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一世纪初叶以后，朝鲜古代三国高句丽、新罗、百济先后建立，结束了过去长期的诸多部族国家割据的局面。到了公元二世纪前后，此三国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生产力的解放，土地所有制的变化，三国间文化交流的加强，与周边国家海上贸易的活跃，加上半岛优越的自然条件，这些都大大促进了三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这时期的科学文化发展中，占重要地位的除了与农业生产、军事斗争、商贸活动等有直接关联的天文学、历学、气象学、地理学等以外，还有数学、医学、制造技术、建筑艺术等。特别是从公元二三世纪开始从中国传入儒、佛、道文化，给变革中的三国注入了新的活力素，使之在传统的基础上得到了重组、提振和快速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这种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们思维、创造能力上的进一步提高，便成为了这时期艺术思维和音乐舞蹈发展重要的客观基础。

朝鲜三国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其意识形态也先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乐舞”领域里，这时期出现的重要变化，首先体现在“巫”与“乐”的分离。三国进入封建社会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和文化的发展，人们的思想意识水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在生产和社会实践中，逐步加深对自然界和社会、人生的理解，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祖先那种朴素的原始世界观。尽管这时期的三国封建统治者在祭祀活动中仍然使用乐舞形式，以达到其祭神祀祖的效果，但人们更多地在一般生活中，以享乐、审美为目的进行乐舞活动。人们在艺术观念上的这种转变，是以当时一些无神论者们哲学上的进步宗教观为前提的。

朝鲜三国时期，还没有形成作为世界观的无神论体系，但批判和否定宗教迷信的无神论思想已经开始在一些人们的意识中形成。据《三国史记》，高句丽第六代国祖王之弟遂成在野时一度“戏乐无度”，不能自制，其弟伯固谏曰:“祸福无门，惟人所召。今子以王弟之亲，为百寮之首，位已极矣，功亦盛矣。宜以忠义存心，礼让克己，上同王德，下得民心，然后富贵不离于身，而祸乱不作矣。”^[2]太祖王九十年(142，东汉顺帝汉安元年)，京城丸都城遇较大地震，王梦见豹齿断虎尾，问于学者高福章，高回答说:“作不善则吉变为凶，作善则灾反为福，今大王爱国如家，爱民如子，虽有小异，庸何伤乎?”^[3]“吉凶在天”、“祸福关神灵”，这是上古朝鲜人一贯的想法，但高句丽人已对此不以为然，认为人的吉、凶、祸、福完全在于人本身而不在于天和神灵。在此可见，伯固和高福章断然否定既往的宗教迷信，以现实的观念解释现实的问题，标志着当时的高句丽人已经开始摆脱原始的宗教迷信世界观。

意识形态上的这种变化，在半岛的其他国家里也普遍出现。新罗真德女王元年(648)，王城起内乱，深夜大星落于城内，有些人认为此乃女王败亡之兆，女王更因此而惊慌失措。此时大将军金庾信见王说:“吉凶无常，惟人所招……知德胜于妖，则星辰变异不足畏也。”^[4]这就是说，人世间的吉凶祸福，不是取决于星怪、神灵的变异，而是取决于人自身的言行举止。也就是说，生活中的吉凶、祸福并不是由老天爷安排的不可抗拒的命运，而是取决于人们的主观努力。

朝鲜三国人在人生观上的这种转变，反映在歌舞艺术观念上，使其产生了一系列新的质的变化。他们把歌与舞从神秘的宗教祭奠仪式中解放出来，变成了世俗人生的一种享乐之具。也就是说，他们把“乐舞”从原始的祭祀仪式或巫术歌舞中分离出来，使之摆脱天或神灵的绝对控制，成为独立的一门艺术，让人通过它们达到娱乐和审美的目的。首先，进入三国时期以后音乐、舞蹈逐渐成为了王公贵族享乐的工具。除了祭祀仪式以外，音乐、舞蹈逐渐被广泛利用于宫廷燕会、王公贵族的游乐活动等方面。其次，三国时期的各国都建立了专门的音乐机构，如新罗的“音声署”就是其中之一。这些音乐机关专门为国家掌管有关音乐的事务，如宫廷乐队的管理、乐器和道具的制造、民间音乐的收集和整理等。还有，这时期的各国还先后出现了许多专门的音乐家，如高句丽的王山岳、新罗的于勒和玉宝高等就是其中优秀代表。这些都充分显示三国时期音乐的进步和发展水平。同样，朝鲜三国音乐的这种发展，也充分反映出当时音乐观念上新的转变和进步。因为任何一种文艺实践的进步，都由一种相应的文艺观念来相伴或带动。乐舞实践和观念上的这些飞跃，无疑意味着当时历史文化的进步和艺术上的新发展。

朝鲜三国时期是古典音乐的奠基期，也是有关音乐的理论观念开始胎动和萌发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专门谈论音乐艺术的言论很少，但三国时期对朝鲜古典音乐发展关系极大。这时期已相当发达的民间乐舞和宫廷音乐，可以说是为其后朝鲜古典音乐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朝鲜古代艺术诸领域中三国音乐的地位尤为突出，这大体与其所取得的实际成就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