同时，新罗人为巩固其国家秩序，不得不重视利用王族的宗族、宗法纽带关系，来形成统治体系的核心。所以在其意识形态中，过去的祖先崇拜、建国始祖神话仍有重要的意义，立庙宇和神坛以祭祖先神成为了新罗人重要的信仰活动。

从中国传入的儒、佛、道思想文化丰富了新罗的意识形态，给传统的思想文化注入了崭新的营养素。新罗由于地处朝鲜半岛的东南一隅，其初的社会发展较缓慢，整备国家的时间也滞后于高句丽和百济。因这些缘故，新罗吸收中国大陆文化也落后于丽、济两国。新罗到了527年才接受佛教，晚于高句丽155年。在此之前，讷祗麻立干(417—457)时，高句丽高僧默胡子至新罗的一善郡施教，但因地方豪族势力的反对和迫害而未能成功。后来中国梁名僧元表以国使身份到新罗访问，在元表的诱说下新罗王室才认识到佛教的重要性，但因上下贵族势力的反对，也未能如愿。到了法兴王十四年(528)，大臣异次顿为佛而殉教，尔后佛教在新罗得到承认。从此新罗的佛教一发而不可收，在历代国王和统治阶层的大力提倡下，出家人日益增多，寺院林立，超度成风。佛教文化的受容和发展，迎合了巩固王权的需要。新罗人认为佛教有护国庇民的功能，特别尊崇佛经中的《仁王经》，认为它是一部能够使国家和百姓安宁的护国经，宫中也经常开设“仁王会”。新罗人还深信佛教有现世求福的功用，使佛教与世俗信仰结合在一起，迎合人们的心理，很快得到普及。佛教也给新罗带来了中国、印度和中亚的异质文化。与佛教一起流入的异国的音乐、美术、工艺、建筑、医学、文学等，给新罗本土文化带来了新鲜养分，使其在外来文化的刺激下迅速成长。

儒家文化传入新罗也晚于高句丽和百济。由于文献记录的缺失，有关儒家文化早期在新罗的传播情况很难具体把握。新罗第二十四代真兴王留下的“巡狩管境四碑”的内容，明显地反映着儒家修己治人、以民为本和忠信节义的思想。新罗第二十六代真平王时期，金厚稷的《谏猎文》引用《尚书》“内则色荒，外则亡国”的内容，力谏真平王克服奢淫、施以德化。圆光法师的《世俗五戒》则以儒家的忠、效、节、义之“德目”来教导弟子。这些都说明6世纪前后儒家思想在新罗上层社会是多么的深入人心。

尽管儒、佛、道各家的思想文化对当时的新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新罗固有的传统意识形态中的许多东西还顽强地演绎着自己的发展史。在当时的新罗文化中，“天”或“帝”照样是世间一切的主宰。宫廷的各种祭祀仪式和民间的各项敬神活动中，还是把“天”和“帝”奉为庇佑人间和万物的最高主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罗人的“天”、“帝”观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新罗人后来敬奉的“天”和“帝”，并不是从前那种原始观念的延续或某一部族和宗族的祖先神象征，而是超越所有部族和宗族神的至上神。在观念上，它们逐步与现实王权结合起来，成为主宰一切的无上权威。这种“天”、“帝”已在相当程度上抽象化，甚至人格化，近似于人间道德与公正的化身，万事万象的主宰。新罗社会愈往后发展，对神的依赖就愈少，人的行为和接人待物的准则就越重要。从中国传来的儒、佛、道文化，像及时雨给正处于历史大变革时期的新罗提供了新鲜的精神食量。这些新罗传统的意识形态和外来的思想文化对新罗乡歌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直接的重要影响。

