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到，沈从文的作品曾经遭受“没有思想”的批评。讲到这里，我想我们已经不可以这么说了。前面讲的，难道不包含重要的思想因素、思想方式和思想感受吗？不过我们也要理解为什么会有那种批评，而且不回避这个问题。这些年我碰到不少喜欢沈从文的朋友，读沈从文的作品觉得很美，辩驳说这就够了，文学为什么一定要有思想呢？可是，我觉得这样说还不行，这等于是把问题取消了。沈从文的作品确实是有思想的，而且，不理解这些思想的话，就没有办法很好地理解沈从文。

什么是思想呢？我们通常把思想当作名词，而在二十世纪中国，和这个名词搭配的动词，特别常用的一个，是“接受”，“接受”什么什么思想。这也就是说，对于一个人来说，思想是外来的，而不是从自身的种种经验和认识里产生的。你接受了，你就有了。思想这个东西，在二十世纪中国显得特别重要，它绝不仅仅是个体的需求，更是集体的需求、社会的需求、时代的需求，所以你有了还不够，还要看看别人有没有，别人有的是什么，和你有的一样不一样。

沈从文不会把现成的什么东西拿来套到作品里头，所以他的作品经不起有现成思想的眼光打量。就说《边城》吧，它不就是一个世外桃源、一首田园牧歌吗？和现实的社会、和迫切的时代，有多大关系？

我想借助鲁迅来谈这个问题。鲁迅青年时代就痛切地感受到当时的中国是“本根剥丧，神气旁皇”^[9]，这是《破恶声论》一开篇就直指的要害，不管是国家、民族，还是个人，没有“本根”了，六神无主，无所适从。那么从哪里找回“本根”呢？我们都知道鲁迅对中国传统做过非常激烈的批判，他认为中国的传统坏了，而且越到后来越坏，传统是个大染缸，经过这个染缸一染，本来是好的东西也变脏污了。现在就是传统一路发展而来，变成如此不堪的局面。那希望在哪里？按照这个思路，希望所在，是没有经过传统污染的东西，青年鲁迅追溯到了“古民白心”。“古民”在这个传统之前，他们的心灵还没有经过染缸的浸泡，染上乱七八糟的颜色，还是素朴纯白的，我们应该从这里找到“本根”，恢复“神气”。鲁迅的这个思想，留给我们的问题和困难是，我们在传统的下端，“古民白心”在传统的前端，中间隔着几千年的历史，我们怎么跳过这么长的时间，和“古民白心”对接上？

这个难题中的时间距离，在沈从文那里置换成了空间距离：我们没法回到遥远的古代，但我们可以去现在的偏僻之地，找到“古民白心”。“礼失求诸野”，把“礼”字换掉，思路还是“求诸野”的思路。很早以前我读《边城》，还把它当成一个封闭空间里的故事，与外面的世界没有什么关系；现在再去看，就觉得这样看把这个作品看小了。你看作品是怎么开始的：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10]

这个叙述是说有这么一条路，沿着这条路能够找到这么一个地方和这地方的人。有路，就不是封闭的了。沈从文画这幅路线图，是假设外面有人来，由外而里的，是给外面的人来找这里用的，是“求诸野”的路。《边城》不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桃花源似真似幻，“不足为外人道也”，就是按照做下的标记再去找，“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哪里找得到；沈从文却肯定了边城这样的地方的存在，你看开头这么短的几句话，突出的句式是存在句，重复用了好几个“有”字（还省略了几个）：有路，有小溪，有白塔。也就是说，“求诸野”是可能的，找得到朴野纯厚的生命、刚健善良的心灵。为什么要找？为的是民族的“本根”和“神气”。所以，《边城》以及差不多全部的湘西作品，它们所表达的，并不仅仅是沈从文个人的乡愁，并不仅仅是一个乡下人在城市里过得不如意而用记忆来安慰自己，它们有更大的用心。触着了这个大的用心，我们才能理解《边城》题记的最后为什么会这么说：“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11]

沈从文和鲁迅对于传统的看法非常不同，“过去伟大处”的“过去”是包含着悠久的传统在内的；“目前堕落处”的“目前”，指的是他所置身其中的现代以来的中国，“本根剥丧，神气旁皇”是“堕落”的原因，也是“堕落”的表现。沈从文喜欢用“常”与“变”的交互作用来描述时代，有“本根”就有“常”，有“常”就不怕“变”，怕就怕没有了“常”，那就只能在不断的“变”中，仓皇失措，“神气旁皇”。《长河》集中处理“常”与“变”的问题，表达了沈从文非常深重的忧思。很遗憾，这部作品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长河》写的是现代“来了”之后的种种情形。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是“时代大力”，而且似乎是“神圣”的“大力”，因为很多人觉得这个是不容置疑的，有所疑惑就往往被视为落后、守旧、固执，甚至是倒退和反动。但问题是，现代到底是什么？现在究竟怎么样？沈从文是个“乡下人”，“乡下人”的一个特点是不相信理论，而相信实际，相信他亲眼所见、亲身所受的东西，也就是“亲证”。现代不是不可以分析，不可以具体化的。举一个很小的例子：辰州府地方要成立一个新式油业公司，用机器榨油，取代原有的几十处手工作坊式的油坊。这两种作业方式之间的冲突，似乎是“现代与传统”“新与旧”、先进的生产方式和落后的生产方式的冲突，其实这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在这样的关键地方，沈从文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官与民争利。新式油业公司实行股份制，持有股份的是省里委员，军长，局长。买进桐子他们可以自己定价，卖出桐油也是他们自己定价。资本、权力、利益结合了“新式文明”，巧取豪夺，长驱直入。这分明是野蛮，现代的野蛮。这样的例子不需要多举，今天一个多少有点儿现实经验和感受的中国人，都会有体会。

沈从文忧心忡忡的是，在现代的“大力”下，原本素朴的性格灵魂会不会被压扁扭曲，“白心”会不会被浸染上各种各样花里胡哨的颜色，在漫长的历史中所形成的生活的完整性会不会遭到破坏。“变”是无可避免的，但“变”是不是一定要取消“常”，现代是不是一定要把“本根”也消除掉？这个思想不应该被套进传统和现代二元对立的模式里去，沈从文所要维护的不是只属于过去时代的东西，而是现代以及现代以后的将来也应该存在的东西。

沈从文和鲁迅两个人看上去很不一样，但是在他们的文学深处，却能够发现某些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一致性。可以说，沈从文正是一个保持和维护着青年鲁迅所揭示的“本根”和“白心”思想的作家，他的文学，也不妨说成是持守“本根”和“白心”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