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年为安那其主义秉笔呼号，经过抗战期间一次次生死劫难，渐渐趋于沉静却依然执着于曾经的美好理想的巴金，在逃亡途中的一九四二年三月中旬，因为“大约”“只带了一本王尔德的童话集”，因为闲来“无聊”，便拿翻译作“消遣”，开始翻译起王尔德的童话来^[5]。这样断断续续，至一九四七年十月，加上王尔德的几首散文诗，巴金终于编成《快乐王子集》一书。然后，他又计划接着翻译和推出第二册《狱中记》(拟收录De Profundis〔通用译名《狱中记》〕和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通用译名《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后虽未果，却至少是有过此选择意愿。

可是，难道巴金真就因为“大约”“无聊”，便“消遣”出来这么一部《快乐王子集》，并还打算继续“消遣”《狱中记》么?问题当然不是这么“偶然”的。细读文本便可发现，巴金对王尔德的选择，仍是以“为人生”的功用目的为第一标准的，虽然一如抗战后期至国共战争时他的一些创作(如《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等)，对于艺术美的追求在这里也成为他选材标准的一部分。

当然，即便是第一标准“为人生”的功用目的，如今也悄然起了变化。过去，巴金的翻译选材绝大部分都是以社会政治为取向的，如安那其主义、抗日救国等;而现在，他曾经占主导地位的安那其主义社会理想更多被泛化为了一种博爱平等的道德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