新罗乡歌就是这样的社会思想文化大变革时期的产物。因资料的欠缺现无法考证新罗乡歌最初的产生年代，但据后人的有些记录，第二十四代真兴王(540—576在位)提倡组织的花郎徒们已作乡歌而热唱。在新罗历史上真兴王曾经是一代英主。他继承父王葛文王的伟业进一步整备国家制度，发展经济，强化外交和国防，吞并加耶，夺回被高句丽和百济强占的领土，使新罗的国力空前发展。在文化上，他命居柒夫等文士在新罗历史上第一次编纂官方史书《国史》，命大音乐家于勒发展了音乐制度。他又大力提倡佛教，创建佛寺，向中国派遣大量的求法僧，始创八关会，制定自主的年号(开国、太昌、洪济等)并从中国南朝陈引进大量的佛教经论。朝鲜半岛中南部黄草岭、磨云岭、昌宁、北汉山等地发现的四座巡狩碑就足以说明真兴王的生平业绩和当时新罗的强盛程度。在这样的一种国家面临外征内治的复杂局面而却充满欣欣向荣景象的环境下，乡歌被社会各个阶层中间传唱。

这是一个思想文化相对自由、开放，外征内治的国家精神空前高昂的时期。新的时代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国家所面临的新的形势更需要一种新的思想源动力。新罗人及时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将从中国借鉴来的儒、佛、道思想与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结合在一起，利用以构筑自己独特的新的思想文化体系。当时出现的花郎道就是围绕这种新的时代环境应运而生的新生事物，它为新罗后来的发展乃至半岛的统一事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据高丽金富轼的《三国史记》卷四，花郎道创始于真兴王三十七年。其曰:

三十七年春，始奉源花。初，君臣病无以知人，欲使类聚群游，以观其行义，然后举而用之。遂简美女二人，一曰南毛，一曰俊贞，聚徒三百余人。二女争娟相妒，俊贞引南毛于私第，强劝酒至醉，曳而投河水以杀之。俊贞伏诛，徒人失和罢散。其后，更取美貌男子，妆饰之，名花郎以奉之，徒众云集。……唐令狐澄《新罗国记》曰:“择贵人子弟之美者，傅粉妆饰之，名曰花郎。国人皆尊事之也。”^[1]

可知，其初，真兴王和群臣感叹现实中无法发现真正优秀的人才而选择良家美女南毛、俊贞二人，让她们组织徒众三百余人“类聚群游”，希望观其行义，择而用之。然而，二女争娟相妬，发生俊贞害死南毛的事件，君臣的初衷以无果而告终。从而朝廷废源花，“更取美貌男子，妆饰之”，“名花郎以奉之”。这一花郎徒兴盛于新罗真兴王前后时期，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股朝鲜民族独特的思想文化形态——花郎道，对其后新罗的国家发展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上述记录中有关“唐令狐澄《新罗国记》”一语中的《新罗国记》一书，作者实际上并不是令狐澄，而是唐代宗(762—780在位)时期的顾愔。顾愔于代宗李豫大历(766—780在位)年间，随册封正使归崇敬以从事官的身份去新罗执行过外交任务，回国以后他根据在新罗的所见所闻撰写了这部《新罗国记》。后来文人令狐澄拜读此书以后，遂在自己的著作《大中遗事》中引用过其中的一些内容。所以《三国史记》将《新罗国记》说成令狐澄遗书，这是一大讹误，这可能是当时的金富轼还没有读过《新罗国记》原著的缘故。顾愔随册封使去新罗时离真兴王命始创花郎道已有二百余年，离“国仙”金庾信帮助金春秋统一朝鲜半岛也有一百多年的时间，这说明唐顾愔他们去新罗的8世纪后期，新罗有可能依然有花郎道文化存在。

一然的《三国遗事》第二卷也有类似的记录。其中道:

第二十四真兴王，姓金氏，名彡麦宗，一作深麦宗。……天性风味，多尚神仙。择人家娘子美艳者，捧为原花，要聚徒选士，教之以孝、悌、忠、信，亦理国之大要也。乃取南毛娘、姣贞娘两花，聚徒三四百人。姣贞者嫉妒毛娘，多置酒饮毛娘，至醉潜舁去北川中，举石埋杀之。其徒罔知去处，悲泣而散。有人知其谋者，作歌诱街巷小童，唱于街。其徒闻之，寻得其尸于北川中，乃杀姣贞娘。于是大王下令，废原花。累年，王又意欲兴邦国，须先风月道。更下令，选良家男子有德行者，改为花郎。始奉薛原郎为国仙，此花郎、国仙之始。^[2]

