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这是挂在很多人口头上的话。如何看待悠久的历史，从普通百姓到专家学者，在观念上和兴趣上，都存在着有意识和无意识的选择。不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观念和兴趣，都需要不断反省。现代史学的第一次重大反省发生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以梁启超一九〇二年写的《新史学》为代表，重新厘定什么是历史。梁启超受当时日本流行的文明史影响，责备中国传统的史学只写帝王将相，大多未将国民的整体活动写进历史；只注意一家一姓的兴亡，而不注意人民、物产、财力等等。历史只为朝廷君臣而写，“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9]严复此前《群学肄言》里也说，“于国民生计风俗之所关，虽大而不录”^[10]。一百多年前新史学所倡导的引发激烈论争的观念，今天看来也许十分平常，不过如果再看看一百多年来一般人的历史观念和兴趣究竟有多大改变，仍然会觉得那些意见未必过时。

沈从文不一定清楚世纪之交那场中国“有史”还是“无史”的辩论，他凭借自己生命的经验、体悟和真切的感情，而不是某种史学理论的支持，三十年代在湘西的河流上追问什么是“真的历史”，“一本历史书除了告我们些另一时代最笨的人相斫相杀以外有些什么？”这个强烈的感受，恰恰呼应了梁启超对旧史学的批判，连文字意象都不约而同：“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11]而沈从文心之所系，是在这样的历史书写传统之外、被疏忽了若干年代的更广大的平凡人群。在文学写作中，沈从文把满腔的文学热情投射到了绵延如长河的普通人的生死哀乐上；一九四九年正式开始的杂文物研究，已经是非常自觉地把产生物质文化的劳动者群体的大量创造物置于他研究核心的位置。沈从文不是理论家，可是他的研究实践却强烈地显示出明确、坚定的历史观和物质文化史观。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样的研究不是文物研究的主流，不被理解是必然的。通俗一点说，沈从文研究的那些东西，在不少人眼里，算不上文物，没有多大研究价值。五十年代，在一次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期间，历史博物馆在午门两廊精心布置了一个“内部浪费展览会”，展出的是沈从文买来的“废品”，还让他陪同外省同行参观，用意当然是给他难堪。什么“废品”呢？如从苏州花三十元买来的明代白绵纸手抄两大函有关兵事学的著作，内中有图像，画的是奇奇怪怪的云彩。这是敦煌唐代望云气卷子的明代抄本，却被视为“乱收迷信书籍当成文物看待”的“浪费”。另一件是一整匹暗花绫子，机头上织有“河间府制造”宋体字，大串枝的花纹，和传世宋代范淳仁诰赦相近，花四块钱买来的。“因为用意在使我这文物外行丢脸，却料想不到反而使我格外开心。”这一事件一方面表明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的现实处境和政治地位，另一方面，从文物的观念上来说，沈从文的杂货铺和物质文化史，确实不被认同，甚至被排斥，以至于被认为是“外行”而安排如此形式的羞辱。“当时馆中同事，还有十二个学有专长的史学教授，看来也就无一个人由此及彼，联想到河间府在汉代，就是河北一个著名丝绸生产区。南北朝以来，还始终有大生产，唐代还设有织绫局，宋、元、明、清都未停止生产过。这个值四元的整匹花绫，当成‘废品’展出，说明个什么问题？”^[12]

所以我们要意识到，沈从文从事物质文化史研究，不仅他这个人要承受现实处境的政治压力，他的研究观念还要承受主流“内行”的学术压力。反过来理解，也正可以见出他的物质文化史研究不同于时见的取舍和特别的价值。

沈从文没有受过正规的（正统的）历史研究训练，他如何着手杂文物研究呢？笨办法：与大量实物进行实打实的接触，经眼，经手，千千万万件实物，成年累月地身在其中，获得了踏实而丰富的实感经验，在此基础上展开探讨。历史博物馆管业务的领导和一些同事无从理解他整日在库房和陈列室转悠，以至于说他“不安心工作，终日飘飘荡荡”。他们觉得研究工作就是在书桌前做的。沈从文从一己的经验，体会和总结出：文物研究必须实物和文献互证，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这样的见解和主张，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一九二五年，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的“古史新证”课上，提出了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13]。沈从文对王国维古史问题探索方法的呼应，不是理论上的选择，而是从自己的亲身实践中自然得出的结论，他相信自己的这种笨方法能够解决很多实际问题；并且，“我们所处的时代，比静安先生时代工作条件便利了百倍，拥有万千种丰富材料”，可以利用的文物数量大大增加，“但一般朋友作学问的方法，似乎仍然还具有保守性，停顿在旧有基础上。”^[14]与他的这种方法相比较，博物馆通行的两种研究方式，他以为都不怎么“顶用”：“博物馆还是个新事业，新的研究工作的人实在并不多。老一辈‘玩古董’方式的文物鉴定多不顶用，新一辈从外来洋框框‘考古学’入手的也不顶用，从几年学习工作实践中已看出问题。”^[15]

新的文史研究必须改变以书注书、辗转因袭的方式，充分地利用考古发掘出来的东西，充分地结合实物，文献和文物互证，才能开出一条新路。对这一主张，沈从文相当自信，反复强调。以服饰为例，“中国服饰研究，文字材料多，和具体问题差距大，纯粹由文字出发而作出的说明和图解，所得知识实难全面，如宋人作《三礼图》就是一个好例。但由于官刻影响大，此后千年却容易讹谬相承。如和近年大量出土文物铜、玉、砖、石、木、漆、刻画一加比证，就可知这部门工作研究方法，或值得重新着手。”这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引言一开篇即提出的问题；接下来所谈，不仅说明仅仅依靠文字之不足，而且指出文字记载有明显的取舍选择，这样的取舍与沈从文的物质文化史观念有所偏离：“汉代以来各史虽多附有《舆服志》《仪卫志》《郊祀志》《五行志》，无不有涉及舆服的记载，内容重点多限于上层统治者朝会、郊祀、燕享和一个庞大官僚集团的朝服、官服。记载虽若十分详尽，其实多辗转沿袭，未必见于实用。”方法上、内容上都存在可以探讨之处；“私人著述不下百十种，……又多近小说家言，或故神其说，或以意附会，即汉人叙汉事，唐人叙唐事，亦难于落实征信。”“本人因在博物馆工作较久，有机会接触实物、图像、壁画、墓俑较多，杂文物经手过眼也较广泛，因此试从常识出发排比排比材料，采用一个以图像为主结合文献进行比较探索、综合分析的方法，得到些新的认识理解，根据它提出些新的问题。”^[16]事实后来终于证明，沈从文所主张的观念和方法，经过他自己的多年实践，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做出了别人无从替代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