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先来看巴金本人的“旧”题“新”解。

首先，是关于高尔基的翻译。巴金翻译高尔基理由自然是充足的，因为高尔基作为无产阶级作家，在当时的苏联得到列宁、斯大林的肯定和认可，因此自然在当时的中国畅行无阻。不过，一九三一年二月，巴金转引《草原故事》英译者之一席尼特金(H．T．Schnitkind)的话说:“只有像高尔基和托尔斯太那般善于做梦的人才能够从海洋与陆地底材料中建造出一个神话，才能够从专制与受苦之混乱中创造出一个自由人底国土来。”^[18]一九三五年十月，巴金回应批评自己“译文不通”说是对方不了解自己“从事翻译的苦心”，并说《草原故事》“不是消遣的小说，不预备给人躺在床上看，‘硬’一点也无妨”^[19]。当时，巴金发表这样的议论，自然是站在一个安那其主义者的立场上，并且拿来作为自己追求安那其社会理想之武器的。

但是一九五年五月，巴金在《回忆布罗克》的译后记里申明自己翻译高尔基的作家传记(包括《回忆契诃夫》和《回忆托尔斯泰》)的原因和目的时，先是引用日本学者昇曙梦的话说:“高尔基的回忆的作品不但在艺术上有很大的价值，就把它们当作近代俄罗斯的文化史料看，也有很重大的意义。”^[20]然后特别提到布罗克的长诗《十二个》，并转引苏联评论家季莫菲耶夫的话赞赏说:

这篇长诗确以特殊的技巧和力量传达出了一九一八年那些伟大的日子的革命激情，传达出了这些日子的难以抑止的气魄和英勇精神，对旧世界的热烈的憎恨对未来的如火如荼的信心，以及浩大的事变和个人的欲望与思想的神妙的交织。^[21]

那么，这又如何理解呢?前者“俄罗斯的文化史料……有很重大的意义”，一直以来，无论翻译还是创作都以革命者自居的巴金不曾表现出对文学史料的兴趣，如今却对俄苏情有独钟，不能不说有意无意是在顺应意识形态的要求;后者“对旧世界的热烈的憎恨对未来的如火如荼的信心”，以巴金一直以来对苏联诸多问题的态度^[22]，以及二十多年来一直对当时苏联的“忽视”，这样突如其来的夸辞不能不让人怀疑其意图，思考是什么原因使得他的政见转变如此轻快，他的“憎恨”和“信心”是否还有着某种不足为外人道的个人的理解。

此外，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巴金译介高尔基，“较多的是偏重于高尔基早期的浪漫主义作品”^[23]，而后期大量展现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就的作品，巴金则几乎没有提及，更别说翻译了。

其次，是关于屠格涅夫的翻译。这期间，巴金初次翻译了屠格涅夫《蒲宁与巴布林》和《木木》，重译了《父与子》。巴金在《蒲宁与巴布林》的译者后记里说:“屠格涅夫也开始认识了农奴制度的不合理，看见地主的专横和农奴生活的惨苦。”^[24]在《木木》译者后记里则引用了三位作家的话来强调这部作品的重要意义:

十九世纪的英国著作家加莱尔(T．Carlyre，1795—1881)说这是世界上最感动人的故事。二十世纪的英国小说家高尔斯华绥(J．Galsworthy，1867—1933)也说:“在艺术的领域中从来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对于专横暴虐的抗议。”旧俄思想家赫尔岑(A．Herzen，1812—1870)论到《木木》的社会的意义时说:“屠格涅夫并不单单停留在农民的殉道者似的命运上面，他还不怕看到农奴们的不通气的小屋，在那里面就只有一种安慰——伏特加(烧酒)。他用了很高的艺术性把这种汤姆叔叔的生活表现出来了，它居然逃过了双重的审查，而且它迫使我们望着那种惨重的、非人的、受苦的图画愤怒得打颤，是那些人在受苦:他们背负着世代相传的重担，前途没有丝毫的希望，他们不仅有受侮辱的灵魂，并且还有残废的身体……”^[25]哥并没有能够控制整个伊伯利亚半岛。西班牙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在一九三九年写过这样的话:“宗教裁判所的酷刑，里维拉的暴政也不能窒息革命，压止人民的对自由的渴望，何况卖国求荣的佛朗哥!”

