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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译介活动常常是与其同类作品原创(或编辑活动)相呼应相配合的。在抗日救亡上更是如此。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和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之后，巴金逐渐将注意力转到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这一主题上来。

一九三二年六月，巴金在《海底梦》的《自序》^[50]里记述了自己在上海的住所和所有书籍被日本侵略者霸占，自己如何忍辱吞声前去故居搬运劫余的书籍:“有一次只要我捏紧拳头就会送掉我底性命。”巴金说自己“海”的“梦”——美丽的安那其主义之梦——“已经渗进了不少陆地上的血和泪了”，已变成为“血的海，泪的海”，“血是中国人民底血，泪是中国人民底泪”。但是，“血泪的海是不会平静的罢。那么这海底怒吼也是不会停止的。将来有一天它会怒吼得那么厉害，来把那些侵略者，剥削者的欢笑淹没掉”。

在《海底梦》里，巴金比较婉转地写出了中国人民抗击日军时英勇不屈的精神。该书以寓言的笔触，描写“我”响应奴隶出生的英雄“杨”的号召，誓死抵抗外来侵略者，保卫海岛家园，捍卫民族尊严。

而同时期，获得抗战意义的巴金的另一部小说则是《新生》。该作原本是《灭亡》的续篇，是申明作者安那其主义理想的。但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已经排印的将刊载《新生》的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新年特大刊”，连同该书手稿一起在日军炮火中化为灰烬。巴金愤怒之余，仅用了两个星期，不分昼夜，不顾酷暑，将这部十万字的小说重新写了出来:

那火烧毁了坚实的建筑，烧毁了人底血肉的身躯，但是它不能够毁灭我底创造的冲动，更不能够毁灭我底精力。我要来重新创造出那个被日本底爆炸弹所毁灭了的东西。我要来试验我底精力究竟是否会被帝国主义的爆炸弹所克服。

日也写，夜也写，坐在蒸笼似的房间里，坐在被烈火般的阳光焦炙的窗前，忘了动弹，忘了饭食，这样经过了两个星期的夏季的日子以后，我终于完成了我底纪念碑。这纪念碑是帝国主义的爆炸弹所不能够毁灭的，而它却会永久地存在着来证明东方侵略者底暴行。

我把这当作一个赌，拿我底精力来作孤注一掷，但是这一次我却胜了。^[51]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巴金前去日本，一九三五年八月回国。那时，日本帝国主义试图将中国变为其殖民地的野心愈加昭然，在其国内大肆进行军国主义宣传和愚民教育，为其全面发动侵华掠华战争制造舆论准备。巴金身居日本，把这一切看得清楚，却不顾局势险恶，撰文《支那语》《河马》等，对一些附和军国主义的日本文人和中国国内宣扬法西斯主义的文人予以抨击。如在《支那语》^[52](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日《太白》第一卷第九期，署名余一)中，巴金对杉武夫“……这样以共存共荣的对华政策却白白地招来排日打倒帝国主义的喊声作报酬”言论的批评。

又如在另一篇名为《河马》^[53](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漫画生活》第八期，署名余一)的文章中，巴金更是直接批评了中国国内有文人吹捧希特拉(现行译法“希特勒”)和莫索里尼(现行译法“墨索里尼”)的论调。巴金看到有报纸上发文说:“莫索里尼在三日之间将全意大利的自由思想家驱逐出境，希特拉在一夜之间烧毁了若干万的书籍。中国人也应该学学他们。”他撰文批评说，作者只是道听途说希特拉如何了不起，却并不了解他真正的面目，也不知道“希特拉正被人骂为欧洲的刽子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手”。巴金预言，希特拉必然会断送德国，因为“人类决不能用疯狂来完成伟业”。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始，日本对中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日，巴金撰文《只有抗战这一条路》^[54]，大声疾呼:

芦沟桥的炮声应该把那般所谓和平主义者的迷梦打破了。［……］我们每次的让步只助长了敌人的贪心，使自己更逼近灭亡。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了。这就是“抗战”!“屈服”(或者说得漂亮点，“和平”)不是一条路，那只是一个坑，它会把我们活埋的。

