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关于屠格涅夫的翻译。

巴金与屠格涅夫的渊源也是比较早的，大约一九三六年他便与陆蠡、丽尼相约翻译屠格涅夫的六大名著，其中巴金选了《父与子》和《处女地》两部。然后，一九四三年七月《父与子》翻译出版，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二月，《处女地》分上、下册翻译出版。这在第三章第四节“革命文学的翻译”中已有论述，故于此不再赘言。这里，我们来看看巴金一九四九年下半年及一九五年代的屠格涅夫翻译情况。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巴金根据加尔纳特(Constance Garnett)的英译本(Punin and Baburin)翻译完屠格涅夫的《蒲宁与巴布林》，同年十二月即由上海平明出版社正式出版。小说写叙事者“我”通过与普宁(亦译“蒲宁”)和巴布林交往，对他们一生的了解和认识。普宁与巴布林是一对至交好友，同为自由民主主义者，也即当时的虚无主义者(虚无党人)。他们的自由民主主义思想激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普宁后来因故去世;巴布林也因结社反对沙皇统治被沙俄当局逮捕，并发配至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巴布林并没有被击倒，与妻子穆莎(Musa)继续教育活动和革命思想传播。巴布林因病去世后，穆莎继续了丈夫的事业。

一九五二年一月，巴金又根据加尔纳特的英译本(Mumu)翻译了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木木》(Муму)，并于同年五月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木木》的主人公是一位又聋又哑却力大无穷的农奴盖拉新(Gerasim)。温驯忠厚的盖拉新在一位孤寡但很富有的老太太家做家仆，喜欢上了洗衣工塔季雅娜(Tatiana)，不料骄横的老太太一时心血来潮，将塔季雅娜许配给了另一位家仆。盖拉新伤心之余，收养了一只从河里救起来的小狗，给它取名木木(Mumu)，作为精神的寄托。他像对待养女一样，将木木照顾得无微不至。然而，好景不长，老太太意欲霸占小狗不成，对小狗心生憎恨;木木一声吠叫也让她神经质地受不了，因此命令必须将木木处理掉。盖拉新最后被迫溺死寄托自己全部身心的小狗木木，然后愤然不辞而别，离开莫斯科主人家，回到生养自己的农村故乡，重新过上他从前自由健康的生活:

他带了一种不屈不挠的勇气，和一种交织着绝望与快乐的决心在公路上走着。他大踏步地向前走，胸口高高地挺起来，两只眼睛热切地对直朝前面望。他走得急急忙忙，好像他的老母亲在家乡等着他一样，好像他长期在异乡里陌生人中间流浪以后，他的母亲现在唤他回到她跟前去一样。^[13]

《蒲宁与巴布林》和《木木》都很有趣，放在一九四年代之前，它们可以是巴金反对专制制度、宣扬安那其主义思想的武器;可放在现在这政治语境下，又当作何解读和诠释呢?

一九五三年年初，巴金重译完《父与子》，于同年五月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前面在第三章第四节“革命文学的翻译”中有专门论述，因此这里不再多说。唯一要说的是，该小说所展现和塑造的，是沙俄时代被称之为“虚无主义者”的信奉科学，轻视权威、贵族和陈规惯习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形象。放在新译本的社会政治语境下，其意义的诠释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此外，一九五九年六月，巴金还出版了与其夫人萧珊的译文合集《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其中收录了巴金翻译的《木木》和《普宁与巴布林》(即《蒲宁与巴布林》)。同样，重要的不是译著收录了什么篇章，而在于在新的政治语境下，如何读解这样的文本。这一次是萧珊代为解读的。

另外，还有一个译著也值得提及。除了直接翻译屠格涅夫的作品，巴金还翻译了巴甫罗夫斯基(ИсаакЯковлевичПавловский/Issac Pavlovsky)关于屠格涅夫的传记《回忆屠格涅夫》，并于一九五年八月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该作系从巴甫罗夫斯基同名法文著作Souvenirs sur Tourguéneff中选译。巴金翻译这部作品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只是因为自己喜欢屠格涅夫的著作，而这些文字，可以帮助读者认识“屠格涅夫是一个怎样的艺术家”，“是一个怎样的人”^[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