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讲　正气

内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气之所由。（《楚辞·远游》）

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

君子行正气，小人行邪气。（《文子·符言》）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文天祥《正气歌》）

译文：

内心常常自省以端正操守，以求得胸中正气。

我善于培养我心中的浩然之气。

君子行的是正气，小人行的是邪气。

天地间有一种正气，可以赋予各种事物中，下则形成河山，升则成为日夜星辰。在人的身上表现为浩然之气，充塞整个宇宙。

从词源上说，正气，指刚正之气；浩然正气，就是正大刚直的精神。据《孟子·公孙丑上》记载，有一次，孟子的弟子公孙丑问孟子，说：“请问老师，您的长处是什么？”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公孙丑又问：“什么叫浩然之气？”孟子说：“这很难描述清楚。如果大致去说的话，首先它是充满在天地之间，一种十分浩大、十分刚强的气。其次，这种气是由正义和道德经过日积月累形成的。如果没有正义和道德存储其中，它也就消退无力了。”也就是说，这种气，是凝聚了正义和道德，从人的自身中产生出来的正气，是不能靠伪善或是挂上正义和道德的招牌而获取的。

由此可见，所谓浩然之气，就是刚正之气，人间正气，是大义大德造就的一身正气。孟子认为，一个人有了浩气长存的精神力量，面对外界一切巨大的诱惑也好，威胁也好，都能处变不惊，镇定自若，达到“不动心”的境界。也就是孟子曾经说过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对孟子说的浩然正气，民族英雄文天祥写的《正气歌》做出过生动的描绘。诗中写道：“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嗟予遘阳九，隶也实不力。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阴房阗鬼火，春院天黑。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如此再寒暑，百自辟易。嗟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岂有他缪巧，阴阳不能贼。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1]

浩然正气寄寓于宇宙间各种不断变化的形体之中。在大自然，便是构成日、月、星辰、高山大河的元气；在人间社会，天下太平、政治清明时，便表现为祥和之气；在国家、民族处于危难关头时，便表现为仁人志士刚正不阿、宁死不屈的气节。社会秩序靠它维系而得以长存，道义是它产生的根本。他还列举了中国历史上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如不怕杀头仍秉笔直书的晋国史官董狐；坚贞不屈，誓死不降，在匈奴牧羊十九载的苏武；被俘后大喝“蜀中只有断头将军，而无投降将军”的严颜；率部渡江北伐、中流击楫、发誓收复中原的东晋名将祖逖，还有充满忠贞正直之气的诸葛亮的《出师表》，等等，作为例证，说明浩然之气长存于天地之间。

浩然正气，代表着生生不息的华夏民族精神，曾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民前仆后继，奋斗不息。

春秋时期，周灵王二十三年，齐国的崔杼杀死了齐庄公，另立公子杵臼为君，这就是齐景公，崔杼自立为右相。为了掩盖弑君的罪行，崔杼命令史官太史伯在记录这段历史时要写庄公因患疟疾而死。太史伯坚决不听从，仍然在竹简上写下了：“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崔杼看了后，十分恼火，当时就杀了太史伯。太史有三个弟弟，分别叫仲、叔和季。伯死后，仲依旧如实续写，也被崔杼怒杀了。叔也不怕死，还是像他哥哥那样写，结果又被杀死。当最后一位弟弟季写的时候，崔杼告诉他：“你的三个哥哥不听我的话，都死了，你如果按我说的写，就免死。”季回答说：“依据事实直书，是太史的天职，失职而生，不如死！即使我不这样书写，天下必有人这样写。不写不足以掩盖相国的丑行，反而会徒使有识者耻笑。我不怕死，要杀要剐，你看着办。”崔杼没办法，慨叹而去。

宁死不做亏心事，就是一种浩然正气。正气是一种道德，是一种力量，也是一种精神境界。岳飞精忠报国、林则徐虎门销烟、谭嗣同横刀向天笑、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等，都是这种浩然正气的生动体现。在近现代革命史上，涌现了无数的革命英烈，他们为正义事业或信仰视死如归的精神，就是一种浩然正气，这种正气，气贯长虹，惊天地、泣鬼神。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2]被中国共产党派到东北地区领导革命斗争，与日军展开游击战争，作战时不幸因腿部受伤被捕。日军为了从赵一曼口中获取到有价值的情报，找了一名军医对其腿伤进行了简单治疗后，连夜对其进行了严酷的审讯。

