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朱熹比较文学批评研究
“朱熹在论文时即主直口说出，不事雕琢，但在论诗时，其境界又同中有异。”[35]朱熹论文确实喜欢说出的文字，并喜欢在比较中赞扬和批评，如他论用字，倡导词浅意深。
欧公文章及三苏文好处，只是平易说道理，初不曾使差异底字换却那寻常底字。[36]
朱熹实际上是将欧公和三苏的文章与当今的人比较。将“差异底字换却那寻常底字”正是当时的时文之弊，以故作姿态、玩弄文字游戏来掩饰自己的思想浅陋。朱熹一针见血，不但在当时有针砭时弊的意义，[37]在我们这个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也同样有警世的意义。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他对欧、三苏文均称扬，对照其批评三苏，可见是站在不同角度而论。
文章到欧曾苏，道理到二程，方是畅。荆公文暗。[38]
这就是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充分肯定了欧、曾、苏和二程的优长，一偏于艺术，一偏于思想。这样，他比较的范围也更加广大了，把文学家和理学家作了一个鲜明的对照和比较，指出其各有千秋，也是相当幽默而深刻的。朱熹在文学比较研究方面也是非凡无比的。上述两小节文字总共只有45个字，但却能从前贤与时文的比较到前贤文学家与理学家的比较，简单明了，一语中的，入木三分，值得我们学习、学习再学习。
朱熹在作比较的文学批评时，喜欢用“好”字，如他说:馆职策写的人不会少，朱熹认为陈无己写的好，言外有比较之意。李清臣文饱满，是总体评论，而后又着重指出他的杂说有非常好的见解和议论。如果不认真阅读大量原文，进行纵横两方面的比较，是不可能下这样的结论的。同时他强调思想内容的正确、深刻，又是一证。其语言简炼、畅达，言外之意很多。
《馆职策》，陈无己底好。
李清臣文饱满，杂说甚有好议论。[39]
朱熹的比较文学研究有时候是一种直觉领悟，含义深刻。钱穆说:“朱子亦多就文论文语，所论率多著眼于文章之神理气味。”比如说六一记菱溪石，东坡记六菩萨，都有寓意，防人取去，但又说气象不类如此。[40]说明这种感受式的批评并不完全肯定，仅供参考。朱熹批评文学研究文学，尤其是与学生讨论文学时的话大体带有这种直觉领悟的特征。但含义极其丰富，《语类·论文》有一段朱熹与人讨论的文字总计不过300多字，所包含的内容却十分丰富复杂。一、看东坡的文章不能用道理来衡量，也不能全篇吸收，只管汲取他最好的方面就行了。二、东坡、南丰文章说得透，但不如欧阳文章含蓄无尽，意又好。三、南丰秘阁诸序文字好，《峻灵王庙碑》则无见识，《伏波庙碑》也无意思。四、闲戏文字容易写得好，雅正文字不容易写得好。五、东坡让侄子学习他们早年应举的文字。六、人老气衰，文亦衰，但也有例外，可是无论如何，人老了脑子不够用，总有照管不到之处，等等。试看今日文学研究的文章，套话说了半天，还不知道他究竟想说什么?有的根本无见识，在那里胡说八道，有的根本没有看原著，在那里抄人家的东西。许多有能力的人也迫于时代潮流，似乎文章不拉长不算本事，这样的文章看了叫人头疼，或者根本没有人想看。研究朱熹文学之思想，我们要首先向他学习，打破形式主义，要有真知灼见，否则就不要说那些套话空话废话。另外，朱熹还在比较研究中使我们了解到文章实际情况的复杂性。他对文学的比较和探讨，细致、深入，非常人所能及。首先，作为批评家的境界要高，“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其次必须要知识渊博，有相当全面的知识结构，对文中所包含的历史文物典章制度、自然地理天文军事等等有足够的了解。第三，还必须有丰富深广的生活阅历，以使自己对文学中的生活情境较为理解和认同。最后，才能谈到对所批评的文学对象必须十分熟悉，了如指掌。否则，无的放矢，是决不能有成效的。朱熹作为文学批评家评点作家作品，往往一针见血、入木三分，这与他本人之创作经验丰富并且具有典范性有深刻之关系。莫砺锋对朱熹诗歌和散文有深切之研讨，认为朱熹诗歌“无意求工”而诗风清远，诗情与理趣融合无间，散文风格则是:“周详畅达”，气势非凡，“简洁明快，质朴平正”[41]。
