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从“理想”而至“理念”

从青少年时期至一九三七年(其间还曾远洋法国)，热情勃发的巴金为着自己坚信的人类社会理想——安那其主义，办刊物，事创作，做翻译，或者为冤屈者呼号，并毫不讳言地坦陈自己的安那其主义者身份。巴金既有安那其主义理论作品的翻译与阐述，也有革命者实践事迹的译介，同时还有丰富的传达自己安那其主义革命理想与理念的母语作品面世。这种理想的追求，可谓十年如一日，可叹又可佩。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民族危亡的险境摆在每一位中国人面前，无论政见如何，信仰什么，抗日救亡都成了迫在眉睫的头等任务。以安那其主义者自居，反对任何形式政府，并且斥“爱国主义”为“作伪、自私、自利”^[39]之代名词的巴金亦不例外。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他翻译推出成系列的“西班牙问题小丛书”，一共六册;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年，同时译介和编辑《西班牙的血》《西班牙的苦难》《西班牙的黎明》《西班牙的曙光》系列画册，以鼓舞国人抗日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心。

不过，这期间，巴金仍部分延续着曾经的理想。首先，其“西班牙问题小丛书”中就含有安那其主义者的踪迹。其次，是出版克鲁泡特金《告青年》(一九三七年十月、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修改出版《我底自传》(一九三九年五月)、《面包与自由》(一九四年八月)和《伦理学的起原和发展》(一九四一年六月);翻译并在刊物上发表克鲁泡特金《居友的伦理学》(一九四年七月)、《蒲鲁东的道德学说》(一九四年九、十月);翻译连载赫尔岑《一个家庭的戏剧》(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一年六月);翻译凡宰地《我的生活故事》(一九四年九月)、普式庚(普希金)等《叛逆者之歌》(一九四年九月)。然后，还翻译了具有虚无主义思想、反对专制压迫的屠格涅夫《父与子》(一九四三年七月)、《处女地》(一九四四年六月)以及他的一些散文诗作品等。

除此，巴金译介“革命性”作品还有一个小高潮，那是在一九四七年五月至一九四九年二月。一九四七年主要发表有两篇文章，一篇是克鲁泡特金的《社会变革与经济的改造》(一九四七年五、六月〔一九四七年三月译〕)，另一篇是多洋的《人之子，悲多汶》(一九四七年六月)。一九四七年完成、一九四八年面世的此类作品还包括库普林短篇小说《白痴》(一九四八年一月)、奈米洛夫短篇小说《笑》(一九四八年二月)、克鲁泡特金专著《一个反抗者的话》(毕修勺主译，巴金编辑及写前言，并收录巴金译《告青年》和用作“跋”的《社会变革与经济的改造》)(一九四八年六月)，以及奈米洛夫等的短篇小说集《笑》(一九四八年六月)。

真正一九四八年所翻译的，主要是俄国民粹主义者妃格念尔的回忆录，从一九四八年四月到一九四九年一月，在《大公报》副刊《文艺》与另一刊物《文艺春秋》上连载，共计有十篇。这些回忆录一面翻译一面发表，于一九四八年九月即译毕，然后一九四九年二月由上海文化出版社结集出版，名为《狱中二十年》。

然而，巴金这两次安那其主义和民粹派革命者作品翻译小高潮，基本上可以看作他为“革命”理想呼号的尾声和最后“挣扎”。抗战时期，安那其主义思想的影响力已基本被抗战的严峻形势和抗击外敌对强有力政府的需要所湮灭;国共战争期间，两大政治集团为争夺最终统治权而进行你死我活的战争，安那其主义即使被认为合理的成分也多半被纳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的轨道。曾经信仰或相信过安那其主义的人，要么早已走进国民党阵营，要么早变成坚定的共产人士，如李大钊、毛泽东等。其他流落民间的安那其主义者，顶多也只是从事所谓如福建泉州黎明中学等乡村教育，或如巴金他们办文化生活出版社等实业，来实践并最后守候那份曾经的理想。

这个时候的巴金，虽然还有翻译昭示和宣扬自己理想的作品，但创作上却已与之越来越隔膜，再不是一九三年代的《爱情的三部曲》等作品那样并驾齐驱了。相反，他生活的关注焦点、写作题材与风格都发生了几乎是根本性的变化:“他开始写没有英雄色彩的小人小事，写社会重压下人们司空见惯的‘委顿生命’，写‘血和痰’，调子也变得悲哀、忧郁，由热情奔放的抒情咏叹，转向深刻冷静的人生世相的揭示。”^[40]从抗战后期到国共战争期间，巴金完成了代表他小说艺术成就的“人生三部曲”:《憩园》(一九四四年十月)、《第四病室》(一九四六年一月)、《寒夜》(一九四七年三月)等重要作品。

因此，这个时期，巴金所翻译的真正与他的创作——也披露和代表了他的所思所想和精神状态——在风格、内容和思想趋向上比较贴近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便是我们这里讨论的王尔德。巴金所选取的尤其是王尔德的几篇童话，可以看作其实实在在、有明确目标的安那其革命理想，泛化为一种道德理想与道德诉求的诠释。这种道德理想，是对苦难者的同情，对不公不义的憎恨，是对人类生存状况悲悯的关照。王尔德所爱的两样东西——“美与人类”^[41]，难道不也是巴金写下这几个字的彼时彼刻，尽管或许多少有些无奈的“追求”?换言之，巴金选择翻译王尔德，可以看作是从明确的政治理想，逐渐嬗变泛化为一种人道与道德的理念，一种自我精神的诉求。