［……］让我们的“抗战”的呼声高高地响起来!要全日本国民都听得见我们的呐喊!我们要用四万五千万人的声音答复在那边人们对我们的侮蔑。

许多人知道我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有人说安那其主义者反对战争，反对武力。这不对。倘使战争是为反抗强权反抗压迫而起，倘使这武力是得着民众的拥护而且保卫民众的利益，则安那其主义者也参加这战争拥护这武力。只要这武力没有背叛民众的时候。

这一篇文章充分展示了作为安那其主义者的巴金对于战争的看法，表达出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和置民众利益于首位的态度，以及对侵略者的愤怒和声讨。他这样的表态，对当时的抗日救亡军民也必然是一个极大的鼓舞。陈思和、李辉总结说:“他把反强权、反侵略与保卫民众利益三者统一在抗日运动之中，实际上也正是作家世界观里无政府主义、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三者的髙度统一。”^[55]

此外，巴金还发表、出版了大量的文章以及小说、文集等，如《发的故事》《旅途通讯》《感想》《无题》《控诉》等，批判国内的投降主义，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种种暴行，鼓舞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这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有《火》三部曲(第二部、第三部分别又名《冯文淑》《田惠世》)。

这三部曲里，巴金借助故事人物之口，表达出自己激情满怀的爱国热情，抗战必胜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和为抗战无所畏惧、无怨无悔的牺牲精神。如第一部里，周欣对她母亲所说:“这次是全国抗战，全民抗战。”“我们只要有一点力量，就要用一点力量来抗战。我们不达到目的，战争就不会停止。”^[56]刘波对素贞所言:“只有我们民族是要活下去的，我们民族是不会灭亡的。我们的抗战会得到胜利的!”^[57]在第二部里，曾明远和冯文淑都同时表达出为革命牺牲的决心和勇气。前者说:“即使为抗战牺牲生命，也是值得的。”后者也接着说:“我就愿意为抗战牺牲我的生命，我觉得这是一件美丽的事。”^[58]而抗敌战士王东，身负重伤，在临终时也说:“二十五年，全完了。……请你们写封信告诉我家里。……你们不用难过，我总算为抗战尽过力……我不后悔……”^[59]第三部虽然不如前两部“宣传”目的那么明显，巴金仍是借了素贞的口说:“在这个时代死一两个人也是很平常的事。不过为了抗战牺牲，也是很有意义的。”^[60]

不过，巴金对自己这个三部曲并不满意。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在第二部的“后记”^[61]里，巴金说:“这是一本宣传的书，但也是一个失败的工作。”但他接着又说:“为了宣传，我不敢掩饰自己的浅陋，就索性让它出版，去接受严正的指责。”意思是说，尽管它算不得好的文学作品，算不得正经的小说，但自己的目的就是要宣传抗日，所以就算招骂，也要将它出版出来。其理由巴金也说得清楚:尽管自己是一位安那其主义者，“但我仍然是一个中国人，我的血管里有的也是中国人的血。有时候我不免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事情，发议论”。不仅如此，巴金还刻意要些这样的作品，作为一面镜子，来照一照那些只知道坐在书斋里说风凉话的“研究者”的“尊容”。

巴金关于抗战的言论与活动远不止上面这些，不过单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了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巴金将大量的创作精力都投入到抗日救国中来，而自己曾经大肆宣扬和苦苦追求的安那其主义理想，则只是偶或隐约其间了。

[1]现文引自巴金:《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巴金全集》(第十八卷)(《集外编》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14—17页。

[2]巴金:《“再见罢，我不幸的乡土哟”》，《海行杂记》，上海:新中国书局，1932年12月，第5—7页。

[3]若克尔:《西班牙的斗争》，巴金译，美国旧金山:平社出版部，1937年10月，第11—12页。

[5]若克尔:《西班牙的斗争》，巴金译，美国旧金山:平社出版部，1937年10月，第26页。

[7]巴金:《前记》，《西班牙的斗争》，若克尔著，巴金译，上海:平明书店，1939年4月改订五版，第2页。

[9]收录于《巴金译文全集》第八卷时，另补入了一篇《给逝去的亲爱的人》，作者为杜鲁底的妻子艾米琳·莫林。(见巴金:《巴金译文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第325—326页。)这里，笔者因暂缺其他改订版本，故仍以1938年8月上海平明书店版本为据。

