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艺术的审美与爱好，应该是人类的天性。巴金也不例外，尽管他无论翻译还是创作，首先考量的常常是“政治”的问题，如安那其主义，如抗日救亡，也包括一九四九年之后跟进政策的“歌功颂德”之作。直至晚年翻译《往事与随想》，创作《随想录》，依然如此。

至一九四年代中期左右，巴金创作风格逐渐发生变化，澎湃的激情渐渐让位于沉静的思考。温儒敏说，这时候的巴金，一是因为战争的磨难，二是因为渐渐步入中年，“由热情奔放的抒情咏叹，转向深刻冷静的人生世相的揭示。他这时期的翻译也由俄国虚无主义者的英雄故事转向斯托姆的爱情小说与王尔德的童话”^[27]。

李辉与陈思和也有类似的见解和发现。李辉说:“随着偏激思想与情绪的消退，浓厚的文化兴趣与独特的艺术鉴赏力，在巴金身上凸现出来。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等人的著作的同时，他翻译了历来被认为是唯美作家王尔德的童话。”^[28]陈思和则说:“一旦接触到具体的鉴赏，巴金立刻把兴趣从作品的思想内容转到了艺术方面。”^[29]

巴金为王尔德美妙的文笔所折服。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巴金说自己二十年前就起了翻译王尔德的念头，但“始终不敢动笔”，因为“他那美丽完整的文体，尤其是他那富于音乐性的调子，我无法忠实地传达出来。他有着丰丽的辞藻，而我自己用的字汇却是多么贫弱”^[30]。他不无诚恳和谦恭地说，许多人都认为王尔德的这些童话是他最好也最有特色的作品，R·H·谢拉尔德甚至说他构思之巧妙，想象之丰富，“在英文中找不出来能够跟它们相比的童话”，因此原著是如此成功之作，自己并“不是王尔德童话的适当的翻译者，我的译文只能说是试译稿”^[31]。

也许不能百分之百确信巴金迟迟没动手翻译王尔德，就是因为担心翻译不好，愧对了王尔德。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巴金是欣赏王尔德作品的艺术美的。他最终动手翻译王尔德，也不可否认有这艺术的因素在起作用。

另外一个例证，是巴金在该书的译后记中，引用L·C·英格列比赞美王尔德的话说，这些童话“表现得精妙绝伦，丰富的想象给每篇故事装饰了珠玉，作者有着驾驭文字的能力，每一句话都是经过熟思后写出来的，但同时却有着自发的动人力量”^[32]。不仅如此，他还将这些文字作为广告语，刊印在一九四八年三月文化生活出版社版《快乐王子集》的封底上，并辅以自己的评判语“在这九篇童话里，作者仍然保持着他那丰丽的辞藻和精练的机智”^[33]，以此来宣示自己对王尔德的意见，来“招揽”顾客。

附带说一点，关注艺术美的翻译家巴金不仅翻译了王尔德，同时比较典型地，还翻译了两位德国作家的作品。其一，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翻译出版的德国作家斯托姆(Theodor Storm)的作品集《迟开的蔷薇》，里面收录文章三篇:《迟开的蔷薇》(Sp－te Rosen)、《马尔特和她的钟》(Marthe und ihre Uhr)和《蜂湖》(Immensee)。巴金在译后记里写道:“我不会写斯托姆的文章，不过我喜欢他的文笔”;“我非常宝贵它，我有空就拿出来翻读”;“我不想把它介绍给广大的读者。不过对一些劳瘁的心灵，这清丽的文笔，简单的结构，纯真的感情也许可以给少许安慰吧”^[34]。这也是巴金从“政治”场中侧身出来，在“艺术”中小憩的一个见证。

其二，是一九四六年开始翻译，一九四九年五月结稿，并于一九四九年九月出版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版《六人》(Die Sechs)。原书作者鲁多夫·洛克尔^[35](Rudolf Rocker)。巴金是根据蔡斯(Ray E．Chase)的英译本The Six^[36]翻译的。这部作品是对于生命意义的追问，自然不是直接关乎安那其主义的。不过，其具体内容这里暂且不说，且看巴金在该作译者后记里的自述:巴金翻译这部书时心中到底有多少迷茫不是我们这里讨论的主题，但其对原作品艺术美的在乎，却在这段文字里明白无误地表达出来。

看完《六人》的校样，我坦白地承认这是一件失败的工作。我用了“试译”二字，也只是表明我没有翻译这书的能力。从这译稿连我自己也看得出我缺乏驾驭文字的才能，我没有能够忠实地表达原意，也没有能够传达原文的音乐美。本书的英译者蔡斯教授(Ray E．Chase)说“我觉得《六人》是一曲伟大的交响乐”。但中译本的读者一定不会有同感的。错在我身上。^[37]

当然，再回过头说王尔德，我们也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巴金并没选取最能体现王尔德艺术成就的社会风情戏剧作品和唯美主义小说来翻译。因此，这也同时说明，巴金翻译王尔德又不仅仅是以“艺术”为唯一依据的。他选择的童话和散文诗，除了其艺术成就之外，还因为它们对弱者，对灵魂，对人类的关照，普照着一种爱的精神。如巴金自己所言:“单从这一册童话和散文诗集看来我们也可以知道王尔德一生所爱的东西只有两样:美与人类。”^[38]这，便是巴金所找到的王尔德身上“艺术”与“人生”的契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