这些话，巴金说得很巧妙。他这样说完，让读者自己去理解。不用说，旧的社会、旧的人压迫人的制度必然应该去掉的，但然后应该建立怎样的社会呢?巴金并不引出这样的话头。不过巴金又期待读者怎样去悟解呢?这个我们不宜妄加揣测，但有一点，他至少不希望在这样的政治语境下被扣上宣扬安那其主义的帽子。只是他又没有足够“勇气”宣称支持什么或者反对什么，所以就这么“悬着”了。

然而，在这看似无懈可击的“滑头”中，“破绽”还是有的。巴金大篇幅地引经据典赫尔岑的话来“抬高”自己翻译的屠格涅夫，而赫尔岑本人终其一生都在为自由平等与社会正义而呼号和奋斗，巴金也引之为知己，奉为自己的“老师”^[26]。赫尔岑赞扬屠格涅夫对“非人”的旧制度的暴露和批判，也即确认他所信奉和追求的理想社会的合理性和可靠性。所以说，巴金这样的后记，尽管放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放在一九五年代都没毛病，但到底还是有着某种倾向的。只是巴金肯定期望人们就当下的政治语境进行解读和接受。

前面已说过，屠格涅夫另一部小说《父与子》所塑造的“虚无主义者”巴扎罗夫，实则就是信奉科学、轻视权威与贵族、反对陈规惯习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代表。这样的形象和文学主题，放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下，必然如新译本所增补的布罗茨基的《解说》中所言:“‘虚无主义’和‘虚无主义者’这样的名词，后来用在俄国社会思想史中，是当作革命原理的名称的，不问任何反对沙皇政治、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党派，全包括在内。”^[27]——也即是，转变成为批判沙俄暴政，推翻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旧社会”，建立布尔什维克“新社会”的有力支持了。

其三，是关于迦尔洵的翻译。第一部《红花》，巴金在译者后记里搬出毛泽东大力推崇的鲁迅的名号，说迦尔洵最著名的作品三篇，两篇都收录这里了，另一篇《四日》“鲁迅先生早在几十年前就把它介绍过来了”^[28]。后来，在第二部《一件意外事》的译后记里，巴金追补第一部《红花》说，有朋友向他“提意见”，说《红花》“需要一点说明的文字”，于是他便摘译了波兰学者瓦里雪夫斯基《俄国文学史》、英国学者利却德·赫尔《俄国文学史》中关于迦尔洵的两段介绍文字——从中我们知道迦尔洵曾参战受伤，知道他想要找到“治疗人间疾苦的万应药”——以及“苏联达玛尔秦科”的《论迦尔洵的创作》中关于《红花》的评价。尤其重要的，是“苏联达玛尔秦科”的那番话:“在小说《红花》中，被称为‘世界的恶’(作‘资本主义’解释)的那种可怕的苦难，以及明白跟它斗争难有结果的自觉被作者用了大的艺术的力量和光彩表现了出来。”^[29]

这里无从知道给巴金“提意见”的那位“朋友”到底是谁，为什么“需要一点说明的文字”，但从巴金的具体回应来看，似乎巴金在急于“证明”自己所翻译的迦尔洵的革命性和先进性。不过，巴金仍是很巧妙的。他没直接发表议论，而是搬了让时人“景仰”的“苏联”权威的意见，然后自己并不加点评，就那么“悬着”——这样，你当然可以说并且相信是他所认同的意见，可事实上他本人却什么也没说。

第三部《癞虾蟆和玫瑰花》，巴金一篇《译后记》^[30]，加上脚注，二千五百三十余字。不过，其中真正巴金本人的话也就六百二十余字，其余都是摘译引用别人的话。从盖尔奈(B．G．Guerney)那里，读者了解到迦尔洵的生世，他如何“长成了一个反对残暴的专制政治的斗士”，以及他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从西蒙斯(E．J．Simmons)的《托尔斯泰传》里，读者了解到迦尔洵有一个“实现普遍的万人幸福的计划”，并激起托尔斯泰的极大兴趣;从季莫菲耶夫嘴里，读者听到对迦尔洵这样的评价:“优秀的俄罗斯作家把关于人的自由、关于他同凶恶的压迫者的斗争的梦想放进了他们的浪漫主义色彩的形象。……迦尔洵的《红花》的主人公也是这样，他准备为了别人的幸福献出自己的生命。”当然，我们从达玛尔秦科的口中，也认识到迦尔洵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某些不足。此外，我们也得知迦尔洵与屠格涅夫之间的友情。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这些便已足够。引经据典完了之后，巴金丢下一句:“中译者不想在这里添说什么了。”便转身说自己翻译所依托源语文本以及自己译笔如何“拙劣”去了。

