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选择、位置：偏之又偏，实得其正

四十年代是沈从文思想上最为痛苦的时期，和现实的冲突越来越厉害，和时代的剧烈变化越来越不合拍，到一九四九年，神经所能承受的压力达到最高点，以致一度精神失常，以自杀求解脱。恢复后改行做文物研究，成就了后半生的事业。

沈从文改行，是时代压力和自主选择共同作用而产生的结果：如果可以分开来说，放弃文学，多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做文物研究，则是自主选择。有人说，沈从文胆小，离开了意识形态关注的领域，躲进了文物里面；也有人说，沈从文聪明，离开了是是非非的漩涡，明哲保身。这恐怕多是不了解沈从文的人，以己度人，得出这样的印象。

前面提到过沈从文一九四九年精神极端紧张的时候写自传，其中一章是《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描述和分析美术、特别是工艺美术与自己的深切关系。从少年时代起，这种关系不断深化，由爱好和兴趣，发展到对世界、生命、自我的认识和体会，并且逐渐内化为自我生命的滋养成分，促成自我生命的兴发变化。也就是说，到后来，文物对于沈从文来说，已经不仅仅是“对象”了。沈从文在这个时候梳理出自己生命的这么一条线索，显然对自己即将做出的选择，已经有了明确的意识。如果你还记得《从文自传》的倒数第二章《学历史的地方》，写他在筸军统领官陈渠珍身边作书记，日常事务中有一件是保管整理大量的古书、字画、碑帖、文物，“使我对于全个历史各时代各方面的光辉，得了一个从容机会去认识，去接近”^[12]，你一定会惊叹生命的密码早已暗示了未来的信息。不过，沈从文三十岁时候的叙述是兴之所至地触碰了一下这个密码，他自己也并不完全明白其中的含义；一九四九年再来重新发掘这条埋藏的线索，就是非常自觉的了。所以你看，沈从文的文学是从自己生命的来路而产生出来的，沈从文的文物研究也一样，也有这么一条生命的来路和自我的根据。

不仅有自我的根据，而且还要自我在这个领域里安顿、扩展、充实、成就；不是到这里遮风避雨、苟且偷生的，而是要在这里安身立命，创造另一番事业。

但是，在轰轰烈烈的时代潮流中，选择这样一个偏于一隅的角落里的位置，意味着什么？

我讲三个场景，请大家体会。

第一个，是沈从文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一篇文稿里描述的“家庭剧”：两个初中生的儿子，晚上做爸爸的思想工作——

“爸爸，我看你老不进步，思想搞不通。国家那么好，还不快快乐乐工作？”

“我工作了好些年，并不十分懒惰。也热爱这个国家，明白个人工作和社会能够发生什么关系。也长远在学习，学的已不少。至于进步不进步，表面可看不出。我学的不同，用处不同。”

……

“到博物馆弄古董，有什么意思！”

“那也是历史，是文化！……”

……

于是我们共同演了一幕《父与子》，孩子们凡事由“信”出发，所理解的国家，自然和我由“思”出发明白的国家大不相同。谈下去，两人都落了泪……^[13]

第二个场景，在济南。一九五六年十月十日，沈从文到山东师范学院，门房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什么也不干。”门房笑了。他在文物室看了两个钟头。上午散学，千百个学生们拥挤着出门去食堂，他也在中间挤来挤去，没有一个人认识。他觉得这样极有意思；又想，即使“报上名来”，也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不知怎么一转念，想到了老朋友巴金：“如果听说是巴金，大致不到半小时，就传遍了全校。”接着又有点负气但到底还是泰然地想道——

我想还是在他们中挤来挤去好一些，没有人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自己倒知道。如到人都知道我，我大致就快到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干什么的了。^[14]

第三个，在上海。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沈从文从外滩边上的饭店窗口看外白渡桥和黄浦江，画了三幅速写，同时又用文字做了描述。

