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研究文学、批评文学，不放过一字一句的小节，不放过一字一句的音韵，不放过对文中事典的正确认识和理解，这些都是理解文学的前提条件，他给予了足够的重视^[9]。然后，进一步从语言形象深入到思想意蕴的内部，探幽烛微。他提倡不要以自己的一己之见，代替文中的客观思想，要尊重客观的文学描写所反映的历史内容。作为批评家，还要以深刻严整的眼光，看出文学中的缺点和错误，无论是思想方面的，还是艺术方面的，这是对历史和社会应有的负责态度。朱熹还提倡联系社会影响、全面地批评一个作家、全面地评价一个作家的具体作品，都是相当深刻独到的见解。当然，他本人评论作家作品，也存在绝对化的倾向，其因素非常复杂，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探讨。但他的文学批评的本质一旦被我们抓住，就可以比较容易地澄清这方面的误解和混乱，得到一个比较全面、客观、准确的看法。

人类文明的进步过程不可避免地要有合理详尽的分工，不但要充分地体现人性的正当追求，也要限制人的不恰当、不合理的人生欲望，以使人人生存的幸福快乐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文章文学在朱熹看来必然是自然和社会之道的形象流露，所以，从天地万物、帝王政治到男女饮食、天伦之乐都是文学所反映的对象。而要全面客观正确地欣赏和理解文学是相当困难的，就像全面客观正确地欣赏和理解社会本身一样。一个国家和民族，一个时代的人民对传统和现代文学理解的程度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成败，关系到一个时代人民的生活质量，我们是不能不加以十分重视的。朱熹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非常值得后人重视。

朱熹学识渊博，其编撰书籍见于正史记载的就有《论孟集义》、《孟子指要》、《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仪礼经传通解》12种之多。^[10]所以他的许多文学讨论作为一种文学思想的表达，不同于专门研究某家某派的文学，因为是随口说出，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想象联想性特别强，时间和空间的跨度很大，可以从古代一下子拉回到现代，可以从司马迁一下子联系上苏轼，可以从《楚辞》一下子联系到今人时文，也可以从杜甫的早年诗歌联系到中晚以后的诗，是极其自由的讨论，没有八股的模式，没有开头和结尾的结构，没有形式的框框，没有修饰的语言，只是想表达什么就表达什么，所谓“辞达”而已。他不是作专门的比较研究，而是在日常的讨论中自然地比较，没有整一的体系和结构，却有更多的真知灼见，真理的闪光时常耀眼夺目。我们要证明的是，朱熹的文学批评和鉴赏是一个客观存在，而且卓有成效，其中有许多惊人的见解。

朱子批评文学之语气和词意，有时为了强调某一方面的价值，会给人一种绝对化的感觉。如:此感叹这两篇文章重要，并不说明他否定孟子以来的许多文章，联系他论文的实践一目了然。仔细看他的文学讨论，联系他的各种不同场合的言论，会发现他稍稍有一种晕轮倾向，即说话时若想强调或十分欣赏或十分担忧或十分厌烦某方面的东西时，会说出超过他实际想说出的程度。如对三苏，好时十分好，差时十分差。但只要全面地系统地看他对一个人的评价，就能抓住他批评的实质而达到一种平衡。

或问《太极》、《西铭》。曰:“自《孟子》已后，方见有此两篇文章。”^[11]

朱熹的文学批评渗透着社会批评、政治批评、学术批评。比如，认为东坡与子由之文均不甚近理，是“学术”思想上的问题。朱熹认为东坡的文章说厉害处比子由较明白，但他们的学术一般。他尤其不满东坡所荐引之人多是轻儇之士。这里还是强调立身处世的重要，同时把为文的根本目的联系起来。这就难怪对苏氏父子的文章一再责难。当他指出三苏优点的时候，主要是就文学来批评，当他指责他们的时候，着重是就人与社会影响而立论。理解朱熹文学批评特点能够帮助我们从他零散的文学评论中归纳出有价值的理论，对其文学思想之特殊性加以认识，不至于用机械模式对他的卓识加以责难。^[12]

东坡所荐引之人多轻儇之士。若使东坡为相，则此等人定皆布满要路，国家如何得安静!^[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