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艺术审美观念的萌芽

朝鲜是一个具有悠远历史文化传统的东北亚国家。据古文献和考古学发现，朝鲜民族的祖先大约从50万年前的上古时代起便在以中国东北松花江流域和朝鲜半岛为中心的广阔地域繁衍生息。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他们经历了原始群、母系氏族、父系氏族等原始社会，先后出现了以地域性部落国家为中心逐步建立的古朝鲜、扶余、高句丽、挹娄、沃沮、濊貊、马韩、辰韩、弁韩等奴隶制国家。虽然经历了不断的迁移和吞并战争，但他们以共同的语言、习俗和相近的生活意识为基础，通过勤奋的劳作和建设家园，创造出了高度发达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明。

一开始，由于朝鲜没有自己的文字，书写生活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从中国传入汉字以后，她的文字纪录生活才成为现实。朝鲜有文字记载的文学史，开始于三国时期，但在这之前，口传艺术和文学早已产生，我们在众多文献里到处都可以看到它那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遗产。据出土文物的分析和后世的纪录，朝鲜上古人的文艺与生产劳动和原始的宗教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中我们可以品味出当时的朝鲜人那种朴实本真的审美情感和寻求心灵对话、灵魂表露的强烈意愿。

朝鲜原始宗教是一个神奇微妙而又异彩纷呈的意识形态领域，它记录了朝鲜先民向往美好未来、追求神圣、探索客观世界奥秘的艰难跋涉。朝鲜古代宗教，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这为其后的宗法性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朝鲜宗教还带有浓厚的多神信仰性质，它以社稷、日月、山川等自然崇拜为翼羽，以其他多种鬼神崇拜为补充，形成相对稳固的宗教思想文化体系。这种宗教思想文化体系，后来逐步演变成朝鲜古代宗法等级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观念基础，成为了维系社会秩序和家族体系的精神力量和慰藉朝鲜人心灵世界的精神源泉。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古代宗教与文学艺术从原始社会起就交织在一起，以后更形影不离，互为推动，成为值得我们研究的独特“风景线”。

现在能够看到的最早记录朝鲜三国之前审美艺术状况的资料有中国后汉陈寿的《三国志》。从此书较详细的记述中，我们可以见出当时朝鲜人艺术活动的一些端倪。《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扶余》条中说:“夫余以殷正月祭天，国中大会，连日饮食歌舞，名曰‘迎鼓’。行道昼夜，无老幼皆歌，连日声不绝。”《高句丽》条中还说:“其民喜歌舞，国中邑落，暮夜男女群聚，相就歌戏。以十月祭天，国中大会，名曰‘东盟’。”《濊貊》条中又道:“常用十月节祭天，昼夜饮酒歌舞，名之为‘舞天’。”以上是雄居于朝鲜北方的各个宗族国家的活动记录。对生活在朝鲜半岛南部部族国家的艺术活动，其《马韩》条中说:“马韩常以五月下种讫，祭鬼神。群聚歌舞饮酒，昼夜无休。其舞数十人，俱起相随，踏地低昂，手足相应，节奏有似铎舞。十月农功毕，亦复如之。”《弁辰》条中亦云:“俗喜歌舞饮酒，有瑟，其状似筑，弹之亦有美曲。”从上述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下几点事实:一、古代的朝鲜民族热爱歌舞。人们不分“男女老幼”，不分“行道昼夜”，“国中邑落”，“群聚歌舞饮酒”，歌舞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二、这些歌舞与宗教意识和活动有密切的关系。人们以“迎鼓”、“舞天”、“东盟”等为中心的“祭天”仪式，就是当时的“天神”崇拜活动，它与歌舞相伴，有着浓厚的原始色彩和浪漫情调。三、这些歌舞也与当时人们的生产活动，特别是农耕生活有密切的关系。“正月祭天”、“五月下种讫”和“十月农功毕”时的“祭鬼神”活动，都反映着人们祈求年内太平、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和答谢天神赐福的敬天心理。此时的歌舞相伴和狂热的浪漫情调，就是这种美好愿望和敬天心理在艺术上的表现。四、当时的朝鲜民族已经使用了“瑟”这样的高水平的乐器，并能弹奏起优美的乐曲。五、当时的艺术活动，往往是以群体的方式进行的。

