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巴金选择翻译王尔德作品，其最根本和首要的还是社会政治标准。这一政治标准既有王尔德本人的政治信仰或说政治同情取向的考量，同时更直接地，也有王尔德相关作品所体现出来的对现实社会控诉与抗议蕴涵的考量。这里首先要讨论的，即是王尔德在政治上的同情倾向。

王尔德对安那其主义者一直都抱有同情。一八八六年五月四日，芝加哥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举行罢工遭到武装镇压，从而导致引起全世界关注的芝加哥干草市场广场事件(Haymarket Square Riot)。据美国漫画家杨格(Art Young)一九三九年五月二日在《新群众》(New Masses)杂志上发文回忆说，在当时的英国，王尔德与诗人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等通过电报联名发去抗议，对美国工人罢工运动和被栽赃判刑者表示支持和声援^[6]。另又据斯里南(Dermot Sreenan)发表于爱尔兰《工人团结报》(Workers Solidarity)一九九八年春第五十三期上的一篇文章所言，王尔德会同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等联名签署请愿书，要求释放被判死刑的犯人^[7]。

对这一事件有过详细研究，并撰写了《支加哥无政府主义者殉道后的四十年》一文(此为《断头台上》第二部“自由血”第一篇)的巴金，应该是会知道的。倘是如此，王尔德在巴金心目中作为同情和支持安那其主义者及其革命运动的形象，也必然得到肯定。

又，在柏克曼一九一二年初版、一九二年再版的《狱中记》(Prison Memoirs of an Anarchist)扉页上，作者专门引用了王尔德的长诗《雷丁监狱之歌》(The Ballad of Reading Gaol)里面的诗句。与柏克曼有私交，并节译了其《狱中记》的巴金想必是读过，虽然他并不曾翻译这些诗句:

But this Iknow，that every Law

Thatmen havemade for Man，

Since first Man took his brother's life，

And the sad world began，

But straws the wheat and saves the chaff

With amost evil fan．^[8]

(但是这我知道:人们为人

制定的每一条法律——

自从一有人杀自己兄弟，

而世上的悲苦开始——

只是最邪恶的扇子，它扬去

麦粒却留下了麸皮。)(黄杲炘译)^[9]

巴金关注王尔德，并引之为自己政治诉求同情者的另一个佐证，也是有据可考的一个证据，是他一九三年一月翻译完克鲁泡特金《我底自传》后，在为该书所写的代序《给我底弟弟》一文中，盛赞安那其主义导师克鲁泡特金的高尚人格，并说:

王尔德称之为有最完全的生活的人。这个唯美派的诗人曾说:“我一生所见到的两个有最完全的生活的人是凡崙和克鲁泡特金……后者似乎是俄罗斯出来的有着纯白的基督底精神的人。”^[10]

像巴金这样从没把文学当回事，即便因发表《灭亡》而声名远扬也没打算要走文学的道路，甚至连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也没放在眼里，却对这位“唯美派”诗人并无恶感，就是“唯美派”三个字也说得那么平静，不能不让人觉得这其中灌注着某种或可谓之“知己”的情愫。

事实上，不仅是王尔德赞美克鲁泡特金，克鲁泡特金也曾肯定王尔德。

一八九一年，王尔德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一文中，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安那其主义思想。王尔德秉承安那其主义关于财产的思想，认为私有财产及其制度既不道德亦不公平(immoral and unfair)^[11]。那时，即便是在英国伦敦，大量的人也是饥寒交迫，到处是失业，社会治安恶劣，社会矛盾尖锐。王尔德相信，只要废除私有财产制，实行社会主义，每个社会成员就能共享普遍的社会繁荣与幸福(share in the general prosperity and happiness of the society^[12])。

王尔德认为，“社会主义”的价值还在于，它必然会导向“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13]。跟其他安那其主义者一样，王尔德也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他说，“任何形式的政府都会是失败之举”(All modes of government are failures)^[14]。

这里需补充的一点是，从上文可见，王尔德笔下的“社会主义”，并非马克思(Karl Marx)之所定义。安那其主义本来也是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来源，只是马克思摒弃了安那其主义去政府的思想，并在其他方面也作了修改。王尔德本人重视的也是其思想内涵，而非名称，所以他才说，只要变私有财产为公共财富，以合作取代竞争，社会肌体就能恢复健康，每个社会成员的康乐(wellbeing)都能得以保障，至于那样的社会是叫“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或任何其他名称都不重要^[15]。

王尔德无疑是受了克鲁泡特金等安那其主义者的影响。根据《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安那其主义运动:一八七—一九四”(Anarchism as amovement，1870-1940)词条显示:“在英国，爱尔兰诗人及剧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宣称自己为安那其主义者，并受克鲁泡特金的启发，撰有《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一八九一)。”(In England，the Irish poet and dramatist Oscar Wilde declared himself an anarchist and，under Kropotkin's inspiration，wrote the essay“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1891］．^[16])

而一九五年五月六日，克鲁泡特金在写给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的信中也肯定说，王尔德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写的是安那其主义问题(［□］that article that O．Wilde wrote on Anarchism)^[17]。

综上所述，王尔德的社会政治立场或说倾向，以及与克鲁泡特金等安那其主义者的关联，对于巴金选择翻译其作品，无疑有着极大的影响。

具体到文本，巴金也为自己翻译王尔德寻得“政治”的理据和支持。在《快乐王子集》的《后记》^[18]里，巴金援引R·H·谢拉尔德的话，说王尔德的童话贯穿着“一种对社会的控诉，一种为着无产者的呼吁，这使得《快乐王子》和《石榴之家》成了控诉现社会制度的两张真正的公诉状”。然后，巴金又援引英格列比的话说，这些美丽的故事同时也是“对于现社会制度的严正的控诉”。

不过，真正在文本中我们所能比较明显看到对现有社会制度“控诉”的，《少年国王》基本上可以算作一篇。王尔德通过即将登基的少年国王的三个梦境，借梦中为少年国王准备典礼衣袍的下层民众之口，表达了对上层统治者的愤怒和斥责。但国王终是国王，并因拒绝穿戴民众用血汗造就的王袍，而得到上帝的加冕。所以，按安那其革命者的标准来说，《少年国王》也顶多只能是勉强算得一篇。

反而是巴金打算翻译却没有结果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更符合身为安那其主义者的巴金的口味。巴金自己也亲口说了自己的确是喜欢这篇文章以及《狱中记》^[19]。只可惜，巴金在一九二年代和一九三年代都不曾动手翻译;一九四年代中期才承认喜欢，并打算翻译这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一份安那其主义的重要声明”(an important anarchist statement)^[20]的文章，但由于时局变化等原因，这一打算终究没能变为现实。个中曲折，亦值得研究者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