第一幅，“五一节五点半外白渡桥所见”：

江潮在下落，慢慢的。桥上走着红旗队伍。艒艒船还在睡着，和小婴孩睡在摇篮中，听着母亲唱摇篮曲一样，声音越高越安静，因为知道妈妈在身边。

第二幅，“六点钟所见”：

艒艒船还在作梦，在大海中飘动。原来是红旗的海，歌声的海，锣鼓的海。（总而言之不醒。）

第三幅：

声音太热闹，船上人居然醒了。一个人拿着个网兜捞鱼虾。网兜不过如草帽大小，除了虾子谁也不会入网。奇怪的是他依旧捞着。^[15]

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个时间和地点所提示的时代气氛和性质。时代的宏大潮流汇集和裹挟着人群轰轰隆隆而过——外白渡桥上正通过由红旗、歌声和锣鼓混合成的游行队伍——这样的时刻，沈从文的眼睛依然能够偏离开去，发现一个小小的游离自在的生命存在，并且心灵里充满温热的兴味和感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翻检那个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加以对照，就会对这样的奇迹更加惊叹。

如果不嫌牵强的话，我们可以把沈从文“静观”的过程和发现的情景，当作他个人的生命存在和他所置身的时代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隐喻。说得更直白一点，我们不妨就把沈从文看作那个小小的艒艒船里的人，“总而言之不醒”，醒来后也并不加入到“一个群”的“动”中去，只是自顾自地捞那小小的虾子。沈从文的“小虾子”，不用说，就是他投注了生命热情的杂文物。

我想不必再描述更多的场景了。此后的岁月，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沈从文只能是越来越艰难，境况越来越恶劣，下放到湖北之后连最起码的研究条件都丧失了，还念念不忘他的杂文物，带着一身病，凭着记忆写文章。

我们后知后觉，站在今天回望，能够知道一浪高过一浪的时代潮流做了什么，时代潮流之外的沈从文做了什么。而且我们还应该反思，潮流是由多数人造成的，潮流里的人，经过了那些年代，他们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二十世纪以来的多数中国人，争先恐后，生怕落伍，生怕离群。其中的知识分子，本该是比较有理性的，有独立精神的，有自主能力的，但多数却只养成了与时俱进的意识和本领。落潮之后，能够看得比较清楚了，多数人又把一切责任推给时代，不去追问自己在时代里选择了什么位置，做了什么事情。

沈从文文物研究的具体情况，今天没有时间细讲，但有一点要指出来，就是他关注的种类繁多的杂文物，大多是民间的、日常的、生活中的工艺器物，不但与庙堂里的东西不同，与文人雅士兴趣集中的东西也很不一样，大多不登大雅之堂。他自己更喜欢把他的研究叫作物质文化史研究，为了强调他的物质文化史所关注的东西与一般文物研究不同，他关注的是千百年来普通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劳动、智慧和创造。这个关注点，和他的文学的关注点是一样的，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不正是民间的、普通人的、生活的世界？但是，这不是文物研究的主流，不被认同，甚至被排斥，以至于被认为是“外行”。五十年代历史博物馆布置了一个“内部浪费展览会”，展出的是沈从文买来的“废品”，还让他陪同外省同行参观，用意当然是给他难堪。沈从文一九七八年调到社科院历史所，此前历史博物馆的领导说，沈从文不是主要人才，要走就走。你看，沈从文从事物质文化史研究，不仅他这个人要承受现实处境的政治压力，他的研究观念还要承受主流“内行”的学术压力。反过来理解，也正可以见出他的物质文化史研究不同于时见的取舍和特别的价值。

做文物研究，已经是偏离时代潮流了；做的又是“算不上文物”的杂文物研究，连文物研究的主流也偏离了。可谓偏之又偏；但是呢，偏之又偏，实得其正。当然，换个角度，不从时代和潮流的立场来看，也许沈从文从来就没有偏过，始之于正，也终得其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