公元前8世纪左右，上记各个部族国家已进入阶级社会，社会生产力和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比原始社会有了质的飞跃。然而上述事实告诉我们，当时人们的艺术活动尚带比较浓厚的原始色彩。古代朝鲜人的宗教观念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即原始人的“动物图腾”崇拜→氏族社会人的“祖先”崇拜→父系氏族社会人的“太阳神”崇拜→奴隶社会人的“天神”崇拜思想的过程。这些过程的变化是伴随着生产力和人们对世界认识水平的发展而进行的，是由低到高的宗教意识的变化过程。但朝鲜奴隶社会的生产力和人们的认识水平还极其有限，其“天神”崇拜也是人们未能以自然原貌来理解天，而是幻想出一个超自然的“人格神”，并认为它是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者。这里明显地反映着阶级社会的印记。恩格斯在1846年10月18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指出:“最初的宗教表现是反映自然现象、季节变化等等的庆祝活动，一个部落或氏族生活于其中的特定的自然条件和自然产物，都被搬到了它的宗教里。”这些话表明:科学认识产生于生产实践和生活本身的需要，出于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科学认识和活动在其最初是伴随着宗教活动一起进行的。作为具有重要审美功能和认识功能的艺术，当它发展到离开与生产的血肉联系而具有认识功能的时候，当然也同样具有这这种特点。因为这时期人们宗教观念中的真幻与艺术活动中的真幻，宗教的万物有灵观念与艺术上通过幼稚的联想、想象而追求虚幻的魔法神力，宗教的狂热与艺术的狂热等，往往是互相搅渗在一起，互为因果，互为驱动力。在生产力及对世界的认识水平尚不太发达的奴隶社会中，这种现象也到处可见。古朝鲜的《檀君神话》、辰国的“敬天传说”以及扶余、高句丽、濊貊、马韩、弁辰人的“祭天”歌舞活动就是如此。在这些“祭天”歌舞活动里，人们对天神的虔诚与狂热敬仰，对艺术的极大喜爱与热烈追求以及劳动的喜悦与对美好生活的企盼等，都是搅合在一起的。在这里，天人互相感应，宗教与艺术互为驱动。

据至今的记载，我们还很难看得到当时人所唱歌谣的内容和所跳舞蹈的形态，但事实表明古代朝鲜人的歌舞是自创自演，自演自赏的。“行道昼夜，无老幼皆歌”，“群聚歌舞”，“昼夜无休”，真可谓人人是歌唱家、人人是舞蹈家。与此相应，当时的人们对这些歌舞的感受，也是在现实的感觉把握与幻想的超感觉的矛盾中存在和发挥的。在歌舞的进行过程中，人们如醉如狂的情感表现，并非全出于宗教的狂热。据人类艺术的产生和发展规律，人类艺术经历了从与生产劳动实践的血肉联系到自觉的艺术审美活动，到独立的较高级或高级的艺术活动阶段。古代朝鲜人当然也同样经历了这种过程。从对狩猎劳作过程的直接吟唱到后来抒情性很浓的歌谣，从对劳作过程直接模拟的舞蹈到后来专门性的踏歌舞创作，这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同样，随着艺术形式和内容的发展，人们的艺术冲动也经历了由低到高、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以致成为生活中习惯性的创作“欲望”。这使得人们在对艺术的“再实践”、“再认识”和对未来的向往中，发生情感上的激励、喜悦、哀痛和怜悯等复杂的变化，直至七情六欲几乎都尽情地发泄一通而后快。所以他们的这种歌舞既是表情的，也是最现实的，只是把那种极其强烈的现实感用狂热的艺术情感遮盖起来罢了。

艺术审美观念是人们积累和概括艺术经验的产物。我们已知道，古代部族奴隶制国家时期朝鲜人的艺术水平已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人们在正月和春播秋收后的“群聚歌戏”、“歌舞相伴”和乐器的发明和运用，正说明着当时艺术活动的普遍性和艺术审美意识的提高。人们狂欢时的歌舞，其中就有乐、有歌、有舞，有歌就有歌词，歌词就是诗。在这里，歌、舞、诗是三位一体的。即使它们粗俗、简单、浅薄，但神秘中却充满了活力，从中“我们发现一切高级形式的抒情的萌芽”(H·维尔纳语)。值得注意的是，艺术审美观念不是突然地出现于艺术实践之外，而是孕育于艺术实践活动中，只是比艺术实践要来得晚一些，作为艺术实践活动的必然产物而存在。当然，在如醉如狂的艺术活动中，在歌与舞完美结合的时空维度中，在乐器、歌和舞的发明、创作过程中，一种愈来愈丰富和发展的艺术审美观念悄悄地萌芽和极其缓慢地发展起来。