一然的这一记录与《三国史记》的记录有一定的差异。这一记录比前者更详细一些，如其中简要介绍了真兴王的一般情况，并说他“天性风味，多尚神仙”。这里所说的“神仙”，并不是那种古代迷信观念中的鬼怪神仙，而是指新罗固有的玄妙之道——风流道(花郎道)。当时和后世的新罗人，把花郎道比喻为仙道，将国内最大的花主喻为“国仙”。还有，记录中所说的聚徒选士教之以儒家的“孝、悌、忠、信”，姣贞将南毛“举石埋杀之，其徒罔知去处，悲泣而散”的细节、知情者“作歌谣诱街巷小童，唱于街”等情节都是前者所未记的内容。可以说这些更加丰富的内容，对后人了解花郎道的形成和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花郎道是一种什么样的“道”呢?作为一种古代新罗独特的民族思想文化的组织形态，它有自己特定的内含。对它的性质，《三国史记》卷四说:

徒众云集，或相磨以道义，或相悦以歌乐，游娱山水，无远不至。因此，知其人邪正，择其善者，荐之为朝。故金大问《花郎世纪》曰:“贤佐良臣，从此而秀，良将勇卒，由是而生。”^[3]

花郎道的郎徒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内修道义，增进谦让友爱之心；切磋武艺，磨练意志；欢乐于歌乐，陶冶性情；游览全国名山大川，欢娱于自然山水之间；团结互助，随时准备效忠于国家。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思想文化现象，在别的东方国家里是绝少有的。

作为一种极其独特的思想文化形态，新罗花郎道呈现出多重复杂的内外结构。对此过去的学界重视得远远不够，其实对这一思想文化形态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无疑对我们真正把握他的本质属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首先，新罗花郎道的产生和发展与当时的政治有密切的关系。公元4世纪以前，过去部落联盟制的国家体制及其思想文化残余依然存在，这严重阻碍了新罗国家的发展。到了4世纪中叶以后，为了适应急速发展的社会需要，新罗整备既有的国家体制并积极强化国力，逐渐成了半岛南部的封建强国。特别是到了6世纪前半叶的真兴王时期，一边整合国家体制和思想文化，一边则进行对外征服战争，新罗的领土和人口急速增长，对外膨胀的野心也与日俱增。在这样的客观形势下新罗需要一种新的社会物质力量和新的精神力量。为了满足这样的时代要求，半官半民的花郎道应运而生。如上所述，对真兴王创建源花的政治目的，《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都有明确的记载，“三十七年春，始奉源花。初，君臣病无以知人”，而创建源花。后来发生俊贞、南毛两个源花因争娟相妒而前者杀后者事件，真兴王乃重新起意创建花郎道，“王又意欲兴邦国，须先风月道。更下令，选良家男子有德行者，改为花郎。”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国家快速发展的客观条件下，新罗急需对国家有用的人才，所以开创了花郎道。花郎道不负众望，产生了一大批栋梁之材和有用人才，为三国的统一事业作出了贡献。

其次，新罗花郎道带有较浓厚的宗教色彩。这是它能够吸引人、团结郎徒和修行真、善、美的重要动力之一。值得关注的是，据《三国遗事》，创建和扶持花郎道的第37代真兴王是“一心奉佛，广兴佛寺，度人为僧尼”的好佛君主，同时他一开始倡导源花也是其“天性风味，多尚神仙”的品行和喜好起到了重要作用。后来他解散源花改建花郎道，另起名为“风月道”，将其最高统帅叫作“国仙”，而且它使郎徒们平时三五成群地去游乐山水，感悟自然。这一系列的动静着实令我们实感到它的宗教因素，也令我们联想到以“无为”、“自然”为主旨，混合“阴阳五行”、“神仙之道”来求得长生不老的中国道教。据一些文献记录，花郎徒们经常举行祭祀天地、山川仪式，以祈求国家的安宁和百姓的幸福。此时他们的歌舞活动带有浓厚的咒术性质。还有，郎徒之间有时进行一些神秘的体验和秘物传授，以图结社的牢固和思想的凝聚。在新罗历史上花郎道曾盛行一时，究其原因，应该说这与它的这种宗教因素不无关系。

