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西班牙问题小丛书”的第三册是《西班牙》，作者奥古斯丁·苏席(Augustin Souchy)，一九三九年四月上海平明书店初版。该书内收作者三篇发表于三个国家不同刊物上的文章，也是巴金的一部编译作品。

第一篇文章《西班牙——一九三六年七月到一九三七年七月》^[21]，讲述西班牙革命发生发展的起因和过程。至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国内独裁势力得着教士和外国法西斯主义者的协助，企图再次建立法西斯主义政体。于是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工人、农人、民主党人、共和党人、社会党人、共产党人、工团主义者以及安那其主义者再次联合起来，组成反法西斯主义者阵线，共同与之作战，因为“这个共同的敌人危害着他们的自由”。然而，反法西斯主义者阵线内部由于革命理念、国家未来前途思考、政治利益等分歧，所有严密的政党站一侧，劳动者的组织、工团与安那其主义者站另一侧，从而使得联盟力量被削弱。作者说，反法西斯的战争一旦结束，劳动阶级将不可能再以曾经的资本主义共和制为满足，整个西班牙也将要求一个更公正的社会制度。唯其如此，西班牙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

第二篇是《西班牙进入一九三八年》^[22]。由于国际法西斯主义的一旁支持，原先西班牙反对国内法西斯主义独裁的内战，演变成更广泛的反对外敌侵略的战争。在这场持久的战争中，“党派的单独的口号让位给反法西斯蒂各党派的共同斗争的新口号，共同的倾向与旗帜代替了各党派的倾向与旗帜”。安那其主义者及其领导者们也都参加军队，“承认了妥协，接受了军事化”，中止了反对军事训练的斗争;“承认国家的权力”，停止安那其主义者“传统的反对一切国家组织的斗争”，甚至“参加了内阁与政府合作，以争取反法西斯蒂战争的胜利”。为了反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安那其主义“准备牺牲一切”。不过，作者又说，“我们希望别人不要以为我们在理想方面让步便是我们能力薄弱的表现”;“纵然我们现在不提起我们的最终的目的，我们也绝不会放弃它们”。而且即使是在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安那其主义者也反对“全能国家”，要“防卫各党派和各种反法西斯蒂组织的绝对平等的权利”。

第三篇《加米洛·柏尔奈利》^[23]是为纪念作者年轻的友人、革命战士加米洛·柏尔奈利而写的。在作者眼里，柏尔奈利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光明磊落的人，在他身上充满着“对于人道自由与正义的理想的热诚”。柏尔奈利并不是一个安那其主义的信徒，但他心胸宽广，他的战斗目标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解放”，整个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的解放才是他的目的”。因此，准确地说，他更是一位国际主义者。这一点，也恰恰与安那其主义者的理想相吻合。所以，他参加了西班牙战争，并为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巴金选择翻译这三篇文章，是有着明确用意的。在第一篇文章中，巴金想要传达的是，只有团结一致，才有可能在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取得真正的胜利。第二篇文章，则最是表达了巴金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立场和坚守的理想与信念。民族存亡关头，最首要的任务当然是救国，但这并不表明就真的放弃了自己的安那其主义，只不过是暂时的延宕罢了。巴金及其他的安那其主义者所经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以及他们不计报酬(如巴金，根本就不领报酬)全身心的投入，就是他们理想主义的具体实践。第三篇文章中，加米洛·柏尔奈利这一国际主义战士的形象，也是寄寓了巴金解放全人类被压迫无产阶级的理想主义愿望。

总之，巴金翻译这本书，就是要给当时国人以鼓励，以参考，同时曲折地表达出自己的愿望。如他在全书的译后记里所说:“南欧的西班牙在地理上固然和我们相隔甚远，但是它的命运和抗战中的我们的命运却是联系在一起的。愿我们牢记着西班牙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