三国时期，是朝鲜古代社会又一次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部族贵族没落，部族联盟体国家解体，几股新的社会力量兴起，先后确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制度。三国时期初，各国在意识形态上仍然沿用部族联盟体国家时的思想文化，那些天神、日月神、山神、海神、祖上神等多神崇拜和巫祝信仰还在广泛普及，成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的思想意识形态。随着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的建立和发展，这种状况已基本不能适应新的社会需要。新的社会力量，新的国体，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文化。自三国初开始，伴随着极其复杂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各国不断改造旧传统、旧有信仰观念，摸索一种新的统治理念。

三国时代前半期，尽管各国统治阶级为了适应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和提高国民的凝聚力，实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但仍然不能忽视那些过去部族联盟国时期的残存势力和地方部族割据残余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重视利用宗族、宗法纽带关系来维系王族、王妃族、大贵族之间的关系，以及统治集团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所以在其意识形态中，过去的祖先崇拜、始祖神话仍有重要意义，立神坛以祭祖、祭祖先神也依然是王室和上层统治阶级重要的仪式活动。然而这些都不是唯一的政治行事，随着三国统治机构的日臻成熟，一系列新的意识形态逐步出现，对各国的政治生活产生着重要影响。

从中国传入的儒、佛、道文化，丰富了三国的意识形态，给传统的思想文化注入了崭新的营养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三国传统的固有思想文化已经彻底消失。它们在人们的意识世界和行为规范中，也不是唯一的主宰。在三国文化中，最高主宰有时还是“天”或“帝”(“上帝”)。而这时的“天”或“帝”，并不是从前那种原始观念的象征或某一部族和宗族的祖先神，而是超越所有部族和宗族神的至上神、主宰一切的无上权威。从后代文人搜集、记录下来的诸多神话、传说看，它不像朝鲜早期的“天”、“帝”那样，无所不在，无所不管，而是至高无上，授天命于天下称职的统治者，并随时监察人间世界，惩处那些违背天意的统治者。勿庸置疑，这种“天”、“帝”已在相当程度上被抽象化、人格化了，它们已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宗教神的性格，近似于人间道德与公正的化身。三国社会愈往后发展，对神的依赖就越少，人的行为和人际关系的准则就越重要，治理国家的方略和思想的统一也就越来越重要了。在这种情况下，从中国传来的儒、佛、道文化，像及时雨一样，给处于历史大转变时期的朝鲜三国提供了现成的、新鲜的精神食粮。

朝鲜三国时期，是文学逐渐摆脱萌芽状态开始初步发展的时期。这时期的朝鲜还没有产生自己的文字，一般的书写生活都用汉字，但它毕竟不是本民族文字，再加上当时来说汉字涩漠难学，远没有普及于社会，掌握和使用汉字的人局限在上层的一部分人中间。即使是这样，汉字的使用给朝鲜的书面文学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和实际条件。尽管三国人只是借用汉字，但它标志着朝鲜古代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文字为之提供了书写的基本前提，也为本民族有形文学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值得注意的是，汉字的使用逐步促成了朝鲜初级阶段的民族文字——吏读、乡札的诞生，使人们用本民族语言进行文学创作变成可能的事情。所谓的吏读、乡札，就是利用汉字的形、音、义来标记朝鲜语的一种文字方法。尽管这种语言标记方法，用起来不是很顺当，但它还是让三国开启了自己国语文学的先河。当时和后来新罗人大量创作的乡歌，就是用这种特殊的乡札标记法写出来的。这是朝鲜民族自己的第一批国语文学创作实体。

