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关于高尔基的翻译。

巴金翻译高尔基并非始于这一时期。一九三一年，巴金就翻译有高尔基的《草原故事》(Stories of the Steppe)^[2](一九三一年4月上海马来书店初版)，内收三个短篇小说:《马加尔周达》(后更名《马加尔·周达》/《马加尔·楚德拉》/《马卡尔·楚德拉》)(МакарЧудра/Makar Chudra)、《因为单调的缘故》(亦译《因为烦闷无聊》)(СкукиРади/Because of Monotony)、《不能死的人》(The Man Who Could Not Die)^[3]。

巴金当时翻译高尔基是因为困于“现实的黑暗”，向往其作品所传递的一种“自由”的草原气息，意欲拿了那“好梦”来给自己一点“安慰”，而且也喜欢文中那“美丽的，充满渴望的，忧郁的调子”^[4]。这部作品自一九三一年四月始，先后由上海马来亚书店、新时代书局、生活书店付印四版，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九年二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八版。因此亦可见，自从一九三年代初以来，巴金心底一直萦绕着一种超越和抽象于安那其主义社会政治自由平等追求之上的性灵的“自由”。这种“自由”向往的心声，如一缕轻柔清丽、若隐若现的小夜曲，时不时在战斗着的翻译家与作家巴金疲惫的心底里淌过。不过，一九三五年十月，巴金仍说，别人在小报上骂自己“译文不通”，是不解自己“从事翻译的苦心”，因为“这小书不是消遗的小说，不预备给人躺在床上看，‘硬’一点也无妨”^[5]。看来，这喁喁的一缕清泉于巴金亦是有着某种战斗的“姿态”的。

一九五年十一月，巴金重译和扩充《草原故事》，更名《草原集》，内收《马加尔·楚德拉》、《伊则吉尔老婆子》(СтарухаИзергиль/Old Izergil)、《可汗和他的儿子》(ХаниEгосын/The Khan and his Son)、《因为单调的缘故》和《草原上》(Встепи/In the Steppes)。

《马加尔·楚德拉》不做命运(包括爱情)的奴隶、追求自由的基本主题依然如故;《伊则吉尔老婆子》则借伊则吉尔之口，讲述了一个灵魂空虚的极端利己主义者腊拉(Larra)与一个掏出自己的心作为火炬为人们指引道路的利他主义者丹柯(Danko)的故事;《可汗和他的儿子》写突厥首领可汗和他儿子为同一个女人所表现出的敢爱敢恨与野蛮道义;《因为单调的缘故》写寂寥原野上一个小火车站，两个孤单的人互相需要却不敢表露，只能夜里偷偷相处，因被烦闷无聊的同事逮着和取笑，以及男主角戈莫左夫(Gomozov)的猥琐懦弱，女主角阿琳娜(Arina)最后自杀身亡，不多时火车站又陷入了往昔的烦闷无聊;《草原上》讲述三个偶然相遇的畜生一样的流浪者如何一道在草原上行进，如何忍饥挨饿，然后在一个夜里如何遇上并夺取另一病倒在路途中的、准备回家与妻女团聚的木匠的食物，以及三个流浪者中的“大学生”如何半夜勒死木匠，掠了他的钱财逃之夭夭的故事。

巴金增补翻译完这部小说集子，并没多说什么。他只是交代了自己重译的情况，以及所依托的源语文本，并承认说因为自己俄文程度不够，“怕失去整个的情调”，“抓不住高尔基小说的整个的调子”，因此不得不继续遵照英文译本进行翻译^[6]。

