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其次，是编辑的解读。

巴金本人的自我解读多少有些含糊其辞，棱模两可。而有着“官方”背景的出版社编辑发出的接受信息则明白无误。

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高尔基选集·短篇小说集》的《后记》^[35]里，“编者”说:

高尔基最初发表作品是在九十年代，那正是俄国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开始的时期。［……］高尔基的早期作品，尽管在主题、形象和风格上有所不同，但是首先都充满了对现实生活的反感，和对美好的未来的渴望。它们反映出俄国九十年代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潮，反映出这个高潮所产生的对未来胜利的信心和乐观精神。［……］他写穷苦的劳动人民，写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受的剥削［……］高尔基大部分短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来自人民群众中的人，城乡劳动阶级的代表人物。高尔基深深理解俄国人民，爱他们崇高的精神品质，赞美他们惊人的才能，预示他们有伟大光辉的未来，并且不知疲倦地为这个未来而奋斗。

在一九五八年九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伊则吉尔老婆子》的“编者”两个字也不曾署下的《前言》^[36]里说:

高尔基是伟大的苏联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者，苏联文学的创始人。［……］他是在最伟大的革命中产生出来的人物，成了革命的歌手，革命的海燕。［……］通过许多作品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暴露了小市民的庸俗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堕落。

在一九五九年五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高尔基选集·回忆录选》的《后记》^[37]里，“编者”说:

高尔基创造了二十多个历史上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作家的画象。这些画象大部分描绘于十月革命以后。它们在人物刻画和内容深度两方面都是无比地出色的。因此，它们不完全是回忆录，而是非常有价值的艺术作品。

本书包括了高尔基关于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和几位杰出的俄罗斯作家的回忆录。作者用艺术家的笔触刻画了他们，使他们栩栩如生地在我们的眼前复活了［……］

《列宁》^[38]在高尔基的回忆录中占有特别的地位。高尔基毕生曾梦想要创造一个英雄人物，要创造能赶在一个为优秀的人们所模仿的典型形象。他认为列宁就是人的理想的化身。［……］

如此的溢美之词——在当时未必就不“真诚”——如此的语言风格，这样的“伟大”“导师”“杰出”等，也是那个时代充斥于报刊、广播、集会、标语等的普遍话语方式。这些话语，放在这些书里，也自然代表了对高尔基的读解和接受，即便是里面很普通，或者跟“革命”原本不相干，或者左右解释都在理的作品，也都被赋予了神圣的光环，贴上了神圣的标签。

这样的解读和接受已不是译者巴金(及其合译者)所能掌控的了，甚至巴金本人是认可或默认的，或者至少说不曾公开表达过不同的意见。

总之，这样“旧”题“新”解的“新社会”解读策略或曰事实，不仅巴金本人经常如此，旁人也不例外，甚至比巴金更热情洋溢。如果说巴金采取这样的策略，是要么想尽可能顺应自己近三十年翻译生涯的翻译选题习惯和偏好，要么“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意欲表达自己的某种思想见解，因此“拉大旗作虎皮”，打着“革命”的旗号在斗智斗勇，要么确实多少接受了某些时新的意见，那么“热情洋溢”的编辑等旁人作如此解读，则一般可认为是代表主流意识形态，实实在在如此接受的了。

【注释】

[1]巴金:《〈巴金译文选集〉序》，《巴金译文选集》(上)，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12月，第2页。

[2]转译自亨利·施尼特金(Henry T．Schnittkind)与艾萨克·高尔德博格(Issac Goldberg)的英译本《草原故事》(Stories of the Steppe)。

[3]《不能死的人》为另一短篇《伊则吉尔老婆子》(СмарухаИзергиль/Old Izergil)之第一节。

[4]巴金:《译者序》，《草原故事》，高尔基著，巴金译，上海:生活书店，1933年6月，第2页。

[5]巴金:《后记》，《草原故事》，高尔基著，巴金译，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1942年1月桂一版，第2页。

[6]巴金:《后记》，《草原集》，高尔基著，巴金译，上海:开明书店，1950年11月初版;上海:平明出版社，1953年4月，第144页。

[7]转译自杜梅斯尼尔·德·格拉蒙(Dumesnil de Gramont)的法译本《俄国三作家:托尔斯泰、契诃夫与安德烈耶夫》(Trois Russes:L．N．Tolstoi，A．Tchekov，Leonid Andreev)，为该书的一部分。