还有，花郎道还带有很强的磨练意志、修养心性的教育功能。如上所述，当初新罗国家创建和扶持花郎道，目的是为国家发现人才和选拔优秀栋梁。“初，君臣病无以知人，欲使类聚群游，以观其行仪，然后举而用之”就是这个意思。从现存资料来看，新罗花郎道的运作模式是“或相磨以道义，或相悦以歌乐，游娱山水，无远不至”。它之所以这么做，为的是使郎徒们培养道德意识和正义感，树立热爱国土、热爱家乡的爱国之心，培育互助友爱的团结精神，使之成长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还值得一提的是，花郎道通过这样的运作模式和修炼过程，对郎徒们进行了审美教育，使之培养健康的美意识，成为积极向上的人才。这样的教育方式在世界教育历史上是很少有的，它可成为研究朝鲜古代美育文化极其珍贵的资料。

再有，新罗花郎道富有很强的准军事组织性质。花郎道在新罗是一个全国性的结社形态。它国有花主，统管全国的花郎徒，下有各地的花郎，领导该地区的郎徒，其下还有门户，率领手下的徒众。许多文献显示，花郎道的郎徒们平时从事各种正常的事业和生产劳动，闲假时磨练道义，相悦以歌乐，游娱于全国的名山大川，锻炼身心，以备于国家之用。同时，郎徒们平时经常磨练武艺，一旦国家危难之时，奔赴疆场，变成勇敢的战士，为国立功。在新罗统一三国的历史过程中，花郎道的郎徒们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有战功卓著的将领，也有著名的战略家，更有勇猛无比的郎徒，金庾信、斯多含、金钦春、官昌、竹旨郎等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在新罗花郎道的精神修炼世界中，“徒众云集，相磨以道义”，占据着首要的位置。中国的传统典籍《易·系辞上》说:“成性存存，道义之门。”《管子·法禁》也道:“德性必有所是，道义必有所明。”其中说出了中国传统儒家的道义观。上述记录中新罗花郎徒们磨练的道义观念，并不限于这些内容。它不仅有儒家道德和义理之含义，还包含着正义、友爱、大公无私和为国家社会尽个体义务的意思。这种道义观念，在整个新罗花郎道的意识世界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应该知道，其中有东方特有的伦理内容，也有新罗花郎道独特的入世精神。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这一花郎道精神，演变成一种独特的国家精神，使其在统一三国的大业中发挥出不可磨灭的作用。

新罗花郎道在其“相磨以道义”、修炼个体意志的过程中，始终把滋养美意识和进行美育放在重要的位置，这在当时来讲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歌乐出自人的真情，而又能够欢悦人的性情。一首好的歌，一曲优美动听的乐曲使人兴奋不已，有激励人心的功用。美丽的自然山水能够使人陶冶性情，感悟生命的存在。同时，通过这样的组织生活也可以考察每个人的品德、才干和个体差异，从中发现优秀的人才。也就是说:“知其人邪正，择其善者，荐之为朝。”我们知道审美是人性最本质的属性之一。一个健康的、全面发展的人不可能没有审美情趣，因为审美是人的情感活动、情绪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这样才能为社会、为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

可知，真兴王及其他当权者们如此精心扶持花郎道，让郎徒门在各种社会实践中磨练意志、武艺和审美情趣，其初衷就是提供机会，发现人才和造就人才。显然，受国家勉励而建立的新罗花郎徒组织，不仅是年轻人滋养真、善、美的活动舞台，而且也是为国家养育和提供人才的宝库。所以金大问的《花郎世纪》说:“贤佐良臣，从此而秀，良将勇卒，由是而生。”这是对新罗花郎制度历史作用的极其中肯的评价。