朱熹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提倡学习经典文章，在比较中确认各人有各人之优长，要学好的。说“东坡文字明快”是相当高的评价，扼要地抓住了东坡文章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评老苏文则用“雄浑”一词，是把握了老苏文章内涵丰富曲折而又气概非凡过人的底蕴的。在谈到欧阳修、曾巩、韩愈的文章时，朱熹用了一句“岂可不看”的反问词，表达了他的崇高评价。对柳宗元的文章则说虽不全好，也应该选择了看。比这几大家差的文字就不一定看了，恐怕降低格调，影响效果。又说班、马、孟子，则是大底文字，其评价似乎又高一筹。我们不能不承认朱熹的眼光是独到的，他评价的数人早已被历史的实践证明是不朽的文章大家，其比较各家的微妙差异也都被证明是正确的。钱穆称“朱子以理学大师，而于仲舒、匡、刘、杜、谷儒者之文皆致不满。有论仲舒文尚在司马相如、扬雄之上。此等处，皆见朱子论文学之独具只眼处。”[42]此论深刻有力。
朱熹在比较文学研究中认为各家之长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学习。
或言:“陈蕃叟不喜坡文，戴肖望不喜南丰文。”先生曰:“二家之文虽不同，使二公相见，曾公须道坡公底好，坡公须道曾公底是。”[43]
朱熹还比较东坡、南丰、欧公文，认为东坡文和南丰文“说得透”，而欧公则“不尽说”，有“含蓄无尽”的特点。从欣赏的角度来看，由于个性的差异，教育环境的不同，对文学的认知和审美是必然有偏好的。朱熹从更高的层次认为东坡、南丰两位大家各有所长，倘若相见，必会互相欣赏、互相学习。他的这种比较甚至超出了文学的范畴，对破除“文人相轻”的传统旧习有针砭意义。张健指出朱熹比严羽“格局宽敞得多——即使黄诗也不无可学之处；他决不是教人唯李杜是从的”[44]。亦可印证上述朱熹主张各家互相学习之理。朱熹在比较具体的文章时，显示其用词上有绝对化倾向。比如他赞成刘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极图》、《西铭》、《易传序》、《春秋传序》。[45]实际上，他仅仅是为了强调某一方面的意思，并不意味实际情况是如此。如刘子澄说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只是为了突出《太极图》、《西铭》、《春秋传序》、《易传序》这四篇文字实在是好，并不能说除此之外其它都不好。因为紧接着就谈到张才叔《书议》好，《自靖人自献于先王议》、《舜不穷其民论》、《易义》都是好文章。语言的局限性无处不在，尤其是说出的口语更容易引人误解。对杜诗的评价也是一样。如果单从字面看，好象他对杜诗评价很低。实质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如同对待苏轼的态度一样，当他从道的观念出发，结合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境，就会用一种理想主义的文学观来衡量作家作品。他在这里推崇的文字都比较符合这个方面的要求。杜诗的爱国忧民精神渗透在他的“大部小部无万数”的全部诗集中，但全部诗集中的作品并非都集中体现了杜甫爱国忧民的思想精神，甚至更多的是日常生活的应酬之作。所以此论在朱熹当时的实际处境中实在也是正常的事。但他曾想作《杜诗考异》而未果，这说明他对杜诗的整体态度和评价并不低。我们研究朱熹的文学思想，必须从具体材料、具体情境来客观地加以分析，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对朱熹说的任何讨论文学的话都不必回避，才能全面系统辩证地看到他文学思想的丰富性、复杂性、辩证性、矛盾性及其内在的统一性。