三国的鼎立局面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汉字、乡札标记法的利用，为这时期的文学提供了新的基础。三国时期的文学，主要可分为散文和诗歌。首先，对散文而言，这是三国社会文化进步和运用汉字的产物。三国之中，高句丽的发展较早于百济和新罗，书面文学在它建国之后便开始产生。据文献记录，公元前后也就是高句丽国初就已使用文字，有人用汉文记事一百卷，名曰《留记》。600年后，高句丽婴阳王命太学博士李文真将其缩编为五卷，名曰《新集》。从中可知高句丽使用文字之早，以及治史文化发展概貌和国家文史体制发展历史之一斑。稍后的百济，文化迅速发展，公元三世纪后半期，汉文化通过百济陆续传到日本，使日本统治阶级对百济发达的文明仰慕不已。271年以后，先后由辰孙王、阿直岐、王仁、段阳尔、高安茂等一批百济的文人学士，带着大量的儒家经典和文物、科学技术去往日本，为当时日本的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百济博士王仁被推为日本汉学的始祖和为日本文字的创制起决定作用的人。到了四世纪，百济的统治阶级也开始重视治史文化，于近肖古王三十年(375)命博士高兴撰写《书记》，以记录和编写百济建国以来的历史。此外，百济武宁王陵出土的铜镜铭，百济近肖古王于369年赠倭王的《七支刀铭》等，也充分说明百济的汉文散文水平。新罗的文字生活稍晚于高句丽和百济，经过长期的知识准备过程以后，于真兴王四年(543)开始修撰《国史》。据文献记载，真兴王根据伊飡异斯夫的建议，命大阿飡居柒夫等“广集文士，俾之修撰”。这一记录表明新罗王朝也非常重视记史事业，当时的新罗国内已培养出了大量文士，汉文化在新罗已经相当普及。

可惜的是，除了一些铭文短篇以外，那些历史记录文献一无所传。我们不可能知道它们的内容和形态，只能估想他们是根据三国王室史官保存的记言、记事综合编撰而成的历史巨著，应当认为，其中记录了上古至三国时期极其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和历史演变过程。至今保存下来的三国时期的散文，有一些碑志文、外交表奏文、铭文、书牍、祭文之类，让我们有幸能够了解当时文本的形态和内容。

从文学的角度来考虑，作为朝鲜最早书面记录的这些官方文书和金石文，亦应视为朝鲜古代散文。其中的外交文书和书牍之类，虽是王室给国外皇帝或汗王的书信，但他们并不只是直录口语或简述公务。在当时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为了说服对方结好相助或打动对方收敛贪婪野心、放下屠刀，往往动用多种写作手法去感染对方。这些文章往往言近意切，构思巧妙，具有一定的生动性，可以算作散文一类。其中的一些碑志文，写法上更趋成熟，充分显示出当时三国人的汉文驾驭能力。如高句丽的《广开土王碑铭》，动用大量篇幅写出了高句丽第十九代广开土王(391—413在位)一生的光辉业绩，可称作三国时期碑志的代表作。全文篇幅宏大，文理拙朴，风格奇古雄浑，充满了对高句丽民族历史的自豪和对一代英主广开土王的仰慕之情。三国时期的这些散文，无论从写作精神上还是从文笔手法上，都对后来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古朝鲜和三国时期的文学中，诗歌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这时期的诗歌，主要有属于朝鲜民族传统诗歌形式的乡曲、乡歌、民谣和汉诗。由于当时文献的缺传，今天可看到的当时诗歌作品极其有限。想必当时急剧变化发展的生活环境中，古代朝鲜人民的抒情生活一定是非常丰富多彩的。所谓的乡曲，是当时人相对于汉曲、唐乐而称呼的概念。乡曲又称俗乐或乡乐，它的词曲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人的思想感情。这种乡曲被大量地创作，但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其词大都散逸，如今只能看到其题解和逸话。

乡歌，也是当时人相对于唐诗而称呼的朝鲜固有的国语诗歌形式。在当时还没有出现朝鲜自己的正规文字的情况下，乡歌的作者们利用乡札标记法，即利用汉语的词语和音、义、训构成自己民族独特的文字，来抒发自己喜、怒、哀、乐之思想情绪。从如今幸存的几首三国时期的乡歌中，我们可以感受其丰富的内容和优美的韵律。乡歌的这种艺术精神一直延续到统一新罗时期，其内容和形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众多的乡歌诗人和优秀作品。

这时期的汉诗，散见于朝鲜和中国的一些文献记录，所幸存数量极其有限。这时期的汉诗作者，主要是当权阶层的人士和上层知识分子。这些汉诗在内容上真实地反映出了长期处于严峻的国际环境和三国并立矛盾中的人们的生活心态和思想感情。从艺术上看，这时期的汉诗已经表现出了非常纯熟的艺术形态和境界。

总之，从古朝鲜至三国时期的文学，是在朝鲜民族自身的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时期的文学，尽管尚处于整个朝鲜文学发展流向中的初级阶段，但它还是在各个方面取得了某些积极的成就，其中的有些作品，如《箜篌引》、《遣于仲文诗》等，已成为了享誉国内外的千古绝唱。这时期的文学所取得的成就中，像乡曲、乡歌这样的本土、本乡的作品，作为民族文学的厚实基础，为后来国语诗歌的形成和发展，乃至汉文诗歌的民族化，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