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是关于迦尔洵的翻译。

这一时期，巴金共翻译迦尔洵作品三部:《红花》(内含《红花》〔The Scarlet Blossom〕、《信号》〔The Signal〕)、《一件意外事》(内含《一件意外事》〔An Incident〕、《军官和勤务兵》〔Officer and Soldier-servant〕)和《癞虾蟆和玫瑰花》(内含《癞虾蟆和玫瑰花》〔A Toad and a Rose〕、《阿塔勒亚·卜林塞卜斯》〔Attalea Princeps〕、《并没有的事》〔“Make-believe”〕、《旅行的蛙》〔The Frog Who Travelled〕)。这三部作品均转译自Rowland Smith辑录并英译的迦尔洵The Signal and Other Stories。

《红花》一九五年十月译完，初版于一九五年十一月，上海出版公司出版。其中第一篇《红花》，带有一个副标题“纪念伊凡·赛尔该叶维奇·屠格涅夫”。作者根据自己曾经在疯人院的经历，写一个疯子在疯人院里看见一朵异常鲜艳的花——罂粟花，便处心积虑时时想要将这朵花毁掉，因为:“在他的眼睛里，这朵花便是一切恶的化身。它拿一切的无辜者的血做养料(这就是它这么红的原因)，拿一切的眼泪，拿一切人类的恶毒做养料。”疯子觉得，即便是自己被这朵花打败，因此而死去，自己也会“死得像一个光荣的战士，像人类的第一个战士，因为一直到现在还不曾有过一个人敢于出来同时跟世界上所有的恶战斗”^[15]。第二篇《信号》系重译本，原译名“旗号”，传递一种反抗与担当精神，具体在第一章里已有讨论。

《一件意外事》一九五一年三月译完，初版于一九五一年六月，上海出版公司出版。其中，《一件意外事》以第三叙事者的身份，串起两个主人公——娜结兹达·尼可拉也夫娜(Nadedja Nicolaievna)、伊凡·伊凡诺维·尼基丁(Ivan Ivanovich Nikitin)——的日记。娜结兹达受过教育，后沦落为一名娼妓;伊凡·伊凡诺维为一名政府公务人员。伊凡·伊凡诺维深深地爱上了娜结兹达，但这份爱既得不到女主人公的首肯，也得不到周围人的理解。他终日酗酒，自我麻醉，最后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军官和勤务兵》写尼基达(Nikita)被征入伍，因为天性愚笨，什么也学不会，只好去干各种脏苦杂役。后来来了个新任的副官亚历山大·米海罗维奇(Alexander Michailovich)，尼基达便给这副官当勤务兵，每天任由副官支使，负责副官的日常起居事务，受尽辱骂。故事最后以两个人的梦结束。亚历山大梦见自己荣升高职，平日趾高气扬的同僚，甚至包括上校，都对他殷勤有加，都等着他发号施令。这时枪声响起，四面八方都是可怕的叫声。他意识到士兵们在杀人。突然，一群可怕、凶恶的东西向他涌过来，吓得他大叫:“尼基达!”尼基达则梦见躺在自家的小屋里，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他想自己一定是逃回来的，他们一定在追自己，他想跑却无法动弹。他大声叫喊，突然屋子里挤满了人，全都是村子里的熟人。他们都死了，还有他的妻子，还有那些孩子们，以及所有亲人。他们要拉尼基达走，尼基达拼命挣脱开，一个人在雪地里跑。鬼魂们停止了追赶，但亚历山大·米海罗维奇带着追兵却追了上来，他还听见亚历山大在他身后大叫:“尼基达!”尼基达从睡梦中惊醒，摸黑找到火柴和蜡烛，服侍副官抽烟。大约一刻钟后，副官和勤务兵又沉沉睡去。

《癞虾蟆和玫瑰花》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译完，初版于一九五二年一月，上海出版公司出版。书中收录的四篇文章都属于寓言故事，从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来看没什么特别的“意义”。其中，《阿塔勒亚·卜林塞卜斯》反倒是带了一种强烈的悲剧色彩。故事写某植物园的一个温室里种满热带植物，其中有一棵来自巴西的棕榈树，学名即阿塔勒亚·卜林塞卜斯。它因为想突破温室囚笼般的局限，回归自由，受到其他种种植物的冷嘲热讽和排斥。而当它不断长高，终于突破玻璃罩时，却被晚秋的雨雪冻僵。温室主人为免于麻烦，干脆让人将这棵棕榈树锯掉，而且连树桩一起掘除。甚至连那簇支持它、为它欢欣鼓舞的小草也被殃及，随树桩一同被挖掉，扔到寒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