的确，花郎制度的运行模式与新罗人的美学意识有密切关系。它重视人的内在善、外在美，重个性，重感情，重自然，重放达，重信义，重艺术。因此，这种人格品藻极具尚美倾向，因而也具有相当浓厚的美学色彩。在新罗社会中，这种人格品藻已形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如上所述，这一风气的形成与新罗真兴王时期及以后的国家人才制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新罗原来实行的是骨品制，这里的“骨”分为圣骨和真骨两种，其分法较为复杂，但这两种无疑都是王族和后族系统的后裔。这里的“品”分为6个头品，因而叫作六头品，一开始此6个头品都是由仅次于王族和王母族系统的贵族阶层构成，所以又叫作“得难”。这些情况显示，当时新罗的人才任用制度并不是靠个体能力，而是完全依赖于血统关系。随着新罗社会的快速发展，君臣们都感觉到这样的人才制度不能适应新的国家发展趋势，反而成为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出于这种发展的压力，到了真兴王时，在听取了朝臣和知识分子意见的基础上，乃提倡这一花郎道，以国王的名义和国家的立场上给予直接有力的支持。

新罗君臣对花郎道的这种劝奖政策，从正面表明纯血统关系的人才登用制度的结束和新的“唯才是用”的人才观念的抬头。新罗朝廷在新的人才政策观念驱使下提倡的花郎制度激发了全国大批年轻人的参与意识。朝廷一号召，全国“徒众云集”，纷纷投奔于相关地区花主门下，“相磨以道义”，“相悦以歌乐”，“游娱以山水”，“无远不至”。在这个过程中，一大批人才脱颖而出，成为了国家栋梁之材，使国家更加充满了向上的景象。

从文献记录看，新罗在真兴王时期确实实现了人才制度的转型，从唯血统意识转向“唯才是举”，由单纯尚德转向德才兼备。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才”意味着一个人德、才、体、艺各个方面的全面发展，于是重德重才、德才兼备成了朝野人物评论的主要基准。新罗王朝利用发展花郎道制度，果然发现和征集到一大批年轻有为的人才，这对在以后的历史过程中新罗统一朝鲜半岛起了重要作用。新罗王朝的这种新的人才政策，使花郎道事业越来越兴盛，而花郎道事业的发展，又促进了新罗王朝走向繁荣。从而全国花郎道团体之间的竞争和人物品藻之风愈演愈烈。这种人物品藻风气传递着一种社会健康向上的动态信息，也意味着这个社会或民族对人的审美评价机制的重视。

新罗人所奉行的选拔人才尺度无非有两种美的标准，那就是人物的内在美和外在美。在人物的内在美方面，新罗人要求具备道义、忠孝、爱国、爱人、热爱自然和牺牲精神；在人物的外在美方面，新罗人要求容貌美、行为美、善歌舞、精通武艺。认为这样的人才能效忠于国家，才能成为众望所归的栋梁之材。出于这样的人才观念，新罗王朝往往在花郎道的生活实践中观察和发现人才，并常常征询各路大臣和花郎们的意见，通过推荐或公议任用人才。一些花主或郎徒一经品题，即受国家或地方官署的重视，很快脱颖而出。

乃至其花郎道精神风行天下，使新罗社会的人物品藻之风大为兴盛。这种人物品藻之风，着实以人物内在的真、善、美和外在的容貌美、才质美为首要的品评条件。这样的人物品藻之风，无论是古代还是今天都具有浓重的审美色彩。在当时，这种人物品藻之风使新罗人的精神风貌焕然一新，也使新罗国家人才辈出，国力蒸蒸日上。

无疑，新罗人的人才观与其“人美”观有着密切的联系，认为人才必须人美，人美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人才。也就是说，新罗人以人美为美，而这种“人美”以人内在的真、善、美和外在的容貌美、才质美为核心。这样的人物品藻之风，真实地反映着那个时代新罗人的人物评价机制和思想文化风貌，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美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