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的一九七三年七月，巴金的“问题”终于被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组织上”找他谈话，他提出“译赫尔岑的回忆录”，也得到了同意^[23]。于是，他先是重译完屠格涅夫《处女地》，然后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一日开始续梦翻译生涯最后一项浩大工程——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的翻译。

巴金对自己这一项工作极为重视，也极其兴奋，甚至不无“张扬”。据粗略估计，从一九七三年年底到一九七九年，巴金至少在八十多封书信里谈到自己在翻译赫尔岑，并多次信誓旦旦要把这部书翻译完，甚至将此作为自己“后半辈子”最后的“奢望”^[24]，将自己能在“生命结束之前”实现这一曾向鲁迅先生许下的诺言视作“莫大的幸福”^[25]。此外，他还在多种场合的访谈、会议发言中说起自己翻译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的事情。如一九七九年春，在香港接受董玉访问时说:“《往事与随想》的中译本大约有一百五十余万字，我想分五册出版，五年内把它搞完。现在第一册已经译完，将要出版，第二册正在译述中。”^[26]一九八年四月，巴金访问日本，当木下顺二问起巴金的“五年计划”，巴金所提到的一件事就是翻译赫尔岑“回忆录五卷”^[27]。

巴金一心想着尽早把这部书翻译出来，将自己几十年来的夙愿和“诺言”付诸实现，甚至于自己“文革”蒙冤平反的事情也不那么急切，能不能够出版都无所谓，只要能把整部书翻译出来就好。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在给黄源的信中，他说该书“将来作为内部资料看也有一些用处”^[28]。一九七七年三月十四日，在给李致的信里，他这样说道:

关于我的问题，你这次信上说得对:“需要有耐心”。我一点也不急，因为我对自己有一个估价，自己把是非弄清楚了，就不在乎其他了。我只想在八十岁前把赫尔岑的《回忆录》译完。全书一百二三十万字，还需要加不少注解，译好它，即使不出版，送给国家图书馆，供将来的读者研究者参考也算做了一件事情。鲁迅先生要是活着，他一定会赞同我的计划。^[29]

在接受董玉访谈时，巴金也曾说:“我翻译这部被称为‘史诗’的巨著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出版的事，我只是把它当作我这一生的最后一件工作。”^[30]

另外，从巴金一九七七年三月九日写给自己女儿李小林的一封信中，也可一睹毛泽东去世后，所谓的“四人帮”被打倒，“文革”刚结束，当时文化界以至整个社会的政治气候:

听说有些人在替我讲话，有些人提出我的问题。越拖下去，讲话的人越多。因为政策摆在那里，我自己用不着讲话。我现在着急的，是我的翻译，最近在赶抄改译好的第二卷，其实所谓“赶”也不过是每天千字，连第一卷一共抄好二十万多一点，把第一卷抄完还要两个月。我的事如果彻底解决，我就可以去联系译稿出版的问题。当然出不出赫尔岑一类的书也还要经过出版工作的一番讨论。过去“四人帮”不让出，但“四人帮”的流毒还很广、很深，是不是过去的或外国的东西都是封资修，还得搞清楚。^[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