[10]吕狄格尔:《布埃文土拉·杜鲁底的生平》，《战士杜鲁底》，高德曼等著，巴金编译，上海:平明书店，1938年8月，第4—9页。

[11]非德利加·孟蔡尼:《纪念杜鲁底同志》，《战士杜鲁底》，高德曼等著，巴金编译，上海:平明书店，1938年8月，第10—14页。

[12]加尔西亚·阿利威尔:《向杜鲁底致敬》，同上书，第15—16页。

[13]爱玛·高德曼:《杜鲁底并没有死》，同上书，第17—23页。

[14]奥古斯丁·苏席:《我和杜鲁底的第一次会见》，《战士杜鲁底》，高德曼等著，巴金编译，上海:平明书店，1938年8月，第24—27页。

[15]D·A·桑底洋:《一个不死在床上的将军》，同上书，第28—29页。

[18]H·E·加闵斯基:《一个英雄的葬仪》，同上书，第38—44页。

[19]巴金:《前记》，《战士杜鲁底》，高德曼等著，巴金编译，上海:平明书店，1938年8月，第3页。

[21]奥古斯丁·苏席:《西班牙》，巴金译，《巴金译文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第357—364页。

[22]奥古斯丁·苏席:《西班牙》，巴金译，《巴金译文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第365—368页。

[23]奥古斯丁·苏席:《加米洛·柏尔奈利》，同上书，第369—373页。

[24]菲德利加·孟蔡尼:《送别国际队的志愿兵》，《一个国际志愿兵的日记》，阿柏尔·米宁著，巴金译，上海:平明书店，1939年4月，第43页。

[26]《巴金译文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第424页则只说“改订出版”，并未说是第几版。李存光《巴金研究资料》(中)(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2月)第778页说“改订五版”。笔者因暂未查到该书其他版本情况，故暂且遵循一九三九年四月平明书店版本“改订五版”一说。

[27]罗塞利:《西班牙的日记》，巴金译，上海:平明书店，1939年4月改订五版，第8页。

[30]罗塞利:《西班牙的日记》，巴金译，上海:平明书店，1939年4月改订五版，第13页。

[33]A．T．:《加尔洛·罗塞利——真正的反法西主义者》，同上书，第2—4页。

[35]《巴金译文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第446页，以及李存光《巴金研究资料》(中)(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2月)第778页均说“改订再版”。笔者因暂未查到该书其他版本情况，故暂且遵循1939年4月平明书店版本“改订再版”一说。

[36]A·苏席:《巴塞洛那的五月事变》，巴金译，上海:平明书店，1939年4月改订再版，第24页。

[39]巴金:《致树基(代跋)》，《巴金全集》(第十七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556—557页。

[40]加斯特劳绘:《西班牙的苦难》，巴金编:《巴金选编配文反法西斯画册四种》，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10月，第34页。

[41]加斯特劳绘:《西班牙的苦难》，巴金编:《巴金选编配文反法西斯画册四种》，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10月，第36页。

[45]加斯特劳绘:《西班牙的苦难》，巴金编:《巴金选编配文反法西斯画册四种》，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10月，第31页。

[46]巴金:《致树基(代跋)》，《巴金全集》(第十七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558页。

[47]幸门绘:《西班牙的曙光》，巴金编:《巴金选编配文反法西斯画册四种》，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18页。

[49]巴金:《前记》，幸门绘:《西班牙的曙光》，巴金编:《巴金选编配文反法西斯画册四种》，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10月，第55页。

[50]巴金:《自序》，《海底梦》，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1月，第1—3页。

[51]巴金:《自序》，《新生》，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9月初版、1951年6月二十三版，第5—6页。

[52]巴金:《支那语》，《点滴》，上海:开明书店，1935年4月，第33—35页。

[54]巴金:《只有抗战这一条路》，《中流》1937年8月5日第二卷第十期，第532—533页。

[55]陈思和、李辉:《巴金研究论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第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