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4月，我在长春市中心血站卖血时被检出了艾滋病，当时我并没有什么紧张的，因为这几年卖血（浆）有好几个地方都说“血不合格”或什么乙肝的，我都没怎么样，也照样卖了。在这个血站验血不合格，我又换个地方，到长春南面的一个县血站卖血，但那里有人垄断卖血，即有“血头”，靠我自己还卖不上呢，正好，我的血有问题，免得麻烦，一切都由“血头”办好了，在那里住了1个月，卖了3次血，当然抽血前检查不是我，由别人代替了，我的姓名在那个血站也找不到，至于我的血输给了谁，也许医院知道。

我住在长春市的东郊，现在已经没有家了，老婆到路边酒店做三陪小姐，12岁的女儿从黑龙江的姥姥家刚到我这里来，我现在住的是邻居张大爷的房子，除了女儿一无所有。我破落到这个地步还得从10年前说起，我本是黑龙江省兰西县人，在初中时就谈恋爱，开始学习成绩不错，以后走了下坡路，书没读完，情人的肚子大了起来，这回不能打掉了，我便与情人私奔到现在这个地方，不久就得到了现在的这个女儿。转眼3年过去了，我的小家还算可以，除种几亩地外，还能干一点临时工作。我的老婆也是百里挑一的美人，除了长得俊秀外，非常能干，家里可不用我操心，在这10年左右，我从南来北往的朋友那里沾上了赌博的毛病，房子输掉了，甚至老婆也做了抵押，老婆因此经常与我吵架，一气之下离我而去。之后，为了孩子，我的小姨子又到我这里来，我俩一起同居了近2年，到女儿8岁的时候，我的小姨子将女儿带回黑龙江的姥姥家去上了学。我成了一只孤雁，一无所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开始卖血，先是在河南、河北等省市卖血。1995年，那边检查太紧，就跑回了长春。以后，我又在八里堡租房子，约女人到这住，除了饭店小姐外，和我有性关系的有20多个，其中每周到这一次的是一个高校的学生，她身体很虚弱，面黄肌瘦，最近，我看过一些有关艾滋病的宣传材料，她很像艾滋病，我的病一定是她传给我的。

我患艾滋病的消息很快就被村民们知道了，邻居、朋友见我就躲，我到邻居家去串门，见我就把门闸上，因为我是人在户口不在的流动人口，村委会要将我撵走，我气愤极了，准备将我的血放到他们的水井里。市、区卫生防疫部门来调查好几次，我都躲了，最后一次我要求见省里的专家。省里专家来了两次，第一次我躲在别处，听听他们的动静，他们带来一些宣传资料，并对镇、村干部进行了说服教育，做了一些疏导工作。第二次我准时应约，来的是卫生厅的杜医生，他和我亲切握手，与我促膝交谈，给予我生活的勇气，告诉我预防艾滋病传播的方法，我真的感动了。我把一切都倒了出来，我感到轻松多了，消除了报复别人的心理。为了使别人不走我的路，我还在吉林省卫生厅组织的艾滋病培训班上进行了反对歧视的现身报告，杜医生等与我共进了午餐，我感到又回到了人群之中。不久，我将女儿接了回来，想以此使她的妈妈回到我的身边，但是，几次去找，她都毫无回心转念之意。是啊，她一身小姐打扮，描眼线，擦口红，腰里还挂个BP机，不愁吃，不愁穿，还挣了不少钱，混得比我强多了。她执意不回家，孩子也不管，我几天没有睡好觉，琢磨报复她的办法。我决定不让女儿上学了，再呆2～3年也成了大姑娘，我干脆以女儿为摇钱树吧，像她妈一样去挣钱吧，南方一个老板要以800元钱买去，因为价格太低，我没同意。我准备将她送到大酒店去，每月都能给我拿回一些钱。

1998年的春节前，我给女儿打扮得几分妖气，到长春市的几个大饭店转转，中午，我又领着女儿去了卫生厅，杜医生看到孩子在寒冬腊月没有穿棉衣、棉鞋，又给我拿了200元钱，叮嘱我给孩子换衣服、买鞋，并要求我一定要孩子上学。中午，吃饭的时候，当我把方才那些卑鄙的想法说给他们时，被杜医生和长春市卫生防疫站的古大夫给我训斥了一顿，说我不配做父亲，骂我不是人，是畜生。回想我这半生，真有些失去人性，我想悔改，我想去劳动，又有谁接纳我，最近刚刚讨了个“老婆”，同居不到1个月，听说我有艾滋病，又离我而去。看来，我只能像幽灵一样，度过我的后半生。

［评析］ 这个案例介绍了卖血、嫖娼这个人群的心理活动、思想复杂性、反应性，同时看出对其歧视带来的后果，善待他们有利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