面对凶恶的日军，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赵一曼忍着伤痛怒斥日军侵略中国以来的各种罪行。凶残的日军见赵一曼不肯屈服，使用马鞭狠戳其腿部伤口。赵一曼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意志和誓死抗日的决心，痛得几次昏了过去，仍坚定地说：“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抗日。”凶残的日本军警对她进行了老虎凳、灌辣椒水等更加严酷的刑讯。据敌伪档案记载，日本宪兵为了逼迫她供出抗联的机密和党的地下组织，对她进行了灭绝人性的拷问，刑讯前后采用的酷刑多达几十种，其中包括电刑。但她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任何信息。

日军知道从赵一曼的口中得不到有用的情报，决定把她送回珠河县处死“示众”。英勇的赵一曼慷慨赴刑场，临刑前，她向押送的警察要了纸笔，给儿子写了一封催人泪下的遗书：“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中国人民会永远牢记民族英雄赵一曼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迹。新中国成立后，朱德为赵一曼题写了“革命英雄赵一曼烈士永垂不朽”的题词，哈尔滨市将她战斗过的一条主街命名为一曼大街。

吉鸿昌，河南省扶沟县人，1895年生，1913年入冯玉祥部。因骁勇善战，屡立战功，从士兵递升至军长。他为人正直，不畏权势。“九·一八”事变爆发，吉鸿昌坚决要求参加抗战，被蛮横拒绝，无奈含泪出国游历。其间，他心系祖国安危，沿途多次发表抗日演说，呼吁全中国人民在日本出兵侵占我国东北、国家处于生死危难之际，皆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为生存而战，为公理而战，牺牲一切，坚决抗日，并呼吁国际社会声援中国人民。

1932年1月，日本侵略者又在上海发动进攻，挑起了“一·二八”事变。吉鸿昌闻讯，立即结束欧美之行，在上海“一·二八”抗战的炮声中，于2月底回到祖国。他当即联络与发动旧部，为抵抗日本侵略奔走呼号，并变卖家产六万多元购买枪械，组织抗日武装。1933年5月，在中共北方组织的领导与帮助下，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的抗日武装“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建立，吉鸿昌任第二军军长、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察哈尔警备司令，随即率部进攻察北日伪军，连克康保、宝昌、沽源、多伦四县，将日军驱出察境。蒋介石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反诬抗日同盟军破坏国策，令何应钦指挥十六个师与日军夹击同盟军。吉鸿昌率部战至10月中旬弹尽粮绝而失败。

失败后，吉鸿昌潜往天津，继续从事抗日活动。先后与在天津的中共秘密党员联系，共同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被推为大同盟中央委员会成员，秘密印刷《民族战旗》报，作为大同盟的机关刊物，宣传抗日。吉鸿昌的活动被国民党特务发现。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被军统特务暗杀受伤，遭法租界工部局逮捕，并引渡给北平军分会。敌人使出种种手段，迫害逼供。吉鸿昌大义凛然地说：“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1934年11月24日，经蒋介石下令，被杀害于北平陆军监狱，时年三十九岁。临刑时，他写下了气吞山河的诗句：“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当代大学生有幸生活在和平年代，虽不会有血与火的考验，但承担着民族复兴的新的历史使命，一样光荣而艰巨。“人虽无艰难之时，却不可忘艰难之境；世虽有侥幸之事，断不可存侥幸之心。”同学们要向先贤、先烈们学习，继承他们的精神和遗志，自觉弘扬正气，抵制歪风邪气，塑造积极健康向上的崭新形象：理想远大，热爱祖国；追求真理，善于创新；德才兼备，全面发展；视野开阔，胸怀宽广；知行统一，脚踏实地。

【注释】

[1]文天祥（1236—1283），字天祥，号文山，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南宋后期杰出的抗元将领、军事家、爱国诗人和政治家。

[2]赵一曼（1905—1936），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二团政委，人称“红枪白马女政委”。原名李坤泰，学名李淑宁，又名李一超，四川省宜宾县白花镇人，1926年进入宜宾市女子中学（现宜宾市二中）读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著名的民族抗日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