[8]同上。

[9]选译自杜梅斯尼尔·德·格拉蒙的法译本《笔记与回忆》(Notes et souvenirs)。

[10]巴金:《后记》，《回忆布罗克》，高尔基著，巴金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0年7月，第39页。(巴金此处系引用日本俄国文学研究者昇曙梦的话。)

[11]陈思和、李辉:《巴金研究论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第165页。

[12]巴金:《后记》，《回忆布罗克》，高尔基著，巴金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0年7月，第40页。(巴金此处系引用苏联评论者季莫菲耶夫的话。)

[13]屠格涅夫:《木木》，巴金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2年5月初版、1952年9月三版，第51页。

[14]巴金:《后记》，《回忆屠格涅夫》，巴甫罗夫斯基著，巴金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0年8月，第61页。

[15]迦尔洵:《红花》，《红花》，巴金译，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50年11月初版、1953年1月四版，第24页。

[16]巴金:《前记》，《西班牙的血》，加斯特劳绘画，巴金选编，上海:平明出版社，1951年3月初版、1951年5月再版。

[17]乔治·亚玛多:《在保卫和平斗争中拉丁美洲的作家和艺术家》，巴金译，《文艺报》1952年3月25日第6期，第34页。

[18]巴金:《译者序》，高尔基:《草原故事》，巴金译，上海:马来亚书店，1931年4月初版;上海:生活书店，1933年6月，第1—2页。

[19]巴金:《后记》，《草原故事》，高尔基著，巴金译，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1942年1月桂一版，第2页。

[20]巴金:《后记》，《回忆布罗克》，高尔基著，巴金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0年7月，第39页。(巴金此处系引用日本俄国文学研究者昇曙梦的话。)

[21]此处借用水夫的译文。

[22]1925年1月1日，在《民钟》第1卷第10期上发表《“欠夹”——布尔雪维克的利刀》，署名芾甘;1925年1月1日，在《民钟》第1卷第10期上翻译发表高德曼《玛丽亚·司披利多诺瓦的迫害事件》，署名芾甘译;1925年2月20日，巴金在《国风日报》副刊《学汇》上发表《列宁——革命的叛徒》，署名芾甘;1925年8月11日、12日，在《晨报副刊》第1247号、第1248号上翻译发表约翰·杜尔纳《赤俄监狱中之革命者》，署名芾甘译;1925年12月16日至18日，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第7卷第12册第16号至第18号上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署名李芾甘;1925年12月29日、30日，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第7卷第12册第29号、第30号上发表《列宁论》，署名李芾甘;1926年1月19日，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第8卷第1册第19号上发表《马克思主义卖淫妇》，署名芾甘;等等。

[23]陈思和、李辉:《巴金研究论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第163页。

[24]巴金:《译后记》，《蒲宁与巴布林》，屠格涅夫著，巴金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49年12月，第133页。

[25]巴金:《译后记》，《木木》，屠格涅夫著，巴金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2年5月、1952年9月三版，第54—55页。

[26]巴金:《后记(一)》，《往事与随想》(一)，赫尔岑著，巴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1983年4月印，第395页。

[27]布罗茨基:《解说》，《父与子》，屠格涅夫著，巴金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3年5月新译本，第330页。

[28]巴金:《译后记》，《红花》，迦尔洵著，巴金译，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50年11月初版、1953年1月四版，第54页。

[29]巴金:《译后记》，《一件意外事》，迦尔洵著，巴金译，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51年6月，第68—69页。

[30]巴金:《译后记》，《癞虾蟆和玫瑰花》，迦尔洵著，巴金译，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52年1月，第49—56页。

[31]巴金:《前记》，《西班牙的血》，加斯特劳绘画，巴金选编，上海:平明出版社，1951年3月再版。

[32]巴金:《亚历山大·赫尔岑》，《家庭的戏剧》，赫尔岑著，巴金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4年6月，第1—2页。

[33]巴金:《〈过去与思想〉和〈家庭的戏剧〉》，《家庭的戏剧》，赫尔岑著，巴金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4年6月，第1页。(注:《过去与思想》也即后来的《往事与随想》。)

[34]萧珊:《译后记》，《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屠格涅夫著，萧珊、巴金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6月第1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第526—533页。

[35]编者:《后记》，《高尔基选集·短篇小说集》，高尔基著，瞿秋白、巴金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12月第1版、1959年9月印，第417页。

[36]《前言》，《伊则吉尔老婆子》，高尔基著，巴金、林陵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第1页。

[37]编者:《后记》，《高尔基选集·回忆录选》，高尔基著，巴金、曹葆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5月，第273页。

[38]《列宁》系曹葆华翻译。——笔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