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基本上可以说是“人的文学”，我的意思是说，五四以来，文学的世界，基本也就是人的世界，个人、集体、民族、国家，欲望、权力、制度、文化，这之间的纠缠、联结和冲突，无不是人的世界的纠缠、联结和冲突。

这有什么问题？人不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吗？文学不就是人学吗？

沈从文的文学世界，却不仅仅是人的世界，而要比人的世界大。简单地说，沈从文的文学里面有天地，人活在天地之间；大部分的现代以来的文学，只有人世，人活在人和人之间，活在社会关系的总和里面。

前面说过，沈从文生命的“教育”，得自于自然、人事和“人类智慧的光辉”三个重要的方面，三项并列，说得比较清楚。但这个说法其实是个从俗的、妥协的说法，从现代人的俗，向现代人对于自然的理解妥协。原本在沈从文那里，自然和人事、历史文化，并没有像在我们今天的理解中那样处于分离的、并立的状态，在他的文学构图中，人事常常就是自然有机的一部分。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例子很多，举一个比较特殊的，出现在沈从文一生中最心神澄明的经典时刻，那是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在家乡河流的行船上，沈从文感动异常，彻悟“真的历史是一条河”。这一段文字我以前引用过好几次，建议大家有心的话找来《湘行书简》念一念，看看你会产生什么样的感受。这条河在沈从文的感受里，已经把自然和人类的哀乐，和智慧、文化、历史，都融通为一体了。

天地这个概念，和自然相通，但不是自然；和人事相关，却高于人事。读沈从文的文学，如果感受不到天地，会读不明白。譬如说《边城》这篇传播广泛的作品，里面有些非常重要的东西，没有这种感受，就漏掉了。

《边城》的故事很简单，但有个问题我们不能忽略：为什么“素朴的良善与单纯的希望终难免产生悲剧”？为什么在人事的安排上，从翠翠父母到翠翠，都那么不能如人意愿？这个问题，老船夫很深地想过。“祖父是一个在自然里活了七十年的人，但在人事上的自然现象，就有了些不能安排处。”“这些事从老船夫说来谁也无罪过，只应‘天’去负责。翠翠的祖父口中不怨天，心中却不能完全同意这种不幸的安排。”^[5]也就是说，“天”有意志、有力量安排人事，干预人间。更重要的是，“天”的意志并不在乎人的意愿。这也就是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在众多关于《边城》的评论中，沈从文似乎只首肯过刘西渭（李健吾）的一篇，这篇文章里有这么一段：“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唯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这种悲哀，不仅仅由于情节的演进，而是自来带在人物的气质里的。自然越是平静，‘自然人’越显得悲哀：一个更大的命运影罩住他们的生存。这几乎是自然一个永久的原则：悲哀。”^[6]

这一段话，每一句是一层意思，所有的意思又交织在一起，仔细想起来很复杂。如果人物本身就含有悲剧成分，那么悲剧就不是——或者至少不完全是——在事情的发展变化过程中产生的，也就是说，即使能够改变事情发展变化的过程，也未必就能够避免悲剧；人物自来的气质里就有悲哀，那是因为，自来就有一个笼罩着他们的命运。可是，悲哀为什么会是自然“永久的原则”呢？

我们不妨反过来，用小说为这段评论做个“注释”，来看这样一个简单的情境就够了：作品开篇，描述茶峒地势，凭水依山筑城，河街房子莫不设有吊脚楼，“某一年水若来得特别猛一些，沿河吊脚楼，必有一处两处为大水冲去，大家皆在城上头呆望。受损失的也同样呆望着，对于所受的损失仿佛无话可说，与在自然安排下，眼见其他无可挽救的不幸来时相似。”^[7]“无可挽救的不幸”之所以“无可挽救”，是因为它出自高于人事能力的意志，“边城”人对此只能“无话可说”，“呆望着”。他们“呆望”不幸，也即是对天地不仁的无可奈何的体会、默认和领受，“呆望”的神情，也因为体会、默认和领受而可以说是自身悲剧成分和自来悲哀气质的外现。

自身悲剧成分和自来悲哀气质既然是把天地不仁“内化”为个人命运的结果，那么，天地不仁在这里就不是一种表面的感慨，一种责任的推诿，一种无知无识的愚昧，一种知识和逻辑的推论。这个世界有它的悲哀，这个世界自来就带着悲哀的气质在体会、默认和领受。

但是这还只是一面。这个世界有悲哀不假，可我们读这部作品，还是会强烈地感受到明朗、刚健的力量和生生不息的气象。“天地有大德曰生”，天地化生的力量永无止息。白塔倒了，可是又重新修好了；老祖父死了，翠翠却由此明白了从父母到自己的很多事情，人生自然上了一层；那个“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青年人”还没有回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你看沈从文写最后一句，用了个感叹号！

在这里我顺便说几句沈从文的景物描写。沈从文也用景物这个词，但这也是从俗和妥协的说法。沈从文作品中的景物，通的是自然，自然又通天地，一层一层往上，所以是无限生机。而我们通常所说的景物，是图像化了的东西，是我们的眼睛或者相机截取了的片段；即使我们能够通过片段的景物联想到自然，那也是近代以来我们所理解的自然，是被我们对象化的东西，我们把人当成主体，把自然当成主体的对象。所以我们虽然欣赏和赞叹沈从文的景物描写之美，欣赏和赞叹沈从文作品中的自然美，却不容易领会他的自然观中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相联的天地大美，与“天地有大德曰生”相联的天地大德，当然也就更不容易理解与“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相联的天地不仁。天道，地道，人道，人道仅居其间，我们却只承认人道，只在人道中看问题，只从人道看自然，自然也就被割裂和缩小为人的对象了。但其实，天地运行不息，山河浩浩荡荡，沈从文的作品看起来精致纤巧，却蕴藏着一个大的世界的丰富信息，自然在他的作品中，岂只是这样那样的景物描写？

我还想借这个话题说一个词：人性。因为我发现，非常多的人谈论沈从文作品的时候，喜欢用这个词。沈从文自己也用这个词，《习作选集代序》里面说自己创作的几句话经常被引用：“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8]我想提醒的是，沈从文是在一个比人大的世界里说人性的，和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性论的人性不同，和我们通常在人的世界里说人性不同。他为什么老是要说他对人的理解和城市中人、和读书人的理解不同呢？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城市中人、读书人对人的理解，只是在人的世界中理解人，只是在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中理解人，而他却会觉得，人不应该仅仅局限在社会关系的总和当中。他感受里面的人性，一定包含着与人居其间的天地运行相通的信息。人不能把人束缚在人里面，而与天地气息隔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