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对于巴金来说，是其翻译生涯的又一重要转折点。

到这一年，中国时局越来越明朗，可巴金在创作方面几近陷入停滞，主要有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参加中共组织召开的第一届文代会后写的《我是来学习的——参加文代会的一点感想》(发表于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和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发表于《人民文学》创刊号上的《忆鲁迅先生》等。在翻译方面，还算稍有作为。其中，有两个可勉强算作一九四九年成果，实则选题和主体工程定格于一九四八年及其之前的作品:一是一九四八年九月翻译完毕，一九四九年二月得以出版面世的俄国民粹主义者妃格念尔的《狱中二十年》;一是一九四六年开始动笔翻译，一九四九年八月最终收工的追问人生意义的洛克尔的《六人》。

然后，真正展现和标志巴金一九四九年基于时局的思想变化，并且与一九五年代为一体的，是竟译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并出版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的屠格涅夫的《蒲宁与巴布林》(后更名《普宁与巴布林》)(ПуниниБабурин/Punin and Baburin)。从这里直至一九六年代初，巴金的翻译选材主要集中在三个人身上:高尔基、屠格涅夫、迦尔洵。其中高尔基和屠格涅夫又占更主要地位。另外，还旁及加斯特劳、乔治·亚玛多(Jorge Leal Amado de Faria，简称Jorge Amado)和赫尔岑(赫尔岑主要是《一个家庭的戏剧》的修改再版)。

仔细考察巴金一九四九年末至一九六年代初这一时期的翻译，可以看出，虽然这也是巴金某种“选择”的结果，较之其早年，甚至直至抗战和国共内战也未曾彻底放弃的理想，却已经是愈去愈远，也渐行渐隐。以“我用自己的武器，也用拣来的别人的武器战斗了一生”^[1]的标准来看，无论是所选取文本还是其内容，总体而言都显得零散，不再承载着有明确针对性的目的和使命。即便有往昔“革命”痕迹的，也被予以了顺应“新社会”的诠释。如果勉强要从中理出一条主要指导原则，那便是尽量避免触及政治“红线”，又尽可能不逆了自己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