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巴金译介的另外三部作品也值得一提。

第一，一九五一年三月，再版了加斯特劳的画册《西班牙的血》(一九三八年四月)与《西班牙的苦难》(一九四年七月)的合集《西班牙的血》，并新写《前记》，“控诉”“美国帝国主义”^[16]。

第二，翻译巴西作家乔治·亚玛多的文章《在保卫和平斗争中拉丁美洲的作家和艺术家》(原文出处待考)，发表于《文艺报》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第六期。文章说:

在拉丁美洲的各个共和国里面，最著名的作家和艺术家都跟他自己的人民站在一起，参加了那个打击战争挑战者的伟大战斗。美帝国主义所指挥布置的战争准备使作家和艺术家们亲身遭受到损害。华尔街的大亨们在迫不及待地图谋发动对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战争的时候，他们又转向拉丁美洲国家的民族文化进攻，企图消灭它们，而代之以美国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民族文化是和平的、进步的。因此帝国主义者便仇视、迫害我们的文学和艺术，迫害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17]

在巴金整个翻译生涯中，这是笔者迄今所发现的最纯粹、与统治地位意识形态最合拍的一篇译作。

第三，对赫尔岑《一个家庭的戏剧》(一九四年八月)进行改译，更名为《家庭的戏剧》，并于一九五四年六月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一九六二年七月，该书又一次修订改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也是巴金一九六年代难得出版的一部译著)。关于赫尔岑的翻译，将留作下一章进行专题论述，这里只简要说几句。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二年，法国(及西欧大陆大部分国家)平民与自由主义革命失败，赫尔岑个人又接二连三遭遇爱女重病，母亲与爱子海上遇难，妻子与德国诗人黑尔威格产生感情纠葛，最后妻子病逝等一系列事业挫折与家庭悲剧的打击。《家庭的戏剧》便是这一段时期经历的记述。从内容看得出来，这部作品并不适合新兴社会主义国家语境，当然，也不太可能是其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安那其主义社会革命理想“公然”的执着。

综上所述，一九四九年年底至一九六年代初(准确说，一九六二年七月)这一时期，巴金翻译选材主要特点表现为:一是选择与当时中共政治“友好”国家的作者;二是选择巴金自己一直以来比较青睐的作家;三是搁置自己理想，迎和“历史”潮流;四是颇多旧译翻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