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后，在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争中逐步形成的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先后进入了封建社会。在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封建体制的过程中，三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古代朝鲜，原有语言而无文字。据考证中国的汉文于公元前四至三世纪已传入朝鲜，但真正普及和使用汉字是在三国建立以后。大约于公元一、二世纪，中国的儒教开始传入朝鲜，到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372)设太学教四书五经和《史记》、《汉书》等，同年佛教也通过中国前秦僧人顺道传入高句丽，不久百济和新罗也相继接受了儒、佛。这些中国文化的不断传入，大大促进了朝鲜三国文化的发展。661年，新罗统一三国以后，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之后，王朝致力于强化政治、经济、文化的政策，国力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新罗王朝大力提倡佛教，同时也利用儒家思想作为巩固其封建统治的手段。王朝还派遣了大批赴唐求法僧和留学生，培养了一大批汉文学者和高僧。这些都为王朝文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三国的建立到统一新罗的灭亡，经历了900多年的时间。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朝鲜文艺得到了缓慢却稳步的发展。进入三国时期以后，由于统治阶级的重视和提倡，朝鲜的文艺逐渐摆脱了与宗教仪式的并存关系和自发的群聚娱乐形式以及音乐、舞蹈、诗歌三位一体的原始艺术性质，出现了专门从事音乐创作的作曲家和他们创作的歌曲，如高句丽的王山岳和新罗的于勒、尼文等是当时著名的作曲家，他们用自制的玄鹤琴、伽倻琴等，创作了众多的歌曲，这些歌曲广为流传并深受广大人民的爱戴。这时期的乐器外观精美，种类繁多，如高句丽的弹琴、掬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笙、横笛、鼓等，百济的筝、笛、桃皮筚篥、箜篌等，新罗的玄琴、伽倻琴、琵琶、大琴、中琴、小琴等都是这时期比较流行的乐器。所流行的乐曲根据其形式和内容分若干个类型，如会乐、辛热乐、突阿乐、枝儿乐、思内乐、尤息乐、碓乐、竿引、美知乐等。同时舞蹈也有专人创作，并配合乐器的演奏在各种场合演出，也根据内容和形式以及多种配乐曲分下辛热舞、上辛热舞、笳舞、思内舞、韩岐舞、小京舞、美知舞等类型。艺术在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开始，往往被统治阶级和上流社会利用和垄断。三国的统治阶级为其享乐生活，在宫廷里寄养了许多乐工和舞师，还专设了其管理机构。据记载，高句丽的乐匠头插鸟羽，身穿五色衣，新罗王宫有以笳尺、舞尺、歌尺等为名的宫中从艺人的官职，公元四五世纪百济把乐师、乐器传到日本。这些都说明当时三国的艺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了统一新罗，各门艺术在三国艺术的基础上，多方吸收中国音乐、舞蹈、美术中有益的营养，来发展自己。这时期的艺术比三国时期更加精炼和丰富多彩，这反映这时期人们所达到的艺术审美意识高度。

三国时期，已开始产生了作为独立的审美形态的文学。由于文字标记上的特殊情况，从这时起开始，朝鲜文学以两种线索发展，即汉文文学和国语文学。高丽金富轼的《三国史记》在提到公元一世纪高句丽使用汉字的情形时说:“国初使用(汉)文字时，有记事一百卷，名曰《留记》。”到了600年，高句丽婴阳王“诏太学博士李文真，约古史，为《新集》五卷”。在此之前，百济于375年由博士高兴编撰了《书记》，新罗于549年由居柒夫等撰写了《国史》，此外还有国别和作者未详的《古记》和《古史》。这些史书虽未保存下来，但从金富轼的《三国史记》和一然的《三国遗事》中所借用的材料可以推断，三国的历史散文、传记文学作品的数量与水平已相当可观。到了统一新罗时期，散文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金大问的《花郎世纪》、金长清的《金庾信行录》、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薛聪的《花王戒》、崔致远的《新罗殊异传》、佚名的《高僧传》和《鸡林杂传》等都是这时期寓言、传记文学的代表作。其中《花王戒》和《新罗殊异传》，以其生动的语言、妙趣横生的故事情节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

从三国到统一新罗，是汉诗逐步得到发展和繁荣的时期。公元前三至二世纪，中国的汉字传入朝鲜之后，以儒教为中心的中国文化不断涌入朝鲜，产生了深受中国《诗经》汉乐府影响的汉诗文。高句丽琉璃王的《黄鸟歌》、定法师的《孤石》、乙支文德的《遣于仲文诗》、新罗真德女王的《太平颂》等诗，以其鲜明的艺术形象、生动的语言和娴熟的技巧为其后的朝鲜汉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统一新罗以后，汉诗较之三国大有发展，各种艺术形式创新有余，表现出自己独特的成就。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和阶级矛盾的激化以及遣唐留学制度，“读书三品科”的设置，宫廷诗会、唐诗的积极影响，汉诗创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王巨仁、崔匡裕、崔承佑、朴仁范、崔致远等汉诗大家。

总之，从三国到统一新罗，朝鲜诗歌经历了由单纯到娴熟，由简略构思到构思丰富多彩化的过程。具体言之，三国诗歌:一，能对现实生活、眼前景物，作出细致的观察与深入的体会。二，能够自如的运用比兴手法，感物托兴，比物寓意，深入表现主体的情思。三，描写精细，刻画工致。新罗的诗歌:一，对生活的诸方面皆有兴趣，题材十分广泛和丰富。二，现实批判意识普遍得到提高，深入细致的描写意识、现实主义的精神大大增强了。三，通过纤细的心理描写，抒发内心的思乡爱国情思的爱国主义的题材大大增多了。四，讲究技巧，讲究法度，讲究格律，讲究句法，喜用典，驾驭诗思文字达到了十分娴熟的地步。

