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说自己翻译赫尔岑，也是为了学习。从他在法国时创作第一部小说《灭亡》，到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后撰写同样“血与泪”的旷世之作《随想录》，无不受《往事与随想》的启发和影响。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七日，巴金在《往事与随想》的翻译后记里回顾和总结说:

《往事与随想》可以说是我的老师。我第一次读它是在一九二八年二月五日，那天我刚刚买到英国康·加尔纳特夫人(Mrs．C．Garnett)翻译的英文本。当时我的第一本小说《灭亡》还没有写成。我的经历虽然简单，但是我心里也有一团火，它也在燃烧。我有感情需要发泄，有爱憎需要倾吐。我也有血有泪，它们要通过纸笔化成一行、一段的文字。我不知不觉间受到了赫尔岑的影响。以后我几次翻译《往事与随想》的一些章节，都有这样一个意图:学习，学习作者怎样把感情化成文字。现在我翻译《往事与随想》全书，也不能说就没有这样的意图，我要学习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当然学习是多方面的，不过我至今还在学习作者如何遣词造句，用自己的感情打动别人的心，用自己对未来的坚定信心鼓舞读者。^[39]

其实，早在“文革”气焰最盛的时候，巴金在书信中就有过类似的表述。一九七四年一月六日，在给李致的信中，巴金说希望再活十年，把赫尔岑百多万字的《往事与随想》译完，并说:“译这部书，同时也是学习。”^[40]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九日，在给杜运燮的信中，巴金说自己每天翻译赫尔岑几百字:“我是把翻译当作学习看的，也就是说帮助自己认真读懂一本书。”^[41]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在给李舒的信里也说:“我翻译赫尔岑，等于做读书笔记，帮助自己学习。”^[42]只不过，这一时期，巴金的“学习”之谓，说得很隐晦，也没说学什么，学来干什么。当然，也不可能说出来的。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去世、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四人帮”覆灭之后，巴金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九日给翻译家巫宁坤的信中，笔锋不再遮遮掩掩，而是在轻言细语中透出扬眉吐气的嘲讽和自信:

赫尔岑是我的老师，我写文章受过他的影响。他的回忆录的前半部揭露尼古拉一世的反动统治，写得很出色，值得我学习。我老了，又受了“四人帮”十年的折磨，放下“作家”这块牌子，也无怨言。现在认真学习，倘使译完赫尔岑的书，能学到一点他的笔法，又能多活几年，有机会再拿起笔给“四人帮”画个像，给四害横行的日子留下一点漫画、速写之类的东西，那就是我的奢望了。^[43]

的确，巴金从赫尔岑那里又学来了很多东西——他的遣词造句，他的文笔，他将感情化成文字的手法，他用自己感情打动别人心灵的技巧。不过，也如巴金所说:“当然学习是多方面的。”巴金说“我要学习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学习赫尔岑如何“用自己对未来的坚定信心鼓舞读者”。换言之，他还要学习赫尔岑至死不懈的战斗精神，学习他对理想的忠诚执着，并从他身上获得对于未来的勇气和信心，并借鉴他的文笔，将这一切同时传递给广大读者。可以说，这后者，才是巴金要从赫尔岑那里学习的真正东西和学习的真正目的。

巴金也正是受了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的启发，才动念撰写自己的晚年巨著《随想录》的。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一日，巴金在其《随想录》第一集“后记”里坦然承认:“《随想录》是我翻译亚·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时的副产品。”^[44]陈思和在研究中也发现，巴金将强烈的感情灌注于文字的创作风格与艺术表现手法跟赫尔岑很相近:“我们从巴金最近写的《随想录》中表现出来的那种熔回忆、抒情、议论于一炉的散文风格，也可以看到《往事与随想》对他的影响”^[45]。

甚至他的“随想录”这一书名，也是来自赫尔岑《往事与随想》。巴金最初是考虑将赫尔岑的回忆录My Past and Thoughts书名翻译为《往事与“深思”或“思考”或“沉思”》，但都不满意，最后是接受了臧仲伦的建议，改为现在的书名《往事与随想》，并且“从这里我得到启发，我为我晚年的主要著作《随想录》找到了名字”^[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