朱熹评论李杜没有明确比较，由于客观上批评杜甫较多，引发后世学者评论:“朱子认为李白诗都是好的。”[46]言外之意，朱熹在李杜之间有所轩轾。其实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朱熹对其他各大家之作品比较批评亦不可只看表象。
例如，朱熹从自己独特的角度，对韩愈、欧阳修、苏轼等文学大家的创作进行了具体的比较和批评。“说得透”并非贬词，是说文章说理透彻，使人一目了然。但朱熹更欣赏欧阳修“含蓄无尽”的风格，不但意思好，而且言外之意令人回味。朱熹对具体的文章往往用一句话作总体的评价，如说《峻灵王庙碑》无见识，《伏波庙碑》亦无意思。《潜真阁铭》这般闲戏文字便好，雅正底文字便不好。如韩文公庙碑之类，初看很好读，但仔细点检，疏漏很多。朱熹在此时用词容易引人误解。如说“闲戏文字”与“雅正文字”，并非那文字是闲戏的或者是雅正的，而是说那自由表达思想的文字与循规蹈矩的文字。《潜真阁铭》表达的是一种时代的价值观，是个人情感思想的流露，所以真实动人，好；而庙碑之类是正经文字，必须规规矩矩，按某种模式来写，所以不容易好。[47]不真实的东西当然经不起仔细推敲。再比如，朱熹比较欧、苏、黄、范等人作品，意思很复杂，并非说老苏文章胜过东坡，东坡文又全胜过子由。但朱熹认为在总体上来说，苏辙的文章远不及其父兄。后面朱熹高度评价了苏黄门的《古史》，说此书尽有好处。并举例说《庄子》中三四篇讥议夫子处，黄门认为决非庄子之书，乃是后人截断庄子本文掺入的。[48]朱熹认为在这方面苏辙考据甚精密。从实际情况来看，《庄子》中这几篇也相当鄙俚。朱熹的比较研究是随口说出的，难免有语言上的局限，但我们仍然能够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在比较中可以看出结构的异同，而在结构的研究中可以发现文章的真伪，这些讨论，对人的文学鉴赏力的提高是很有促进作用的。同样的风格也可以比较出细微的差别来。如平谈，其中自美丽是一种平淡，偏向于枯淡无味也是一种平淡，这对我们研究文学之思想艺术的严密和精确是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的。如朱熹批评东坡《欧阳公文集叙》，对它自身的优缺点作了比较。论他的“文章尽好”，但说道理便首尾不相应了，是论文章的结构缺少内在的平衡，跟逻辑性有关。可以看出，他的比较深入文章内涵，很严密，很细致。后面批评《温公神道碑》也是如此。由于内在的逻辑性受到了挑战，自然会觉得他一段中欠了句，一句中欠了字。他对苏轼的创作心态也作了扼要的描述，可以加深我们对朱子批评的认识。他比较二苏，很有意味:“黄门之文衰，远不及，也只有《黄楼赋》一篇尔。”[49]显示了他有点绝对化的语气，虽然在本质上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而且是迈越时流的深刻见解。后面一段对《古史》的正面肯定，又给人另一种相反的印象，其实，他都是就不同的方面和侧面加以比较评价的，并不矛盾，是一分为二的辩证思考。
朱熹的比较研究和鉴赏本身就是复杂辩证的，我们必须联系上下文、上下篇，甚至他全部的文学言论，综合地加以探索和分析，才能得出较为客观、准确的结论，有些是现在还无法下一个定论的，我们只能把实际情况客观地介绍给公众，让大家自己去思考和鉴别。
钱穆说朱熹文学评论“推而通之既欲极其广，分而别之，又必极其严”[50]。下列一则比较研究资料可为具体之证。这是他对一些不知名的诗人作比较的例证。记录下来的并不多，在实际生活中可能这些讨论会多一些。但往往可能是对著名文学家的讨论记录得更全面、详尽。
觉范诗如何及得参寥![51]
“朱熹谈诗的言论大多是随意性的点评，兴之所至，言即随之”[52]。朱熹比较张文潜与崔德符诗歌说:
张文潜诗有好底多，但颇率尔，多重用字。如《梁甫吟》一篇，笔力极健。如云“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挈庸儿是天意”等处，说得好，但结末差弱耳。又曰:“张文潜大诗好，崔德符小诗好。”又曰:“苏子由诗有数篇，误收在文潜集中。”[53]