一九五六年，巴金翻译了高尔基《叶美良·波里雅依》(ЕмельянПилай/Emilien Pilai)、《阿尔希普爷爷和廖恩卡》(ДедАрхипиЛенька/Le grand-père Archip et Lenka)、《鹰之歌》(ПесняоСоколе/Song of the Falcon)、《柯留沙》(Колюша/Kolusha)、《一个人的诞生》(РождениеЧеловека/AMan is Born)、《一首歌子是怎样编成的》(КакСложилиПесню/How a Song Was Composed)，连同《马加尔·楚德拉》《伊则吉尔老婆子》《可汗和他的儿子》《因为烦闷无聊》和《草原上》，一起编入《高尔基选集·短篇小说集》。该书同时收录瞿秋白部分译作，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译者署名:瞿秋白、巴金。在这部翻译合集中，巴金除了译文，别的没说任何话，所有话都让编者(未具名)给说了——这个我们留着下一节再讨论。

这些新译的篇章，总体而言，无论就巴金个人的政治诉求，抑或于当时的政治语境，都没什么很特别的地方。倒是里面的《鹰之歌》，以寓言形式，表现了向往自由、搏击长空的战斗者至死不懈的坚强意志。这样的寓言故事，不论如何阐释都是可以的——可以是当时语境下的“阶级战士”“革命战士”，也可以是为实现生命价值奋斗不息的任何“勇士”，甚至可以是巴金隐秘内心的“梦想”战士。

这一时期，巴金在翻译改版《草原集》一书之前，实际上还首先翻译了高尔基的三部作家传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译毕、一九五年一月出版的《回忆契诃夫》^[7];一九五年二月译毕、一九五年四月出版的《回忆托尔斯泰》^[8];一九五年五月译毕、一九五年七月出版的《回忆布罗克》^[9]。

巴金翻译这三位作家的传记，说不上有什么特别的缘由。综合观之，其一，巴金与高尔基素有渊源;其二，高尔基的名号顺应时代语境;其三，“高尔基的回忆的作品不但在艺术上有很大的价值，就把它们当作近代俄罗斯的文化史料看，也有很重大的意义”^[10]。分别言之，一九四九年系契诃夫逝世四十五周年(虽然译作出版时间在一九五年一月)，且如陈思和、李辉所言，到抗战后期，巴金逐渐认可契诃夫，创作风格“逐渐与契诃夫接近”^[11];托尔斯泰一直是巴金尊重的作家;翻译布罗克一则“无非想给爱好俄国文学的人贡献一点材料”，二则布罗克是二十世纪初叶“俄国最大的诗人”，且其长诗《十二个》表达了“对旧世界的热烈的憎恨对未来的如火如荼的信心”^[12]。

一九五八年九月，巴金再有与他人(林陵)的合集《伊则吉尔老婆子》出版，内收巴金《马加尔·楚德拉》《伊则吉尔老婆子》。在这一合集里，除了被收入的两篇译文，巴金仍旧不曾说话，所有的话仍是让编者(未具名)给说了——这个我们也留着下一节再讨论。

一九五九年九月，巴金第三部与别人(这次是曹葆华)的合集《高尔基选集·回忆录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内收巴金译“文学写照”系列传记文章，其中所涉俄苏作家等人物包括列夫·托尔斯泰(ЛевНиколáевичТолстóй/Leo Tolstoy)、索菲雅·安德烈耶夫娜·托尔斯泰夫人(СóфьяАндрéевна Толстáя/Sophia Andreyevna Tolstaya)、安东·契诃夫(АнтóнПáвловичЧéхов/Anton Pavlovich Chekhov)、符·加·柯罗连科(ВолодимирГалактионович Короленко/Vladimir Galaktionovich Korolenko)、米·米·柯秋宾斯基(Михайло МихайловичКоцюбинський/Mykhailo Mykhailovych Kotsiubynsky)、尼古拉·加陵-米哈依洛夫斯基(НиколáйГеóргиевичГáрин-Михайлóвский/Nikolai Georgievich Garin-Mikhailovsky)和米哈依尔·普利什文(МихаǘлМихáйлович Прǘшвин/Mikhail Mikhailovich Prishvin)。同样，这次的《后记》也让“编者”说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