其四，是关于加斯特劳画集《西班牙的血》的再版和赫尔岑《家庭的戏剧》。《西班牙的血》里面处处闪现着西班牙安那其主义者的身影和革命事迹，这曾经是为激发和鼓舞中国民众抗日热情和信心的;如今再版，如一九五一年二月五日巴金在《前记》^[31]里所言，是因为“法西斯的暴行”仍“在不断地发生”，在西班牙，在马来亚，在越南，尤其是在朝鲜，“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军和李承晚匪军在朝鲜的暴行自然会有更多的新的加斯特劳来描绘，来记录”。然后，巴金又接着道，关于西班牙，自己“还想说几句话”:

西班牙国内的革命运动并未终止，反法西斯的游击队仍然在各处活跃。佛朗

我到现在还相信这句话。

这两段话很有意思。“西班牙的前途是光明的”——是怎样的“前途”呢?“人民的对自由的渴望”——又是怎样的“自由”呢?而且还“一九三九年”就说过的。如果把这两句话放在一九四九年前，加之画册里的具体内容，谁也不会怀疑是巴金所曾梦想的安那其主义的“前途”;其“自由”亦是废除私产、摒弃政府的安那其式的平等自由。巴金现在“还相信”的究竟会是什么呢?或许，巴金期望读者就此打住:赶跑“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军”，消灭“李承晚匪军”，人民就“自由”了，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便“前途”无限光明美好了。

另外，关于赫尔岑《家庭的戏剧》，巴金在序一《亚历山大·赫尔岑》^[32]里摘译一九四七年《苏维埃历书》(Soviet Calendar/СоветскийКалендарь)里的评价语(带引号部分)，盛赞赫尔岑:

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个“在为俄国革命开路的工作上起了巨大作用”的著作家。他把一生的精力用在“使落后的、沙皇的、封建的俄国改变成进步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国家”这个伟大的事业上面。［……］他在大学里念书的时候就成了革命思想的宣传者，而且是一个进步青年团体的主要人物。［……］他先后刊行《北极星》和《钟声》两种俄文刊物，攻击俄国专制政治及其一切反动的设施，成为“反对封建制度和沙皇官僚政治的暴政的有力武器”，每期出版后，马上大量地偷偷运进俄国，秘密宣传，在知识分子中间有很大的影响。

在《家庭的戏剧》序二《〈过去与思想〉和〈家庭的戏剧〉》”^[33]里，再次摘引《苏维埃历书》里的话曰: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间进步的俄国人的思想上的追求，以及他们为着找寻把俄国和人类引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努力，——《过去与思想》给它们绘出了一幅俄国文学中最生动的图画。

巴金对于赫尔岑的赞美应该是真心的，他不仅摘引《苏维埃历书》，而且自己说了更多的话，也看得出多年来他在赫尔岑身上确实下了很深的工夫，尽管可能《苏维埃历书》代表苏联的官方喉舌说话，是在为自己政权的合理性与伟大性寻求依据，而一生追求思想自由、追求平等正义的巴金却可能在自说自话，无论有意无意，难免不与苏联专政政治体制下生成的《苏维埃历书》貌合神离。不过，对于当时一般中国读者，看到《苏维埃历书》这名号，看到“落后”“封建”“进步”“民主”“社会主义”如此等等的字眼，便已足够。

最后，附带谈谈巴金夫人萧珊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译后记》^[34]中，对巴金所译《木木》和《普宁与巴布林》的解读。萧珊评价说:

作者用对比的方法描写了地主老寡妇的冷酷与残暴，和农奴盖拉新的真挚的爱，引起人们对农奴命运深刻的同情，而那些沉重的、违反人性的痛苦的场面却叫人愤怒得打颤。［……］

《普宁与巴布林》［……］屠格涅夫在这篇小说里还是继续揭发农奴制度的罪恶，歌颂了农奴高尚的感情。［……］

［……］读屠格涅夫的作品，一方面不应该忽略他的政治的局限性，和他脱离六十年代的革命民主运动的事实，但是另一方面更应该重视他作为俄罗斯伟大的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作家的卓越成就。

萧珊这些话是比较中肯的，也比较实事求是，虽然难逃“揭发”“歌颂”“政治的局限性”这样的政治性话语，但总的还是立身文学的范畴在谈问题，而没有刻意迎合与应和意识形态的口号。当然，她对“农奴”的同情，对“地主”的憎恨，在当时也足以让人民认可其“政治立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