【注释】

[1]査明建、谢天振:《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2月，第161—166页。

[2]巴金:《后记》，《快乐王子集》，王尔德著，巴金译，上海、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3月初版、1949年11月三版，第243—246页。

[3]李济生:《巴金与文化生活出版社》，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11月，第23页。

[4]巴金:《忆·片段的纪录》，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8月初版、1938年10月五版，第172页。(注:其中关于“过去的文人我比较喜欢的倒是托尔斯太、杜思退益夫斯基、阿志跋绥夫几个”一语，巴金后来修订为“然而，我却更喜欢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左拉几位”。参见巴金:《忆》，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5月，第123页。)

[5]巴金:《后记》，《快乐王子集》，王尔德著，巴金译，上海、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3月初版、1949年11月三版，第243页。

[6]Young，Art．Haymarket Square，Chicago，May 4，1886．http://www．marxists．org/subject/mayday/articles/young．html(Retrieved on January 6，2013)．

[7]Sreenan，Dermot．OscarWilde's Socialism:A Look at the Socialist and AnarchistWritings of Oscar Wilde．http://flag．blackened．net/revolt/ws98/ws53_wilde．html(Retrieved on January 6，2013)．

[8]Berkman，Alexander．Prison Memoirs of an Anarchist(2nd Edition)．New York:Mother Earth Publishing Association，1920．

[9]王尔德:《雷丁监狱之歌》，黄杲炘译，见《王尔德全集·诗歌卷》，杨烈、黄杲炘等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290页。

[10]巴金:《给我底弟弟(代序)》，《我底自传》，克鲁泡特金著，巴金译，上海:开明书店，1939年5月，第3页。(王尔德原话:Two of themost perfect lives Ihave come across in my own experience are the lives of Verlaine and of Prince Kropotkin［□］the other，a man with a soul of that beautiful white Christ which seems coming out of Russia．Wilde，Oscar．De profundis．New York and London:The Knickerbocker Press，1905，p．96．)

[11]Wilde，Oscar．“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The Fortnightly Review，Vol．XLIX，No．290，February 1891，p．293．

[12]Ibid．

[13]Ibid．

[14]Wilde，Oscar．“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The Fortnightly Review，Vol．XLIX，No．290，February 1891，p．301．

[15]Ibid．，p．293．

[16]“Anarchism as a movement，1870-1940”，Encyclopaedia Britannica．http://www．britannica．com/EBchecked/topic/22753/anarchism(Retrieved on January 6，2013)．

[17]Goodway，David．Anarchist Seeds Beneath the Snow:Left-Libertarian Thought and British Writers from William Morris to Colin Ward．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2006，p．63．

[18]巴金:《后记》，《快乐王子集》，王尔德著，巴金译，上海、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3月初版、1949年11月三版，第243—246页。

[19]同上，第244页。

[20]David Goodway．Anarchist Seeds Beneath the Snow:Left-Libertarian Thought and British Writers from William Morris to Colin Ward．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2006，p．63．

[21]王尔德:《快乐王子集》，巴金译，上海、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3月初版、1949年11月三版，第142页。Wilde，Oscar．The Happy Prince and Other Fairy Stories．New York and London:The Knickerbocker Press，1908，p．8．

[22]巴金:《后记》，《快乐王子集》，王尔德著，巴金译，上海、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3月初版、1949年11月三版，第244页。

[23]本篇原为王尔德讲给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AndréGide)的一个小故事，后被班塔克(Raymond Bantock)收录在《名家散文诗抄》(ABook of Poems in Prose)的王尔德部分，并给加了《讲故事的人》这么一个题目(因原书未能获得，故不确知英文原名)。

[24]巴金:《〈巴金译文全集〉(第六卷)代跋》，《巴金译文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第568—569页。

[25]同上，第569页。

[26]巴金:《〈怀念集〉增订本代跋》，《再思录》，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4月，第247页。

[27]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版、2003年6月印，第266页。

[28]李辉:《巴金传》，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2月，第138页。

[29]陈思和、李辉:《巴金研究论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第191页。

[30]巴金:《后记》，《快乐王子集》，王尔德著，巴金译，上海、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3月初版、1949年11月三版，第243页。

[31]同上，第245页。

[32]巴金:《后记》，《快乐王子集》，王尔德著，巴金译，上海、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3月初版、1949年11月三版，第246页。

[33]原文刊于王尔德著，巴金译，一九四八年三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版《快乐王子集》封底，现文录自1993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巴金全集》第十八卷，第541页。

[34]巴金:《后记》，《迟开的蔷薇》，斯托姆著，巴金译，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3年11月，第91—92页。

[35]又译作“若克尔”。

[36]Rocker，Rudolf．The Six．Translated by Ray E．Chase．Los Angeles:Rocker Publications Committee，1938．

[37]巴金:《后记》，《六人》，洛克尔著，巴金译，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9月初版、1951年4月三版，第231页。

[38]巴金:《后记》，《快乐王子集》，王尔德著，巴金译，上海、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3月初版、1949年11月三版，第246页。

[39]巴金:《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警群》1921年9月1日，第一号。现文引自巴金:《巴金全集》(第十八卷)(《集外编》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15页。

[40]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版、2003年6月印，第266页。

[41]巴金:《后记》，《快乐王子集》，王尔德著，巴金译，上海、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3月初版、1949年11月三版，第2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