乡歌，即指三国时产生的新罗的国语诗歌。因为当时的朝鲜还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所以它原来是人们口头传唱的乡土诗歌。它之所以能够留传至今，是由于它被用“乡札表记法”记录了下来的缘故。所谓“乡札表记法”，就是利用汉字音、意标记朝鲜语的一种方法。三国时期，新罗的诗歌风气很盛，由于花郎制度的实行和“风流道”精神的提出以及佛教的普及，罗人把吟唱乡歌看作是一种严肃的文艺活动，并把它当作平时不可缺少的抒情生活的主要方面，特别是花郎徒和僧侣阶层，把乡歌当作其重要的一课。一然在《三国遗事》中说:“罗人尚乡歌者多矣。盖诗颂之类欤?”李承休在《帝王韵记》中，也叙述新罗社会上盛行乡歌的情形:“花朝月夕携手游，别曲歌词随意制。”至统一新罗时期，乡歌逐渐定型为十句体，其内容更趋丰富，形式更加精炼。从现传的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乡歌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新罗人渴望美好未来、热爱抒情生活的精神世界。

文艺思想来自文艺实践，是文艺实践的必然产物。综览从三国到统一新罗时期的有关文献，我们还没有发现直接记录当时论文艺见解的专文、专著。然而，理论概括的缺欠并不说明文艺思想的不存在，从文艺发展的实际情况看，文艺思想在其产生阶段往往被包含和反映在文艺活动和创作的实际过程之中。三国到统一新罗时期的文艺领域里，虽还很少出现专门的理论批评文字，但我们通过此间的文艺创作实际，可以见出当时人对文艺的各种思考、认识和见解。

三国时期的人们认为文艺有巨大的驱魔驱邪的功利作用。据一然的《三国遗事》卷二《水路夫人》中记载，新罗圣德王时的江陵太守之妻水路夫人是一位绝色美人，一次游海边时她被恶龙掳入海中，于是他的丈夫江陵太守聚集海边百姓反复唱起“龟乎龟乎出水路，掠人妇女罪何极?汝若悖逆不出献，入网捕掠燔之吃!”的歌谣，最后终于迫使海龙王归还水路夫人。作者在叙述众人吟唱歌谣以制服恶龙的过程时，借一位牵牛老人之口说:“那众口铄金，今海中傍生，何不畏众呼!”结果果然应验，海龙畏惧，终服众人类口唱。这种言灵信仰，在三国新罗人那里流行甚广，几乎处处可见。《三国遗事》卷五《月明师兜率歌》也记录了新罗景德王时，高僧月明师唱乡歌以退日怪的故事。新罗人的言灵信仰，不光是语言本身，还包括歌吟活动之功效。天上“二日并现”，实际上是一种天象变化的自然现象，但当时的新罗人将其联系于人间祸福，而且认为歌吟活动能够解除这种变怪之象。朝鲜古文献，还记录了诸多这方面的事象。这个故事听起来既悬乎又荒唐，但其中却蕴含着一种不可忽视的思想，即文艺有极大的实际功利作用的思想。

乡歌的作者们认为，乡歌——诗“能感动天地鬼神”^[1]。基于这种认识，新罗人大倡乡歌，乡歌成为了国中各个阶层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连身为僧侣的月明师也说:“臣僧属于国仙之徒，只能乡歌，不闲梵声。”(《月明师兜率歌》)新罗的统治者们大力提倡乡歌，就是因为看准了它在团结人民征服自然，保卫国家，统一大业中的积极作用。

统一新罗以后，文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学，比以前内容深刻，形式多样，特别是文学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出现了许多抨击统治阶级罪恶，批判社会非理，表现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这无疑是当时的人们对文学的认识进一步深化的结果。信忠的乡歌《怨歌》，薛聪(654—701)的寓言《花王戒》，王巨人的七古《愤怨诗》，慧超的《月夜》，崔致远的汉诗《寓兴》、《古意》、《蜀葵花》、《江南女》等一系列的作品都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这些作品表明，这时期的作者们把文学看作揭露阶级矛盾，批判社会罪恶，反映人情世态，抒发主观情感和爱国情思的重要工具。对文学社会功用的这些认识，是当时的人们文艺实践和文学经验的必然产物。

这时期的文学思想，还反映在对文学形象性特征的认识上。由于文学发展阶段的局限，当时的人们对文学的这一特征的认识，经历了由浅及深的过程。朝鲜早期诗歌如《箜篌引》、《迎神曲》、《黄鸟歌》等，多为直接抒情与叙事，较少在更开阔的艺术视野中去运用“比兴”手法来塑造形象，所以形式未免简单而内容单调。以后随着人们审美意识、艺术经验的积累和文学自身的发展，人们对文学以情感人、形象化的基本特征的认识逐渐有了普遍的提高，在创作实践中，锐意做到寄情思于具体细致的景物描写，寓思想于生动的艺术形象之中。创作上的这种进步与发展，正说明当时的人们在文学基本特征认识上的飞跃。三国后期开始，人们逐渐寻求更丰富的表现方法，自觉追求艺术技巧和形式美，以求在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中更好的表达主体的审美理想和思想感情。人们在创作实践中所进行的这种渐进的认识和思考，到了统一新罗时期已发展到了相当的地步，出现了不少情景交融，生动感人的好作品，崔承佑、薛瑶、朴仁范、崔匡裕、崔致远等诗人的一系列诗作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当时朝鲜人的上述文学思想，虽然主要反映在实际的社会生活和创作过程之中，还缺乏理论上的集中和概括，但它们无疑是当时人的文学审美意识和思想的表现，它们都是以后朝鲜文学思想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滥觞，有着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