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三年代初开始，日本逐渐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国内矛盾重心逐渐向亡国亡种的民族矛盾转移。众多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包括各种不同政治信仰的团体和个人，都将目光和注意力投向这一首要矛盾和问题。也是在这种情形下，尤其是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从发表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五日《中流》第二卷第十号上的《只有抗战这一条路》开始，巴金一改之前密集于安那其主义的兴趣，从创作到译介，都大部分转到爱国救亡、反抗法西斯侵略和鼓舞人民斗志的问题上来。

不过，关于爱国主义问题，巴金却是有过不同态度的。一九二一年九月一日，十七岁的巴金在《警群》第一号上发表署名“芾甘”的文章《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1]。在该文中，巴金对所谓“爱国主义”大加鞭伐。他认为，整个人类，除开那般“没良心的军阀政客”，没有不反对和诅咒战争的。如果考察一下战争的起源就会发现，这根源便是“爱国”。

自从“兽欲时代”产生了国家后，就有所谓“爱国主义”出现，其原因，其作用，无一处不是作伪、自私、自利。这一国的政府想扩充它的土地，不惜牺牲人民的性命去发挥它的兽欲，叫人民去给它侵伐别国，若是打胜了，只有那般军阀政客享快乐，打败了，几百万的军费哪一些不是平民的脂膏?到底于平民有什么利益?可怜的平民，他哪里知道所谓爱国主义就是杀害他们最亲爱的父子兄弟姊妹的武器呢?

巴金设想了一种大同世界的和美景象:“假使人类互相亲爱，欢欢喜喜的一伙做事，哪里还有战争呢?”这也正是安那其主义者的社会理想，天下一家，自由平等，和睦共处。所以，巴金引用托尔斯泰的话道:“爱国主义者，杀人之制造场也，其所练习者，杀人之术也，其所讨论者，杀人问题也，与平民生活无与焉。”

巴金为什么如此强烈反对“爱国主义”呢?首要原因，是因为安那其主义本身就是否定国家和政府的。它否定强权，而追求无拘无束的大同社会。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在巴金那个时代，国内国外，战乱纷纷，包括在巴金故乡成都，巴金曾亲眼所见战争在家门口打响，军阀为你争我抢，当街杀人。加之历史上也不乏诸侯、王国之间，为争夺种种利益，假以“爱国”的名义，互相厮杀，而使民众为炮灰。这些都更加强化了巴金对于国家机器的反感和憎恶，他对于被利用来为某部分人谋利益的“爱国主义”痛加斥责。

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巴金不爱自己的祖国呢?当然不是。他不爱的只是国家机器，他反对的只是被人拿来贩卖的“爱国主义”。一九二七年一月，在前往法国的船上，巴金借用俄国民粹主义革命者妃格念尔的诗句为题，曾写下《“再见罢，我不幸的乡土哟”》^[2]一文。文中，巴金满怀深情地吟唱道:

再见罢，我不幸的乡土哟，这二十二年来你养育了我。我无日不在你的怀抱中，我无日不受你的扶植。我的衣食取给于你，我的苦乐也是你的赐与。［……］

这里有美丽的山水，肥沃的田畴，同时又产生黑暗的监狱和刑场。在这里人们拼命在从事残酷的斗争。在这里人们在吃他的同类的人。——那许多的惨酷的景象，那许多的悲痛的回忆!

哟，雄伟的黄河神秘的扬子江哟，你的伟大的历史在哪里去了?这样的国土!这样的人民!我憎恨你!

再见罢，我不幸的乡土哟!我爱你，我又不得不恨你。

这份对故国爱恨交织的深情，必然只能是出自一位爱之弥深恨之弥切的赤子之手。而事实上，巴金此去法国，却是要寻找安那其主义真理的，因为法国是当时世界自由民主思想最活跃，安那其主义者最集中，也相对最为开明的国家。

这种看似矛盾的爱国情怀与对“爱国主义”的贬斥，忧国忧民的热血与安那其主义的理想追求，是如何在巴金身上和谐一体的呢?

其实，思国怀乡至少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一个重要基因。这基因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怀乡不一定要爱当局统治者，怀乡很多时候更多只是对故园的一种心理依恋。它是地域的和情感的。而“爱国主义”则常常是党政的，是为某特定政治集团或统治者服务的。人们常常将对故土依恋式的爱国与为某政治集团服务的“爱国主义”二者等同起来，当政者也乐意顺水推舟，甚至强化这样的宣传，并贬斥甚至惩罚违反他们认定的“爱国主义”的行为。这种“爱国主义”，具体来讲，也即是以他们为代表，并最终为其集团服务的政权机构和政治理念。只要不“爱”他们就不是“爱国主义”，不爱国就是与“人民”为敌——他们的“人民”也就是他们所界定的符合其特定政治规范的抽象概念化的国民。一旦我们明白统治者与国家二者并不具有同一性时，我们便会发现巴金的爱国情怀与对“爱国主义”的否定二者之间并不矛盾，而且是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并行不悖的。即便按照安那其主义者的理想，政治意义上的国家消亡了，广义的爱国情怀——即故园恋情仍是可存在的。这个时候的人已从政治意义上的存在还原为自然意义上的存在了。

所以，当安那其主义运动在当时的中国益愈式微，亡国灭种的民族矛盾骤然迫切时，当自己生存的家园遭受外敌践踏蹂躏时，巴金尽管对自己所钟爱的理想依依不舍，至一九三七年十月仍以美国旧金山平社出版部名义(然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又由重庆平明书店刊印)出版安那其主义战斗檄文《告青年》，一九三九年五月修订再版克鲁泡特金《我底自传》，一九三九年六月热情洋溢地为朱洗翻译的克鲁泡特金《互助论》作序等，毅然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声讨和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鼓舞民众战斗意志，坚定其必胜信心的译介与创作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