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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家巴金研究
1.6.3.3

一九三二年春,巴金从上海南下福建晋江,去黎明中学拜访同为安那其理想主义者的朋友。在那个地方,顺朋友之意,去看望了一位精神失常的女孩。女孩端庄秀丽,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因为父亲强迫她与自己不喜欢的男人结婚,不许她继续上学,而被逼疯。对于这样的事情,巴金自己老家里就有活生生的例子和血的教训。他回到上海,于同年五月,一口气写下了与尤利·巴基《秋天里的春天》有异曲同工之妙,却有着更广泛社会政治意义的《春天里的秋天》。

这篇小说里,巴金讲述了一个中学生郑佩瑢与学校新来的英语老师林相爱的故事。郑佩瑢虽然得到家庭允许外出求学,但在婚姻方面却没有自主权,加之她缺乏足够的勇气与封建父权制进行抗争,最后这场浪漫的爱情故事必然要以悲剧结束。后来,她屈服于父亲的逼迫和要打死自己的恋人林的威胁,而不得不与另一个与自己并不相爱的男人订婚,并最后郁郁而终。

这里的故事,是受了精神失常少女事件的触动,却主要又是以一位巴金现实生活中的朋友,翻译家、散文家郭安仁(笔名丽尼)的浪漫爱情故事为蓝本,只不过故事的结尾改为了悲剧,而现实中的原型却终于获得幸福,与女孩结为伉俪,一直到“文革”的一九六八年夏,被关进“牛棚”的男主人公被迫害致死,故事才被掐断。

巴金通过这一悲剧的爱情故事所要表达和传递的,却是一种他认为尤利·巴基《秋天里的春天》所缺失的反抗精神。他在《春天里的秋天》的《序》[54]里这么写道:

悖谬的社会制度,不自由的婚姻,传统观念的束缚,家庭的专制,不知道摧残了多少正在开花的年轻的灵魂[……]

《春天里的秋天》不止是一个温和地哭泣的故事,它是一个整代的青年的呼吁。我要拿起我的笔做武器,为他们冲锋,向着这垂死的社会发出我的坚决的呼声:“J’accuse”(我控诉)来。

在这序言里,他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写作的动机和目的:

我的许多年来的努力,我的用血和泪写成的书,我的生活的目标,无一不是在帮助人,使每个人都得着春天,每颗心都得着光明,每个生活都得着幸福,每个发展都得着自由。

据一九七八年七月十四日,巴金在他的创作回忆《关于〈春天里的秋天〉》[55]里讲,写完《春天里的秋天》初稿时,一时没想好小说的题目,因为译著尤利·巴基的《秋天里的春天》刚在《中学生》月刊上连载完毕,正准备给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于是突然“灵机一动”,给自己小说起了《春天里的秋天》这个名字。不仅如此,这部小说的序文也是仿照尤利·巴基的调子来的[56]

巴金这部《春天里的秋天》后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瑞典语等多种文字,其中最有象征意义的语言即是世界语,译者也是资深的世界语学者、翻译家李士俊。