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复旦开一门“沈从文精读”课，开了很多年，每次讲的第一个作品，都是《从文自传》，明白了沈从文的自我的来历，明白了这个自我的不同，才有可能明白沈从文的文学。

大家都熟悉新文学开始时期一个掷地有声、影响深远的理论，即“人的文学”的倡导。我们看沈从文的文学，不妨就从人谈起。我要说，沈从文作品里的人，和时代潮流里的新文学里的人，不一样。

新文学是新文化极为重要的部分，它对“人”的重新“发现”，是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启蒙紧密纠缠在一起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新文学担当了文化启蒙的责任，新文学作家自觉为启蒙的角色，在他们的“人的文学”中，先觉者、已经完成启蒙或正在接受启蒙过程中的人、蒙昧的人，似乎处在不同的文化等级序列中。特别是蒙昧的人，占大多数。新文化要改变甚至改造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状况，这蒙昧的民众就成为新文学的文化批判、启蒙、救治的对象。

沈从文的湘西人物，农民、士兵、水手、妓女，如果放进这样一个大的文化思路和文学叙事模式里面，大多应该处在被启蒙的位置。但沈从文没有跟从这个模式。他作品的叙述者，和作品中的人物比较起来，并没有处在优越的位置上，相反，这个叙述者却常常从那些愚夫愚妇身上受到“感动”和“教育”。而沈从文作品的叙述者，常常又是与作者统一的，或者就是同一个人。

当这些人出现在沈从文笔下的时候，他们不是作为愚昧落后中国的代表和象征而无言地承受着“现代性”的批判，他们是以未经“现代”洗礼的面貌，呈现着他们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沈从文对这些人“有情”，爱他们，尊敬他们，他能从他们身上体会到生命的努力和生存的庄严，体会到对人生的忠实与对命运的承担。

沈从文也不是有意去颠倒启蒙和被启蒙的关系，而是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观念。我在前面说那种现代的“觉醒”没有发生在沈从文身上，而“觉醒”是和启蒙连在一起的，沈从文也没有经历过那种醍醐灌顶式的启蒙。《从文自传》最后一节题为《一个转机》，叙述的是在湘西军队的末期，一个印刷工人带来新书新杂志，沈从文读后感到新鲜异样，决定去北京闯荡另一种生活。这无疑是五四新文化的余波在个人身上产生的震动，说成影响是可以的，而且是彼时彼地的强烈影响，但要说成是启蒙，就过头了。那个工人告诉他，“白话文最要紧处是‘有思想’，若无思想，不成文章。当时我不明白什么是思想，觉得十分忸怩。若猜想得着十年后我写了些文章，被一些连看我文章上所说的话语意思也不懂的批评家，胡乱来批评我文章‘没有思想’时，我即不懂‘思想’是什么意思，当时似乎也就不必怎样惭愧了。”当时放下《花间集》《曹娥碑》，看《新潮》《改造》，“我记下了许多新人物的名字”，“崇拜”他们，而且觉得“稀奇”，“他们为什么知道事情那么多。一动起手来就写了那么多，并且写得那么好。可是我完全想不到我原来知道比他们更多，过一些日子我并且会比他们写得更好。”就是做出去闯荡一个更大的世界的决定，也并非全然出于新书刊的影响，而与从小就形成的性格、与不断渴求新鲜养分来滋育和扩充自我的心灵状态有更加密切的关系：“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2]。这样也就容易理解，沈从文自己就是个没有被启蒙的人，他怎么会在作品里居高临下地去启蒙家乡的父老子弟。

现代思想、现代理论当然不仅仅是启蒙的话语，其他的理论也一样，如果带着理论的预设去看人，看世界，就把人、把世界框在一个框子里了，同时也把自己框在了框子里。沈从文不是一个把自己用理论武装起来的人，而是一个把根扎在自己的实感经验中的人，并且带着实感经验的历史和累积的感情来看人，看世界。沈从文上创作课的时候经常说一句话，经当年的学生汪曾祺转述后，成了常被引用的写作名言：“要贴到人物来写。”我感觉不少引用这句话的人其实并不怎么懂得这句话。看起来是说写作方法，其实牵扯更重要的问题：怎么才能“贴到人物”？带着理论的预设是不行的，因为理论预设就产生了距离，贴不上；没有切身的感情，不能从心底里自然而然地生出亲近感亲切感，也贴不上。从根本上说，这不是方法的事，而是心的事，能不能贴到人物，取决于有没有一颗对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贴近的“有情”的心。

在这里我想给大家看沈从文信里的话，这封信是一九三五年写给巴金的。沈从文和巴金是一生的好友，也许正因为是诚恳的朋友，三十年代两人常常争论问题，沈从文才会这么直率地说出他的意见：

我以为你太为两件事扰乱到心灵：一件是太偏爱读法国革命史，一件是你太容易受身边一点儿现象耗费感情了。前者增加你的迷信，后者增加你的痛苦……你不觉得你还可以为人类某一理想的完成，把自己感情弄得和平一点？你看许多人皆觉得“平庸”，你自己其实就应当平庸一点。人活到世界上，所以称为伟大，他并不是同人类“离开”，实在是同人类“贴近”。你，书本上的人真影响了你，地面上身边的人影响你可太少了！你也许曾经那么打算过，“为人类找寻光明”，但你就不曾注意过中国那么一群人要如何方可以有光明。一堆好书一定增加了你不少的力量，但它们却并不增加你多少对于活在这地面上四万万人欲望与挣扎的了解。^[3]

这两位朋友是两个不同类型的作家，沈从文对巴金的批评，未必全有道理，从巴金的立场上完全可以反驳。我想请大家注意的不是对巴金的批评，而是从这个批评里面体会批评者自己看重什么和不看重什么，明白他的亲疏远近：离书本理论远，同实际人生近，与凌空的高蹈疏，和地面上身边的平凡亲。

沈从文的文学过去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还有蓬蓬勃勃的生命力？单从他作品里的人物来说，是他没有把这些人物放到框子里，没有用这种或那种理论的彩笔去给他们涂颜色，没有自以为可以给他们定性、定等级，没有把他们变成符号。他们有生气，是生命自身由里而外散发出来的生气。而且，沈从文并不因为自己对这些人物非常熟悉就自负能够“把握”他们，他曾经在给张兆和的信里说：他来写他们，“一定写得很好。但我总还嫌力量不及，因为本来这些人就太大了。”^[4]“太大了”，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感受——对生活中的人，对生气饱满的存在。有不少作家自以为可以“把握”他笔下的人物，就是因为他没有生命“太大了”的感受，他把他们限制、规范在他自己的理解能力和感受能力之内，当然就“把握”得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