朱熹首先认为张耒诗好的多，但用字比较随便，多重用字。在气概上，朱熹称赞他“笔力极健”，如说“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挈庸儿是天意”相当有力，但到结束时便比较弱了，显得结构上不甚平衡。在比较张文潜和崔德符的诗时，朱熹从较宏观的角度认为张文潜大诗好，崔德符小诗好。朱熹在潜心研究后还发现苏辙有几首诗误收在文潜集中。朱熹之喜欢作比较随处可见，而且根据不同文学体裁来比较。对同一诗人所具有之优缺点作的比较对创作者很有启发意义。
朱熹比较李白与陈子昂诗歌创作说:
李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也。《古风》两卷多效陈子昂，亦有全用其句处。太白去子昂不远，其尊慕之如此。然多为人所乱，有一篇分为三篇者，有二篇合为一篇者。[54]
此有深意可寻，首先说明李白学习陈子昂诗的事实，甚至有全用其句的，其次说明李白对子昂的尊慕，再次鉴别出诗为人所乱的情况。在另外的场合，朱熹对李白学习陈子昂的事实也加以强调:
张以道问:“太白五十篇《古风》不似他诗，如何?”曰:“太白五十篇《古风》是学陈子昂《感遇诗》，其间多有全用他句处。”[55]
学习前人的优秀作品对创造出新时代不朽文学是何等的重要，没有学习，就没有创新。太白五十篇《古风》学陈子昂《感遇》诗，其间多有全用他句处，但由于自己的创新，思想内容有自己独特的体验，故绝不影响其诗歌的价值。同时也证明了李白作为诗人风格的多样性。张健批评朱熹论李白古风之模仿陈子昂，竟说“多有全用他句处”，其实并非袭其原句，而是套他的句意句法。[56]这个问题较为复杂，朱熹两次说到“全用他句处”，语气很肯定。究竟是朱熹语言表达不准确，还是研究者没有找到实例，或者是学生记录差误，需要进一步研究。
朱熹发现“人老气衰”文章也跟着衰，这是对一个作家之作品随年龄变化而变化的比较。朱熹在认真思考比较后发现“人老气衰”文章也跟着衰了。如欧阳公作古文，力变旧习，在文学史上的功劳是众所周知的，但到了老年照管不到，为人家作诗序，用四六对偶文体还是五代文习。东坡晚年文章虽健，不衰，但同样有疏鲁的地方，《南安军学记》是海外归来后作的，其中有“弟子扬觯序点者三”之语!“序点”是人姓名，其疏如此。[57]这些讨论证明了从总体上来说，是人老气衰的，但也有少数人老气不衰、文亦不衰的，但由于毕竟年纪大了，不如青壮年时期照管周到，文章疏鲁是难免的。上述朱熹谈写作与年龄的关系，张健不太赞同:“但古今多少弥老弥醇的文家，岂因朱子的一番经验谈而改观?”[58]张说有理，例外的情况总是有的，但朱熹的议论很复杂，大体符合写作学的生理状况，毋庸置疑。
朱熹论杜诗前后不同，这在学术界有争论。但证明一个诗
人在不同的年龄段，诗风等等可能有不同。他说:这是对一个作家创作本身前后变化的比较。看来，朱熹对杜诗初年和晚年的诗是有明确不同的意见的。初年是“甚精细”，晚年是“横逆不可当”。初年诗“分明如画”，晚年诗“只意到处便押一个韵”。这与杜甫本人的境遇、身体心理健康状况肯定有关系。因为朱熹对杜甫夔洲以后诗歌之批评，“朱熹对李白的推崇，似尚超出杜甫”[59]，实质并非如此，朱熹只是就杜甫创作前后进行批评，无与李白比较之意。
杜诗初年甚精细，晚年横逆不可当，只意到处便押一个韵。如自秦州入蜀诸诗，分明如画，乃其少作也。[60]
有时候，朱熹把宏观的文学发展的历史作一种探索性的比较和分析。比如他说:
如苏颋着力要变，变不得。直至韩文公出来，尽扫去了，方做成古文。[61]
这就是中国文学史上经常出现的以复古为创新的策略，实际上也是一种继承、发展和创造。但是，创造是不容易的。韩愈“亦止做得未属对合偶以前体格，然当时亦无人信他。故其文亦变不尽，才有一二大儒略相效，以下并只依旧”。文学创造之艰难，于此可见，而个人之奋斗若不是与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结合起来，是必然孤立而终致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