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开始就说沈从文的文物研究和文学相通，怎么个相通呢？

先看看他关注什么东西，简单罗列一下他的一些专门性研究：玉工艺、陶瓷、漆器及螺甸工艺、狮子艺术、唐宋铜镜、扇子应用进展、中国丝绸图案、织绣染缬与服饰、《红楼梦》衣物、龙凤艺术、马的艺术和装备，等等；当然还有历经十七年曲折、在他七十九岁问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一代表性巨著。你看他感兴趣、下功夫的东西，很杂，所以他把他的研究叫作杂文物研究；但这些很杂的东西有个共同的地方，大多是民间的、日常的、生活中的，不但与庙堂里的东西不同，与文人雅士兴趣集中的东西也很不一样，你也可以说，他的杂文物，大多不登大雅之堂。这些杂文物，和他的文学书写兴发的对象，在性质上是统一的、通联的。沈从文钟情的是与百姓日用密切相关的工艺器物，他自己更喜欢把他的研究叫作物质文化史研究，为了强调他的物质文化史所关注的与一般文物研究关注的不同，他关注的是千百年来普通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劳动、智慧和创造。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不正是民间的、普通人的、生活的世界？这是一方面。

第二，沈从文对文物的爱好和研究，“有一点还想特别提出，即爱好的不仅仅是美术，还更爱那个产生动人作品的性格的心，一种真正‘人’的素朴的心。”物的背后是人，举个形象的例子，“看到小银匠捶制银锁银鱼，一面因事流泪，一面用小钢模敲击花纹。看到小木匠和小媳妇作手艺，我发现了工作成果以外工作者的情绪或紧贴，或游离。并明白一件艺术品的制作，除劳动外还有个更多方面的相互依存关系。”^[5]沈从文年复一年地在历史博物馆灰扑扑的库房中与文物为伴，很多人以为是和“无生命”的东西打交道，枯燥无味；其实每一件文物，都保存着丰富的信息，打开这些信息，就有可能会看到生动活泼的生命之态。汪曾祺也说：“他后来‘改行’搞文物研究，乐此不疲，每日孜孜，一坐下去就是十几个小时，也跟这点诗人气质有关。他搞的那些东西，陶瓷、漆器、丝绸、服饰，都是‘物’，但是他看到的是人，人的聪明，人的创造，人的艺术爱美心和坚持不懈的劳动。他说起这些东西时那样兴奋激动，赞叹不已，样子真是非常天真。他搞的文物工作，我真想给它起一个名字，叫作‘抒情考古学’。”^[6]也就是说，物通人，从林林总总的“杂文物”里看到了普通平凡的人，通于他的文学里的人。

第三，关于历史。文物和文物，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东西，它们各自蕴藏的信息打开之后能够连接、交流、沟通、融会，最终汇合成历史文化的长河，显现人类劳动、智慧和创造能量的生生不息。工艺器物所构成的物质文化史，正是由一代又一代普普通通的无名者相接相续而成。而在沈从文看来，这样的历史，才是“真的历史”。什么是“真的历史”？一九三四年，沈从文在回乡的河流上有忽然通透的感悟：

我们平时不是读历史吗？一本历史书除了告我们些另一时代最笨的人相斫相杀以外有些什么？但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我看到小小渔船，载了它的黑色鸬鹚向下流缓缓划去，看到石滩上拉船人的姿势，我皆异常感动且异常爱他们。我先前一时不还提到过这些人可怜的生，无所为的生吗？不，三三，我错了。这些人不需要我们来可怜，我们应当来尊敬来爱。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却在自然上各担负自己那分命运，为自己，为儿女而活下去。不管怎么样，却从不逃避为了活而应有的一切努力。他们在他们那分习惯生活里、命运里，也依然是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更感觉到这四时交递的严重。三三，我不知为什么，我感动得很！我希望活得长一点，同时把生活完全发展到我自己这份工作上来。我会用我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7]

这是一种非常文学化的表述，这样的眼光和思路所蕴含的对历史的选择取舍，对于承担历史的主体的认识，到后半生竟然落实到了工艺器物的实证研究中。杂文物所连接的物质文化史的长河，同样使他“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文物研究与此前的文学创作贯通的脉络如此鲜明清晰，实打实的学术研究背后，蕴蓄着强烈的“抽象的抒情”冲动：缘物抒情，文心犹在。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以实物图像为依据，按照时间顺序，叙述探讨服饰的历史。在引言中，沈从文有意无意以文学来说他的学术著作：“总的看来虽具有一个长篇小说的规模，内容却近似风格不一、分章叙事的散文。”^[8]这还不仅仅泄露了沈从文对文学始终不能忘情，更表明，历史学者和文学家，学术研究和文学叙述，本来也并非壁垒森严，截然分明。一身二任，总还是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